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近代考古学开创者之一，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为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提出了全局性的指导。他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古文明进程三阶段”“国家形成三种模式”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和指导意义。《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是苏秉琦先生的长子苏恺之从家人的角度回忆父亲的一生，记述了苏秉琦先生的家庭生活和学术活动，通过自己的回忆和对苏先生遗留下来的手稿等，展现了一个考古学家的足迹历程和他的时代，其中披露的大量资料是以往从未发表过的，对研究考古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恺之编著的这本《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对他青年家庭富足，中年经历沧桑，晚年学术成熟的人生脉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祖上和李士曾家颇有交往，家中富饶，父亲对他这个老儿子寄予厚望；青年时北上求学，师从徐旭生，走上了考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开始了学术上的储备；“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相继离去，思考却未停止；老年时，厚积而薄发，科研和教育成果丰硕，《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公一生的经历过往，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公同一时期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情怀和精神风骨。

自序——写在父亲投身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

前篇

 最早的童年记忆

父亲是属鸡的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不分家的“分家”

北上求学：他的第一次抉择

给冯玉祥讲课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娃娃亲

斗鸡台：他在梦里喊的名字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立业成家：举迁北平之喜

抗战情结之一：韩振江去“那边”了，我们的热血曾一起沸腾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如诗如画黑龙潭

黑龙潭：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清贫却快乐着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而立之年读“天书”

至交校友俞德浚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小家，大家，国家

与一对农民夫妇的情谊

胜利了！

“月是家乡圆”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我们能回北平了

中篇

 再回北平

金秋团聚北平

西直门大街26号：文人荟萃的家园

赞扬生命之一：花草和精神世界

北平城解放  留在大陆：他的第四次抉择

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差事：买报纸

莫逆之交王天木

倍加推崇裴文中

德国友人傅吾康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母亲自立梦的破灭

妙手灵心白万玉

抗战情结之二：韩振江回来了

真正的分家

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到北大教书

求真不易

忍辱负重

 当个做学问的人

认真做学问的人

“香且醇”才是最好：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我的腰板是直的”：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问心无愧，自有良知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业务灵魂之一：“学会读书，学会和作者对话”

业务灵魂之二：“学会运用事分为四”

识别好马，志在四方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苦涩与不安

 暴风雨中

抄家  画在烟盒上的素描图

居住空间压缩，精神空间还在

赞扬生命之二：雷雨过后必有光明

学会忘却

父亲给我的第二个差事：探望徐老伯

爱国、爱民族、爱文化

父亲给我的第三个差事：“去看看你三伯父吧”

清高，尊严

低头才好爬山，你就老实干活吧

区系类型理论

求索“石峡文化”

业务灵魂之三：学会工作方法

幸福，知足

忘却了吗？

“双达”勇士

后篇

 呼喊始于年七十

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考古为“大政治”服务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离开北大，谢幕讲坛

“世界的中国”

三星堆：“真正的巴蜀”

师生情同父子

难忘的1985年

搬到昌运宫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我更喜欢勇往直前的精神”

喜见科普工作已起步

辽西的考古事业

考古先驱李济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人老念故情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告状信”

八十忆孟真，谈学科建设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长者为尊：白寿彝

谁先到达美洲？

桑干河，东方文明的一个摇篮

槐树，涿鹿

西周燕下都遗址的小典故

难忘的1994年

《圆梦之路》发表前后

天地君亲师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前后

张光直与许倬云

对“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学术情结

对生命的总结

遗嘱

 余音绕梁

魂归大海

母亲离去

余音绕梁

后记

黑龙潭：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父亲准备好了我们的居住地——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的清水龙潭东面的小山坡上。现在黑龙潭已是著名的公园游览区了，那时则是个道教的重要庙宇，大约有50个道士居住在小山坡处的“上观”，也有少数道士住在下面的“下观”。我们家就在下观对面隔着“清水龙潭”的薛尔望祠堂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年多，我的弟弟悌之和妹妹慎之、怡之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虽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抗日战争前途未知，生活条件极度清贫艰苦，但这里确确实实给了全家人难忘的快乐时光，也让我度过了最珍贵的金色童年。

