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中二西诗歌源头创作策略之别
诗人所处理者，无非人、事、物三样。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赋、比、兴这三种不同的修辞策略。赋、比、兴本来是概括《诗经》的创作手法的。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日：“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赋对应的是事，比对应的是物，而兴对应的是咏。“咏”者何意？《汉书·艺文志》日“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人之所以要歌咏，是因为心之感哀乐。所谓“咏”，就是人用诗词抒情，抒情地唱，或唱抒情的诗歌，如咏梅、咏史、咏怀、咏叹等。因此，“咏”内含“人”和“情”两大要素。
从源头上来说，中国诗人更擅长写人(主要是抒情)，西洋诗人更擅长叙事，印度诗人更擅长状物。
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二者皆以抒情取胜。《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无论是赋还是比还是兴，其实都以情为旨归。宋代李仲蒙日：“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除了《大雅》中的历史诗(不能说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叙事诗外，《诗经》中大多数是抒情诗。有些抒情诗固然有叙事的成分，但叙事只是补充性手段。有些所谓的叙事诗，也有浓烈的抒情性。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情感激烈的例子也有，像《巷伯》批评“谗人”，《硕鼠》咒骂贪婪，但非常少。《论语·八佾》所谓“哀而不伤”者也。
《楚辞》的特点也是抒情，而且是强烈的抒情，不仅“哀”而“伤”，而且“伤”而“痛”，直至痛不欲生。
《诗经》和《楚辞》在情感上一轻一重，奠定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古希腊诗歌的源头是神话与史诗。荷马史诗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大约两百多年间形成基本故事框架，但要到公元前6世纪才写成文字。总共大约500年，与《诗经》(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从前11世纪至前6世纪成书，大约也是500多年)大体属于同时代，却是叙事诗。
其实，在荷马史诗之前，“希腊神话”也是叙事性的。
荷马史诗之后的古希腊悲剧又如何呢？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三章有过对悲剧的经典性定义，他说悲剧是写事的，当然那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模仿”。他还说：戏剧作品之所以被称为drama，就是因为戏剧是对动作的模仿，多里斯人称“动作”为dran，而这正是drama的词源。多里斯人还据此自称首创了悲剧和喜剧。
总之，古希腊诗歌奠定了西方诗歌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状物”一说有两点先需要说明。一、有时候是静物画，有时候是动物画，或者说作者描绘的可以是物的静态，也可以是动态；当然，哪怕是动态描写，也不以动作为中心，而是以物为中心，动作是物的动作，没有脱离开物，而且只是为了说明或加强物本身的形象。二、有时也可以写人，但是把人当作物一样地来写，即主要写人的物性、人作为物的方面(外在的体态样貌形容神态等，而不是内在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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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诗论是照进诗歌深渊的探照灯——北塔诗学文选自序
第一辑 理论：修辞与音韵
论诗歌中比喻的功能
“一中二西”诗歌源头创作策略之别裁
论十四行诗式的中国化
论林庚关于九言诗的理论
第二辑 序与跋
时间诗学之若干问题——处女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自序（选段）
《米沃什词典》的影响——《石头里的琼浆》跋（选段）
回到口耳之间——北塔、仕宏诗歌合集《双铧犁》跋（选段）
文与野的辩证法——北塔、野宾诗歌合集《双弹簧》跋（选段）
