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八点，接到杨继明打来的电话。杨继明目前在黑山共和国城市铁托瓦做贸易，和我所在的多伦多有七个小时时差。杨继明有奥地利国籍，平时独自待在黑山做生意，每月有几天会回到维也纳和老婆及两个孩子在一起。他很少打电话给我，隔几年才有那么突如其来的一次。非常奇怪，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频率很高的尖嗓音时，总觉得他不是在铁托瓦，也不是在维也纳，而是在一个古代山城的石窟里。而且在我脑子里他的形象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他曾经干过很多年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个骑着扫帚戴着尖顶黑帽子的巫师。每回听到他出其不意的声音我都会觉得猛吃一惊。这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EURONEWS（欧洲新闻）上看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绑架了两个中国工程师，电视上把这两个被绑架者的照片也播出来了。尽管照片面部打上了马赛克很模糊，他还是觉得其中一个很像武昌人段小海。杨继明问我看新闻了没有，平时有没有段小海的消息。自从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后，我就没有和段小海联系。要不是杨继明提起他，我可能再也不会想起这个人。我把电视打开了，在凤凰卫视美洲台上看到了这则新闻。虽然有十年多没有见过面，可从电视上那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上，我认出这的确是段小海。没错，就是他！唯一不符的是以前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现在有了工程师的头衔。我听到那个叫杨舒的女主播说这两个中国工程师是在当地修建一个水电站，他们是在到大河上游测绘的途中被人劫持的，塔利班要拿人质交换他们的被俘人员。真是发疯了，十年过去了，段小海还是在这些最危险的国家闯荡着，干着建筑的行当！我突然想起那次和他一起在德林河上漂流时，他说过脑子里经常会出现水电站的形象，难道他真的是在追寻这样一个噩梦？
一大早得知这样事情，我心情十分沮丧。我伤感地想起了十多年前在阿尔巴尼亚的岁月，想起段小海和那帮一起患过难的老朋友们。我想我得打个电话给他们中的某个人，也许他们中有谁和段小海还有联系。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李玫玫。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和段小海热过一阵。段小海曾把她带到黛替山顶的汽车度假屋吃饭，可惜在开房间时被她拒绝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和他有了一腿。李玫玫是从意大利罗马来地拉那的，但是我不知道她现在的踪迹。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向人打听过她的情况，怕会听到她可能境遇非常糟糕的消息。不过想起李玫玫，我心里还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虽然我和她没有一点亲热的关系。这会儿，我想起了那次她臭骂我一顿的事。那是在地拉那武装大动乱之后，所有的外国侨民几乎都撤走了，只有一些特别勇敢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属于这些人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戒严刚刚解除，我们在屋子内困了好几个礼拜了，看看局势稳定了一些，街上的枪声也少了，所以就一起出来，想到海边的都拉斯散散心。那个周末天气特别地晴朗，我们七八个人开了两辆车，一路上看到天上盘旋着多国部队的阿帕奇直升机，地上布满了联军的坦克。到了海边，看到树林里停着不少多国部队的水陆装甲战车。一路上经过很多的安全检查点。那些坦克上的大兵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可看到我们还是很和气。段小海看起来很开心，一路和坦克手们合影。那些钢盔上插着羽毛的是意大利坦克兵。李玫玫的意大利话很流利，和那些罗马大兵说了很多话。后来我们终于到了都拉斯海边，找到一家还在卖黑啤酒和烤海鲈鱼的小酒店。战乱中有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真的是很开心。吃饭时，大家都在说笑。我对李玫玫说，刚才那些意大利大兵看到你这样一个漂亮女人不知该多快活！你应该爬上炮塔，迷死他们（我说话的同时做了一个掀起裙子的动作）。我以为自己开了个不算太坏的玩笑，平常大家说说这种笑话算不了什么。可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一说，就像是踩到了一条眼镜蛇的尾巴，李玫玫勃然大怒，马上骂起我来：让你的老婆去掀起裙子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她情绪失控足足骂了我有十几分钟，搞得我十分狼狈。李玫玫本来不是这样的人，性情开朗温和。可能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太多不开心的事，变得特别地敏感易怒了。就在这次从意大利回到阿尔巴尼亚之前，她在罗马被她的青田籍的老公锁在屋里，拿走了她的护照。后来她在一个布满保险丝的配电箱里找到护照，从五层楼打碎窗户玻璃爬出来，才逃回到了地拉那。我想起了这些往事，心里就会有更多的事情涌上来。我想要是找到李玫玫说说段小海的事情倒是不错，可我根本不知道她现在是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上。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大概就是宝光了。宝光这会儿待在科索沃，他还舍不得离开阿尔巴尼亚太远。听说他独自在那里开了个鞋厂。他的老婆春秋生了一场大病，再也不愿在巴尔干半岛颠沛流离，回国休养了。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五年前我在广交会上遇见过他，他给了我电话号码。我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可他一接电话，就听出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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