这个祠堂有主厅，三个墙面都竖满了赞颂的碑石，两边是侧房。院子的朝向和其他地方不同，主厅的朝向是西面的清水龙潭。院子里除了种植的兰花草外，还有四棵树：樱桃、石榴、海棠和一棵“痒痒树”。其中前三棵都能结出丰满的果实，或许是有纪念薛公的含义吧。

那时候这个院子，是游人常来观光瞻仰的场所。最能引人注意的是那棵“痒痒树”，用手慢慢摩擦一会儿树干，顶端的树叶和树枝就会摇动起来，据说是薛公的魂灵还在这里。

在主厅和右侧房之间，有个小的过门，门里面又是一个小院子。这个院子是一个中年道人和他徒弟两个人的住所和菜地。两个道人的任务就是看管这个祠堂。游人多时，徒弟在院子里摆小摊出售他们拓的各种石碑拓片，同时经营着山脚下清水龙潭湖南侧的小茶馆。由于市区里的人为躲避敌机轰炸“跑警报”而常来此地，生意还算兴旺。

两排面积不大的侧房空闲着，就租借给了研究院的职员。我家住在北侧房，南侧房是两位单身汉。1979年，我看到祠堂已自然塌落，游客很少，“痒痒树”也枯干了。到了90年代，那里已把旧房拆除，杂草丛生。现在几乎没人知晓，更无人观光了。只有山下的坟墓依旧，望着世间的巨变。

父亲已经添置好了最基本的家具，有长条木板床、几个凳子和一张吃饭小桌，还有做饭用的炊具和日用品，例如那时挺贵的手掌大的玻璃小镜子、煤油灯等。第二天，父亲请俞德浚伯伯的妻子俞伯母来我家里，指点如何点燃和使用这里烧木炭的小炉子，它是用泥巴打制的，用于烧水做饭以及取暖。自此，两个家庭成了世交，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俞伯母对我母亲说：“我没想到，秉琦兄竟然是这么细心的人，连酱油醋瓶子都准备好，还给打满了。”那时，玻璃瓶子也是稀罕物件。

俞伯母还特意告诉母亲：你家不需要买肥皂啦，看，你家院子前方有这棵皂角树，到了秋天会结出许多皂角来，你把它撮泡到水里就能洗衣服了。又说：你们每天都能喝山下“珍珠泉”的泉水，那水很甜啊。  “七七事变”后，有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北郊的“龙头村”，是西南联大的主要集中地之一，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如钱临照、赵九章、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等。报载，冯友兰的旧居，梁思成、林徽因自建于此村的“三间房”旧址等现已找到。而北平研究院则集中在黑龙潭南边的“蒜村”西侧（此地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一个生物制品公司），有严济慈、钱临照师生为主的物理学人员和历史学界的徐旭生及我父亲等在此工作。此后，历史所又在东南方向的落索坡驻地，建了简陋房子。而植物学界的俞德浚、蔡希陶等人则居住在蒜村与黑龙潭之间的植物园里。

我长大后知道，北平研究院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比我父亲年长，所以我自幼便知道要称呼他们为伯伯，而称叔叔的人很少。再以后我又注意到，绝大多数人都是喝过洋墨水的，没喝过的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出过国。唯独我父亲，从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

这些知识分子们在黑龙潭“自行加压”，自觉地做着可以做的工作，谱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徐旭生和父亲的办公室起初是租借了上观里主殿的西厢房的楼上，和另外一两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这里是现在游人必然会去的唐梅宋柏庭院，正面是大雄宝殿。西厢房前还有一棵生长良好的高大的茶花树（明茶），它和唐梅宋柏并称为“三异木”。

父亲回忆道：“每当茶花盛开时，我开窗就能闻到它独有的气息，我站在木走廊上伸手即可轻轻触摸到鲜亮洁净的花瓣，早上还能看到珍珠般的露水，真是难得的享受。”我们在昆明的时候，这棵茶花树下端的枝杈生长良好，但它下方的几个枝条已在80年代后因衰败而被砍掉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惋惜地说：“这是自然规律啊！”