“石头诗学”略论——《滚石有苔——北塔石头诗选》跋（选段）
诗歌与社会嫁接的一个成功案例——《走进珊瑚筑成的宫殿：地铁4号诗歌坊精粹》序言（选段）
流亡即深渊——“流亡诗人丛书”外国古代近代卷·序
第三辑 随笔
下半夜写作十大纲领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反笔吗？
诗的两种调子和写诗的三种状态？
诗如药
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主义诗歌写作中的大众化诉求
天文地理与人文心理的同构与互文
“从浓雾中传来沉重的橹声”——悼念老诗人蔡其矫
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吗？
第四辑 评论
举世价值观语境中的《我，雪豹……》——兼谈“高大全”形象的历史反思问题
论云鹤的咏物诗和准咏物诗——兼谈云鹤诗歌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演变
从死亡缝隙里挤出来的诗歌——读青年女诗人张楠诗集《温柔为弦》
第五辑 论外国诗歌
从社会乌托邦到语言乌托邦到语言法西斯——论埃兹拉，庞德的乌托邦意识的嬗变
第六辑 论诗歌翻译
述论艾青诗歌的英文翻译
诗论是照进诗歌深渊的探照灯
北塔
一愧悔，一篇自序居然写了半年
从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回京，我的身体被青海诗友们的热情招待得有点招架不住了，但奇怪的是：我的心却像青海湖一样，比去之前平静了许许多多。我终于可以静下来，写这篇序了。
我是怀着愧悔的心态写的，因为半年前我就该写了，因为这本书的选题半年前基本上就定下来了。3月15-22日，第二届东盟文学节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即张陵、北塔、彭学军和吴欣蔚。代表团团长张陵先生就是本书的东家——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因此，大会期间，我们就在那个万岛之国，深入聊了这个选题。大概一个月后，我就编好了书稿，呈了过去。之后不久，谢冕老也帮题写好了书名。万事俱备，只欠自序了。但是，四、五个月来，稿债、诗会、授课和编辑等各种忙碌的事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真的是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写序。这期间，其实我还给别人出书写了几个序。除了“先人后己”的所谓美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得坦承：我做事的习惯是先轻后重，其实，对我而言，近半年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为，本书可以说是我近些年来出版的诸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种。自然要让她哪怕不是惊艳也要体面地亮相，岂能随便给她戴一顶新编的帽子呢？
作家出版社的公益之心态和事业之情怀，令我没齿难忘，也更让我在写序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怕对不起她的厚爱。
二，理论：不敢妄称“继往圣之绝学”
我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众所周知，在中国，英文系本科阶段几乎都不开设文学理论课，所以我看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要多于文学理论的。上研究生之后，中国新诗研究所要培养的，不是诗人，而是诗评家，所以，我开始压抑自己的创作冲动，勤奋地一本本读中外文学理论书，思考所谓的理论问题。从那以后，我的思维就开启了双频道模式，具象与抽象，两者有时和平相处，有时惨烈相斗，更多的时候各行其是。
本书第一篇——《论诗歌中比喻的功能》，作为文章，可能太长了。那是我的硕士论文，算是我三年理论学习阶段的一个成绩单。我知道，很多严谨的学者，比如钱钟书先生，是悔其少作的，甚至会毁其少作；可我却斗胆把它放到这样一本在我敝帚自珍的心理看来已经是相当堂皇的书里来，而且放到最前面，原因还在于敝帚自珍，文中有我36个月的苦读苦思苦写啊。当年，我曾用文言文写了篇跋，用以忆苦思甜。可惜，我自己手头已经找不到那篇跋了。我自己保存的唯一一本打印件，很多年前就被某好学之徒借而不还了。这次用的还是我师兄弟向天渊教授帮我复印的呢，我不敢再度劳烦他帮我复印那篇跋。他居然经过数度搬家，还保留着我的学生时代的作品，真令我感动唏嘘。本书所选的不少文章在写作和流布过程中，都有这样感人的细节。后面的文章我就不一一交代了。
