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一节课的同时
有一次课间休息，一个女生过来，对我夸奖课上讲评的一篇同学作业，我说你可以把你的看法告诉对方。她说，在课上就告诉了。我开始还有点奇怪，她们并没坐在一起。女生举举手机说，当时就给她发短信了。
我恍然大悟，一节课上，表面看来安静正常，一个人在上面滔滔地讲，满屋的人坐在下面听，有时候是典型的满堂灌。就在那些安静中，有多少手机短信通过虚拟空间暗中来往，自以为是的老师并不知道。
我有点好奇，那是一个潜行着的最鲜活的世界。我问她们，能收集到全班同学在一节课上所发布的全部短信吗？同学们说不容易，侵犯隐私权，怕大家不配合。如果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截获下来，将是最真实生动的民间语文。
6．朝鲜是韩国吗？
讲到影像的力量，看见的力量，我对学生们提到几年前的春天存朝鲜的见闻。
有个学生在下面说，哈哈，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另一个学生说，朝鲜不是韩国吗？
2006届学生大多数是1989年出生。回头想想那一年似乎还在眼前，虽然走掉了，还没走远，而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已经满满当当地坐在眼前，都成年了。
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搞不清哪个是朝鲜，哪个是韩国。对于他们，电玩游戏和电视连续剧和众多整过容的影星就是韩国。我说，我讲的是北朝鲜。他们摇头。也许不是不相信，是难以理解。也许学生们已经出现了惯性思维，立在课堂上面不停讲话的那个人无论说什么，都极其可疑。
关于影像的力量，我要换一个例子，讲朝鲜显然不灵。
教室后排，始终有个女生压低了棒球帽，看不见她的脸。我翻看新生名册，她来自延边，看姓氏是朝鲜族。提到朝鲜，以后也要小心，有人无知觉，有人可能很有知觉。
7．要去看看雷成虎的家
下课的路上，学生雷成虎赶过来，他是个小矮个，瘦弱。雷成虎说，老师，我们家乡实在太苦了，要不，我真想请您去我们家乡玩。
为什么他这么说，他以为我会怕苦？我问，你家在哪个省？他说，陕西。陕西什么地方？他说，汉中。我问为什么我去不了你家乡？他说，没通客车，要走几小时山路。
雷成虎并没有报考我们这个戏剧影视专业，他想学经济，但是，他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第一次上课，作为学习委员，他缺课了，听说去跑“转专业”的事。第二次下课，我问他跑的结果怎么样。他说，没转成。我问为什么，他脸色特灰暗，嘟嘟囔囔说又没权又没钱，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口气像个小老头，感觉这个18岁的孩子涉世很深。我心里想，陕西汉中农民的生活总能比贵州宁夏一些偏远地区好些吧。但是，我没到过他的家乡，没有任何根据去凭空想象。
说过请我去他家乡以后，我和雷成虎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在下了课的密集人群中间快步走，不断躲过女生们的遮阳伞。很快，他拿着计算机的课本去另一座教学楼，我直接回家。
当时，我想过找个时候要去雷成虎的家。
不久又在学生宿合区见到他，刚想打招呼，他却急急地贴着墙边走掉了，像一只饱受惊吓的小鼹鼠。P5-7
2005年8月底，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上课。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有点吃惊，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我也许真的能做老师？
过去我只做过学生和学生家长。特别是做家长，和孩子一起受学校和老师之害，连孩子穿错了校服都会被一个电话招去学校立着责问。老师就是权威，就是正确，就是色厉心硬面容僵硬。而我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终于在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不过是一个偏远海岛上的学校，既不悠久也无名气。当时，我并非需要这份教职糊1：3，好像有种暗中的提示和鼓舞，看我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师。这潜在的动因，和20世纪90年代末，我写过一篇关于教育的文字《把孩子交出去》有关联，当时是我的孩子正读高中。
第一年，在大学上课和普通老师一样备课讲课，到学期末，学生散去，手里只留下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人名后面一些我标的各种符号，那张纸现在还留着。别人看那就是黑乎乎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那年教的是大学一年级新生，一些还来不及涉世更深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写都不生动了。从2006年开始，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候发现的有趣的部分，写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只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没想过持续写。新学期再开始，生动有趣的东西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随手记录。这之后，参加贵州的一个活动，山区林间的阳光很好，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田志凌坐在林中，在光斑的间隙里，她建议我可以连续写下去。是喔，那些乱七八糟无处不在的记录，过一段再看，连我这个记录者自己都重新感到新奇有趣，也许有人愿意从中认识了解今天的大学生。
现在，我有了2006年到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体例、讲述风格、角度、篇幅、和写作者的倾向都不同。都是原始的东西，我没有修改和订正这些不同，让它保持最初的原貌，它在无意中也许能透射出写作者的情感变化和一届届大学生心态和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这几年来，明显地感觉越下笔越要掂量深浅。即使在讲台上，我也有意调整，从一个施教的角色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观察的角色。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对像作弊这类事的态度，我越来越软化了，我可不觉得，我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我要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在暗中强化，方式不同而已。 日常的才是最本质的，水滴石穿。比如一个人跳了楼，能轰动一时，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
所有这些都保持文字形成当时的原态。
……