P52－56

2014年，适逢父亲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母亲诞辰一百零三周年，也是父亲参加陕西考古发掘工作八十周年。本书的问世是我们子女对父母的最好纪念。我们以此书，向各个时期和各种环境下，对父亲母亲、对我们这个家庭给予过多方关切和帮助的友人、单位，致以由衷的感谢：没有你们营造的良好环境，就没有苏秉琦的人生和成绩。

往事如烟，中国考古学历史的篇章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一代代新人在以创新理念继续前进时，还会提及父亲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是让我们子女最为感激和震撼的。父亲把他的生命融入了所热爱的中国考古事业；离世后，事业洪流中仍流淌着他的生命。生命在事业中永存，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子女愿把这些欣慰和收获，连同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让大众对这个考古工作者爱国、爱民族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也以此书告慰慈祥的父亲母亲：辛劳了一辈子，你们可以安息了，就像走在你们前面的诸多可敬的老前辈那样。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孕育一动笔一迷茫一加速的过程，说来话长。十七年前父亲离世后，我们子女很是忙了一阵：给几个单位挑选所需的照片并注明日期地点；捐献家里的书籍期刊、重要的家具，交接时对那些有故事背景的遗物做说明；为出版纪念文集，郭大顺和高炜先生要我们提供父亲前半生的活动素材，为此我们取得了老家高阳县文物保管所的柴春芳、北师大校史办公室王淑芳的支持，得到了许多珍贵资料，又写了纪念性文章；把父母的重要遗物送交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正在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为了让年轻人知道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撰写了很多文字材料。

这期间，我弟弟受到他岳父家续写家族史传统的启发，有意常和母亲聊天，果然听来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往事，并做了记录，这使得我们对父母在50年代之前的事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比弟妹们大5到8岁，原本比他们知道得多，也就接受得更多、更细致些，我也好奇地和母亲核对、追问一些细节。未曾料想，这些琐事成了本书前篇的重要素材。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翻阅着近千张旧照片、数百封来往信件，从中看到了父亲的活动轨迹，幸好他对重要照片附有简单的注释。他的笔记本和许多不成文的纸片，也记录了他的行动和心思。与此同时，我也利用尽可能的机会，去了父亲生前去过的许多地方：平谷、琉璃河、易县、阳泉和蔚县等，在与当地人们的交谈中深受感染与鼓励。2009年初，在开始准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大会的讲稿时，这许多往事渐渐联想并串接在一起，在我心中逐渐明朗，我开始觉得，我可以也应该，以父亲的一些照片、手札为“准心”，写出几篇专题性的怀念文章，比如关于父亲的家庭、昆明的记忆、父亲的挚友、父亲和北大等。纪念活动进行时，我受到启示，又萌生了把父亲的一生写成书的想法。回京后和友人谈起，他们持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我这个学理科的门外汉，必须先看一些名人的自传或传记，有了样板再做构思，找出版社协商后再动笔；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样会有副作用，增添写作的思想束缚。我采纳了后者，不去看那些样板而“一意孤行”。从2009年冬季开始不分日夜，钻在父亲的手稿、信件和照片堆里，把每时每刻回想起来的极其零散的大小情节、故事、人物，以及我的所见、所闻、所想，以自然小段的形式一一写出，再做连接。到2011年年底，已有了近十六万字、约七十个自然节的散碎素材。写作过程中，我对父亲的一生逐渐有了轮廓性的新体会，但又强烈感到，远未触及父亲学术思想的精髓，也未能深入理解他宽容的心地，对他的叙述显得粗浅、零散，头脑里涌现出了许多问题想再问问父母，却已无奈。我也曾把这些素材拿给几位友人阅读，他们都觉得我写作的初始就缺乏目标、提纲，各章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是十足的“自由散漫体”，让读者阅读如此琐碎凌乱的原始性素材，难以对苏秉琦做出总体概括，也就难被出版社接纳。此时又正逢右手有疾，不能握笔，写作竟然搁浅了一年多，内心极度苦恼。但是，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一再激励、触动着我难以平静的心。