关于此文，我还想说明一点。那三年，我羞于当一个外语系出生的“假洋鬼子”，恶补中国文学尤其中国古代文论，同时又深爱钱钟书的“流毒”，所以，用了许多文言文的词语、句式、典故。同时，我毕竟更喜欢的或者说更拿手的是创作，所以，用了许多不太符合现代流行的学术论文规范的语句和修辞。这两点一开始惹得理论造诣甚深的导师陈本益教授煞是不悦。后来，我适度进行了两个方向的修改，把有些佶屈聱牙的语句改得更像现代口语，把有些随笔杂文的风格改得更加正襟危坐。当然，大部分那样的现象都保留了下来。因为陈老师后来也妥协了。那是在我据理力争之后，我的理有点强词夺理：柏拉图和刘彦和不也用了许多随笔杂文的风格吗？只要思想观念现代化就行，那些不过是修辞而已。我这篇文章专门研究的是修辞美学，难道不应该自己先亮亮修辞功夫的家底吗？实际上，在收编进本书之前，我又花费了好几天时间，进行了修缮。因为一篇文章一旦发表，就像是一间移动到了公路边的房子，肯定有人要来张望，说不定还是进来避雨的呢；我不能让它的屋顶留着颇多漏洞。
除了修辞诗学，我那几年，同样深感兴趣的是音韵诗学。《论十四行诗式的中国化》算是我在这门学问中的一些心得总结。在古代，音韵学是诗学中的蒙学；但到了现代，诗歌音韵学几乎成了绝学。很多文学教授都摇头以对。当然，我一方面研究西方尤其是英国传统的诗歌音韵学，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古代的，目的是在两者中力图找到共通的规律，从而服务于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格律体系的建设，并期望对现代格律诗的写作有所帮助。我的另一位导师、诗人翻译家邹绛教授有个绰号，叫“邹格律”。我算是对他的衣钵有所继承。不过，他不太研究中国古代的。我算是有点“青出于蓝”了。当然，其实，在这方面，我也只是做了个开头，绝对不敢妄称“继往圣之”“绝学”。我后来由于时间所限，兴趣所转，就不再用功于音韵诗学了。我真心希望有更多学者加入这门相当寂寞的学问。
三，序跋：为自己作嫁衣裳
我已经出版了大约30种书，而且我还喜欢在书的头尾加点文字，有的可能是点睛，有的则形同续貂。
这10多年来，希望我给他们写序的诗友不成千，也上百。其实，我不太喜欢这项“为他人作嫁衣裳”似的工作。您瞧，为了给别人作嫁衣裳，我自己的嫁妆拖到现在才置备。我一般都会寻找各种借口，委婉拒绝别人。但我不能一塌括子拒之门外。好友三番五次来说情，我就磨不开面子了。还有一些诗人一根筋，等我半年也不在乎，我就被感动得动笔了。累积起来，我帮别人写的序恐怕也有数十篇了。将来可能还得写，那么最终我似乎也会出一本序跋集那样的书，所以，这里我干脆没有收录任何一篇给别人写的序跋。
本书只收录我为自己所著或所编的几部诗歌之书所写的序跋，这些文字应该说大多数是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现象的概括或描写，显得更加鲜活坦诚。通过它们，感兴趣的读者能了解我诗歌创作中的“夫子自道”。序跋这样的文体往往会写得比较拉杂，就像本序。因此，我只选取了其中诗学理论性比较强的文字。
四，随笔，才是我最爱的诗学文体
其实，我最喜欢随笔式的诗学写法，有感而发，随意而为，止于所当止，行于所不得不行，有类于诗，几乎臻于写作的自由境界。
关于诗歌的各类话题，包括诗人、诗作、诗事，我都写了不少随笔。比如，蔡其矫先生仙逝，我应《新京报》之约，急就了一篇悼念性的文字。再如，我去新疆采风，听几位维吾尔族诗人朗读，听出来了不同的调子，即吟调和诵调，于是我做了总结和阐发。我去蒙古国参加世界诗人大会，蒙古人居然把成吉思汗当作诗人，这完全颠覆了伟大领袖给我们塑造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形象。因此，我在这一名句后面加了“吗”和问号，做了篇翻案文章。
还如，我写过不少文史随笔，其中有关于《诗经》的。我最近在青海师范大学里碰到《诗经》学领域的专家，还表示我将来要更多地写关于《诗经》的随笔，最后希望也能出个专门的集子。所以，这里只收了一篇。
五，诗评，似乎是我的饭碗
大概许多人想当然认为，我从研究所到学术机构，是搞诗学这门专业的，甚至是吃文学这碗饭的。所以呢，我写诗评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很多诗人，一动手指，就给我的邮箱里发来一大堆作品，要我写评论。我当然也写了很多，甚至还顶着评论家的帽子。本书一开始的设计是我的一本专门的文学评论集。但我想让读者打破一下他们对我的文学形象的一点固定思维——除了诗评，我还写了很多其他文体的文字。
我时不时想，我的不少诗评文字，或许对所评的诗人有些助益，对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既没有解决学术上悬而不决的问题，也没有表达我的真情实感，甚至没有刷新我的语言感觉和修辞手段。所以，诗评文字，我是写得越来越少。
不过，有些诗评文章，我自己和别人都还是比较看重，或许将来也能留得下去。比如，《举世价值观语境中的〈我，雪豹……〉——兼谈“高大全”形象的历史反思问题》。吉狄马加先生去青海赴任之前，作为中国作协的领导，分管我们文学馆，但我没有给他写过一个字的评论，直到他给我发来当时尚未发表的长诗《我，雪豹……》，这是他青海八年“外放”生涯的心灵史，也是他以往诗学经验的总展览，我一读之下，就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篇有点长的评论文字。也许是因为我深入到了他精神和文本的深处，也许是因为我所谈论的不拘泥于他一个人的创作现象，而且还是一个关于时代精神的普适话题。他相当重视此文。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争先恐后为这首杰作写下的评论文章有近百篇，但四川的《当代文坛》杂志社作关于这首诗的评论专辑时，只选了4篇，其中就有我的这篇。
诗评文字比诗歌本身更能产生现实效果。在我们这个非读诗时代，许多读者喜欢看的或者说更看重的，与其说是某位诗人的诗歌文本，还不如说是别人为这些文本写的评论文字。大约是2000年吧，诗人张楠从河北跑到北京，她得了几乎是致命的肾衰竭，而她所带的值钱的东西几乎只有她新出的诗集《温柔为弦》。我通过协调，在文学馆给那部诗集开了研讨会，亲自主持，还亲自撰评。她的苦况很快就见诸媒体了，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久，她果然得到了好心人的救助。所以，我在本书收录了《从死亡缝隙里挤出来的诗歌》这篇当年发挥过实际功能的文章。
六，外国诗歌评论：还债式的写作
毋庸讳言，我这一代中国诗人，从小有多个外国奶妈，从她们身上，我们不知吸吮了多少营养。
后来，我翻译并研究我从小就喜欢的外国作家，比如莎士比亚，比如泰戈尔，与其说是有成就感，还不如是有还债感。
我的诗歌创作受到象征主义的极大影响。由于我不太懂法文，所以，象征主义的大本营虽然在法国，但法国象征主义对我的影响虽然甚巨，毕竟有点隔靴搔痒。象征主义在英语文学中的变种是奇葩似的意象主义。埃兹拉?庞德当然是意象主义的头一把交椅。为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庞德学者都围绕着“意象”这个中心词来做文章，我谈的是更重大而广泛的庞德话题，比如意识形态，比如高利贷、乌托邦以及法西斯。其实，这也是庞德学中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庞德自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意象主义”只是他年轻时代的诗歌玩具或修辞道具，中年之后，他超越了“意象主义”。我固然也喜欢他早年那些有着迷人风姿、醉人风味的抒情小调，但更心仪他后来摆弄的纷繁到几乎纷乱的南北干货。《从社会乌托邦到语言乌托邦到语言法西斯——论埃兹拉?庞德的乌托邦意识的嬗变》算是我研究庞德的一篇用力之作。
我研究庞德，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读他的作品，还有一个大原因是：我以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老同事王贵明教授是中国专门研究庞德的专家，是他在我离开理工大学数年后，拉我帮他做关于庞德的事情，才促使我写了一些关于庞德的文章。
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正如我还在读写古代文学一样，我也还在读写我的老本行——外国文学。我是肯定要出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的书的，所以，这里只收录了一篇有关文章。读友可“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察今》）。
七，诗歌翻译：知难而做，因难而说
翻译研究，按照通行的学科分类，被列入了语言研究范畴。
但是，诗歌翻译研究，是否也应该列入那个范畴？我表示质疑甚至抗议。因为我以为，诗歌翻译研究应该纳入到诗歌研究的范围。
正如我是写了很多的诗之后，才开始写作诗论的；我在翻译了大量的诗歌之后，才开始讨论诗歌翻译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我的有关研究着重的是经验教训，都是所谓“有的放矢”的。
诗歌翻译，有人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同意那么说。我喜欢说这是难事，正如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其中有多难？是否“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我倒是觉得，正是因为难，所以我才去做，也正是因为难，所以我要把具体的难处写出来。否则，外人只知其难，不知其所以难；对难没有概念，渐渐地也就不真正地认可这项工作的“难”了。现在，有许多人内心深处是不太重视诗歌翻译的，究其因，就是因为他们对其中的困难所知寥寥。