有的老学者离世后，生前许多文字材料被家属轻易或无奈地处置了，这绝非主人本意。我父亲曾讲过佟柱臣研究员，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研究所工作，这和裴文中先生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文凭唯高的环境里，他自然是默默努力工作，自己认可自己，忠厚待人，忠于学问，直到三十年后才逐步好转并取得瞩目成果。前几年老人去世后，他遗留的大量文稿由他女儿来继续做整理。他女儿的奋斗精神令我景仰。

李晓东先生与我们素不相识，却让我们很感动。他把我父亲1964年在一个文物保护会议上的发言整理了出来，让更多世人知道，我父亲在那时就首次提出了大遗址的概念。这启发了我，必须认真善待父亲书房里的资料，尽量公之于世，少些损失。

一些展览和网上的文章，使我深有感触。在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所喜气洋洋地成立，人心一致，积极组织力量尽早出野外，可有的文章只说那时人员来路多、情况复杂等。又如，有人说建国前北京和南京的考古是两个派系。这样讲固无不可，但读者会误以为两者不容。据我所知，这所谓的两派在五六十年代是相敬如宾、配合很好的。这更让我意识到，发生在我家里的许多小小往事，如果我不把它写在纸上，随着时光流逝，必将烟消云散。

怀着对父母的思念，我去了沈阳、东山嘴和牛河梁，去了瓶窑和良渚遗址，去了泰山和大汶口，去了铜绿山，去了夏县、侯马、太原，去了成都、上海、南京、广州、福州，感受父亲当年的足迹和心迹。我见到了不少人，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但也有许多我原本想见的人竟然已匆忙地离去了。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2013年初，我到长春地震部门出差期间，拜访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见到了赵宾福教授。他是张忠培先生的高足。我惊奇地看到，在他办公室醒目的位置挂着我父亲1988年参加他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与其同门同届研究生的合影。闲谈中我请赵教授简单地翻看了书稿前半部分素材。他认为：你不是写“苏秉琦传”，也不是写“苏秉琦学术思想史”，因此可以不拘泥于格式。后来他又在邮件里更加明确地说：“你就是要从生活、从家庭的视角来写，从他作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师长、朋友、公民的视角来写。这种如实的、写真的、以素材为主的‘原生态’式的写法，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著作将为更多的人日后研究苏秉琦、认识苏秉琦、评价苏秉琦，提供一份难得的属于学术之外的珍贵材料，而恰恰是这部分材料才最有可能帮助大家找到‘苏秉琦之所以能够成为苏秉琦’的真正答案……”

上述种种事件让我明确认识到，书写父亲的心迹与足迹，这是对父亲的一份爱，更是回报社会的一种责任。我于2013年春又回到了键盘前，专心做这件事。父亲给了我生命，如今我该用我生命的一小部分为父亲再做些事情，这是父亲没有交代给我但我该自觉去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记住了赵宾福教授的嘱咐：务必注意内容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我对记忆深刻的情节描述得很细致，例如对王振铎先生在我家里谈话细致的描写，源于我对他的崇拜，而且他的话语很容易被我接受，事后我还从父亲那里进一步得到了消化理解；而徐旭生先生、俞德浚先生的许多重要谈话，我能理解的很少，因此写作时只能慎重选择，粗略记述。有的历史事件如1945年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生物学界在50年代大力推行米丘林和李森科学说活动等，我年幼时只是模糊地听说，了解极少，在写作时查阅资料后稍作叙述。再有就是父亲在家里的许多谈话，几乎全是事后的回忆，难免有偏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凡是我觉得比较肯定的近于原话的，加了引号，而只是其大意的则未加引号，叙述大概。有些和学术关联较密切的话语我尽量和他的文字材料相对比，防止出现大的偏差。下篇收录了许多父亲的手札、散页等资料。从有了复印机之后，他常把一些重要信件在发出之前留下复印件，这就让我得以引用原文，还原事件更加真实可靠。

在写作的紧要关头，2014年4月26日，我有幸参加了陕西考古学会在宝鸡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会间意外而兴奋地见到了久违的徐旭生老伯的子女王忱和徐桂伦。他们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去了徐大伯当年科学考察的地方，对当时中外第一次科学考察做翔实的调研，最后写成《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出版）。同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罗宏才教授，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调研了陕西省考古的历史，最终写成洋洋六十万字、照片四百余幅的《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意识到，对于当时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工作和业绩，现在的人了解甚少，以往出版的权威书籍也叙述有限且有偏漏。这两本书补充了以往出版著作的空缺，都是我的好榜样。回京后，我再接再厉“冲刺”了四个多月，终于在2014年9月完成初稿，然后整理图片，并开始与出版社接洽。

全书按时间先后叙事，有的事和人，经历了较长时间，所以将涉及的内容和情节，按照时间的发展放到了不同章内。各部分篇幅因叙事需要长短不一，未做刻意剪裁或调整。一切随其自然。

因本人视角和认识水平有限，所写内容恐不能做到客观全面，其中定有不妥之处，亦请批评指正。书中涉及与我父亲相识相交的高人、贵人，为了便于行文，大多没有冠上职称、职务等。

后篇收录了父亲未发表的成段的文字和通信，形式上显得有些罗列化，这是考虑到它们难有专门出版的机会，同时为了保存它的史料价值，所以原样展示，希望能为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提供原始资料。原拟使用二百余张照片，后经筛选，精选出一百余张配合文字，以飨读者。由于认识的人有限，照片里部分人的名字没能列出，敬请谅解。

本书得以顺利成稿、出版，得到了张忠培、郭大顺等先生的诸多指点和帮助。复旦大学文博系高蒙河教授的学生赵荦博士核查了资料的原始出处，王太一博士对行文语句进行了通校；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赵宾福教授的研究生也做了很多校勘工作。作为非考古专业出身的我，对他们的慷慨支持和悉心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

三联书店曾于1999年出版了父亲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文简体版。在发行仪式上，孙晓林编辑对我说，真没料到，有那么多苏秉琦的学生由衷热爱着老师，认真为老师的书埋头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着实让人感动。现在，本书又得到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先生和编辑曹明明女士的鼎力协助，对行文做了诸多重要的润色。在此一并特致诚挚谢意。

苏恺之

2014年10月4日，于昌运宫

他，只是一介布衣教授，却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培养了众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学生。

他，没有官衔，但他非常自豪的是加入了中国考古学会，并在生命的最后十一年里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是中国考古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和主要领导者。

他，没有离开过生育他的土地，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去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访问的经历，没有在国外发表过论文。但是他却想着“世界的中国”——世界考古中的中国考古学，将中国考古推向世界。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在香港出版的繁体字版早已售罄，现正准备再版；在内地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字版，后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发行日文版之后，又将推出英文版。

他，没有在电视上露过面，不是社会名流，没有许多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但他的家里或办公室里，却常有国内外来客求索学术问题；全国的许多重要考古发现，都会邀请他去现场指导。他被称作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他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和解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文明论”，一直引领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他，发表的学术文章不多，只有一百三十篇（本），将近两百万字。但他的《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曾作为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阅读理解题，有两百多万莘莘学子在同一时间阅读同一篇考古文章，这在世界考古学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传奇。

他，从1934年工作，到1997年离世，六十多年只做了考古一件事，用一生践行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大众化，圆了一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考古梦。

他，已经停止呼吸、停止思考十七年了，但是他的许多学术思想、方法和纲领性的远见卓识，已经渗透在中国考古事业里。这正像他在回顾人生旅程时感悟的那样：“我觉得与事业融为了一体，我的生命将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

我曾一再地从我父亲、从他的诸多先辈和同仁们的身上感受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为着我们国家的民族复兴和美好未来前仆后继，至死不渝。

这里，我愿从家庭的视角，把他漫长而短促的一生、多彩而单一的生活侧面，展示给关心他的人们。共同感受他的人格魅力，探寻这个没有行政职务的人，却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适逢他诞辰一百零五年、参加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我代表我们子女，以此书表达对父亲和母亲的深切怀念和敬意；我们为自己是这位普通而不平凡的学者的后人而备感自豪。

苏恺之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