我这些年已经写了十几万字的有关诗歌翻译的文章，估计数年内会出有关的专著，所以，本书也只收录了其中的一篇。读友能否“窥一斑而知全豹”？没有翻译经验的人恐怕很难做到。
八，题解：诗是从深渊里冒出来的花朵
肯定有读者会生疑窦：书名为何叫“照亮自身的深渊”？尤其是何谓“自身的深渊”？很多年前，我曾受人邀请，参与编写过一套叫作《流亡诗人》的丛书。我还特地写了一篇序文，那就是本书收录的《流亡即深渊》。我设身处地地想，流亡，无论是被迫流亡还是自我流亡，无论是肉体被放逐，还是精神被放谪，都是把人送到陌生的境地，没有着落，无依无靠，犹如被抛进了深渊。
诗歌写作无疑是一种精神流放，或者说精神的自我流放，一种自寻深渊的冲动。这种)中动，不是外力所致，而是与生俱来的内心景观。诗歌所处理的是人类心灵深处最黑暗的那部分。诗歌有时与这种黑暗对应同质，本身就显现为不透明状态，铁桶阵一般难以攻入。那么，这时就需要诗歌评论这盏探照灯来帮忙照亮。还有一种情况，诗歌是对那种黑暗的反抗，其反抗的成功标志就如同从深渊里冒出来的花朵，哪怕是艳丽的，也发着幽暗的光。正是因此，诗歌也经常被看作仅仅是深渊的装饰或点缀。
尼采认为，我们每个人自身中都存在着深渊，当宗教信仰在现代人的心灵图景上失效，只有艺术能帮我们照亮，从而取代宗教，成为一种拯救现代人日益堕落的灵魂的力量。 我认为，艺术，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既是对深渊的模仿又是对深渊的反抗，所以，处于明暗交混地带，本身带有黑暗属性。假如诗歌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的暗，那么，它自身就很难发光照亮自身，要靠诗歌评论来照亮。
现代主义诗歌如同爱伦·坡笔下的乌鸦，一直盘旋在深渊的上方，深深地染上了深渊的黑暗。当爱伦·坡几乎绝望地意识到连诗歌都无法照亮他内心深处的黑暗时，甚至连诗歌本身也“暗无天日”时；他开始思考何以写诗、诗以何为等带有根本性的诗学命题，对这些命题的思考成果组成了他的《诗学原理》。
波德莱尔克绍箕裘，开创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伟大传统：那就是创作与理论必须齐头并进。波德莱尔的众多美术评论何尝不是诗歌评论？很多时候他探讨的是艺术的普遍问题。叶芝、庞德、艾略特、布罗茨基、米沃什、希尼等现代主义诗歌天宇中的璀璨星辰，哪一个不是出色的理论家？
究其因，现代主义诗歌必须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调适、自我评估乃至自我否定中前行的艺术救赎行为，而且可能是全方位的：立场、思维、感受、修辞等等。现代主义诗人不应是顺其自然、随波逐流的，也不应该是由着性子、沿着惯性的，而是要经常反躬自问：如何开掘？如何变化？如何深入？如何创新？因此，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是困难的；而克服困难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理论，诗家“自作解人”或学“周公解梦”，解人生这个大梦。因此，评论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现代主义诗人的“规定动作”或者说“标配”。
我的诗学写作最终是服务于我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如果本书中的有些文字，对同行也有所启迪，则是我意料之中也是之外的。
此刻已经是子夜时分，雷声乍起，劈开蒙昧的海空；雨声大作，浇醒醉梦的霓虹。雷雨交加，天下共听，除了那些熟睡的。
腹稿于2015年8月内蒙古科尔沁诗人节期间
初稿于8月21日天津七夕诗会之后
定稿于2015年8月24日凌晨，厦门，莲花西
北塔著的《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内容共分六辑： 理论：修辞与音韵、序与跋、随笔、评论、论外国诗歌、论诗歌翻译，精选了诗人北塔历年来关于诗歌的理论、创作和翻译等领域的各类文章，其中有些曾在海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备受佳评。
这本《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的书名由谢冕先生题写。书名取自尼采诗作《忧郁颂》：“不能眺望最遥远的云海波浪，/它却因此而沉得更深，以便/像电光般把自身存在的深渊照亮。”因为尼采是对北塔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
本书由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北塔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