每一个做老师的都能写他的“上课记”，自由的书写本来就没有界限和门槛。不是我的课讲得好，只是我想努力一下试试。我接触到的不止一个老师，默默地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感对待每一个学生，持守者是有的，但是，他们什么也没记录。就像“2010年上课记”中徐飞同学的中学老师：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元通中学吕淑英老师，她不知不觉中散发的对诗的热爱熏陶影响着她身边的小孩子们，这和职业、绩效工资、升学率完全无关。
更多的时候，人们在各种媒介和网络上听到最多是批评，老师学生互相的控诉抱怨。以人们的一般认识，教师是个终生职业，首先它是个饭碗。很多人三十年宣讲同一本教材，重复同一类话题，专注所谓的知识，下课铃响转身就走，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又哪个人都有苟且。现实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每个人参与的结果。我们常常不是多困惑，而是太过自私、太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于对错的评判和坚持，疲惫和安于现状，主动地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是最悲哀。
像这么上课，花费很多力气，有课的四个月我会放弃写自己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出时间参与学生的事，很多普通老师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超常规的。即使这样，依然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这种茫然的冲动又不可消灭，比如，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新的本子，封面上写了“2011年上课记”，准备秋天一开学就推荐给学生的书，已经备齐。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
在今天，做一个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束手待毙。多数人都会认为我的理由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
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
2011年7月22日于长春
《上课记》有机会再版了，希望在2016年的秋天有更多刚进入大学和未来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能够看到它。
距离第一版，已经过去了五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上课记》的前部分，写的是80后大学生，到了书的结尾，已经进入了90后。按每年500万新生进入高校计算，累积五年，有2500万的年轻人毕业，懵懵懂懂进入社会，同时，又有超过2500万的年轻人懵懵懂懂走进大学。
未来的人们回忆一生中最茫然的时候，也许都会首选刚进大学那一两年。
轮转不停的大学，就是铁打的营盘，总有年轻的生命带着小动物的纯真和热情，手里握着最未知又最不愿荒废的四年好时光。
谁都不能替代别人去判断思索和选择，生命更不能重新来过，希望《上课记》能给初入校门的人们提供另一个视角。
这次再版，增加了一个部分《我们来自“上课记”》，请曾经在《上课记》中出现过的同学们谈谈他们毕业后的这几年。从我最初教书的2005年到我教的最后一年2012年，涵盖了七届大学生，感谢他们，帮助这本书从大学四年，扩展到了那四年以后。
征集大家毕业后的境况，最初是在北京做图书编辑的埙子和彩霞(后来彩霞离开北京去了西藏阿里)想到的，连题目都是她们事先想好了的。读者能在这个部分看到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后的不同经历，欢快和痛苦。
新增加的文字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它们有点私写作的意味，和规范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些区别，多少有点友人间的通信对话，有人在有意避开自己的不愉快，有人强调的是即时的情绪。
让我最高兴的是，收到邀请的同学们不像当初读书那时候，喜欢追着问：老师，我该写什么？老师，这样写行不行？
收到我发出的简要邀请，他们的回应都那么简单明了：我写。
不同的经历，磨损挫折，让他们正有话要说，也让他们不再是脑子里空荡荡的在校学生了。
不安的是，为保留住四个同学的作品，是我动手大段大段删掉了很有个性的文字。
最开始是给25个还能联系到的同学发出邀请，十天后，收到17篇文章，另有2篇不在最初邀请中，是听说后主动写的，还有三个同学得知消息已经来不及，已经截稿了。
25人中有7个同学没联系上，1个处理突发急事，赶不及了。
非常想找到更多的同学，比如回老家贵州毕节，当了乡村中学老师的赵清山，很想知道他的学校附近是不是像他当年作业里写的，真的有一棵香飘全镇的桂花树；比如何超，一毕业就北漂了，还有没有心情在宿合洗手间里大声背诵《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还有广州的梁毅麟，毕业后曾经给我发过几幅他在新疆旅游拍的照片，红棕色的马头的大特写，清澈见底的一对马眼睛。
应该联系的人至少是50个，占做老师这七年中，学生名册总数1000人的5％。
可赵清山何超梁毅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新增加的部分里的文章都写在2016年的7月，而他们每个人的面孔都定格在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细读他们的文章，能感觉到他们多数都还延续着当初的秉性和价值观，可见大学本科的四年对一个人多重要。
在《上课记》出版后的这五年中，我也认识了好多新的年轻人，有刚入校的大学生，有高中生，有年轻的大学教师，有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知道了很多他们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湖北的女孩，师范毕业后，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那所小学当了一名乡村老师，她站在她的老师曾经给她上课的位置，教小孩子，2015年1月，她发来几张照片，说他们那儿下雪了，下了课，孩子们跑到雪地里扔雪球，玩得不亦乐乎。当时很想抽空去湖北乡下看看一个年轻人怎样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学校当了老师，这事一听起来就有意思。
事实上，生活可不是写文章，它非常具体又经常沉重，谁被它压着，谁知道那个分量。
就在这几天，这位女老师有了南下打工的想法，没想到要辞掉这份在家乡的稳定职业会那么难，她遭到家人的强烈抵制，他们不理解，安安稳稳上班就好了，姑娘不小了，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找什么前途。
前途总是艰辛可期待又不可估量的，不甘心不认命，就永远值得去冒险寻找。
我不相信知识必定改变命运，但是，探求知识，经历世事，放开眼界，绝对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而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是做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纠者。
希望这本书能一直帮助到因主动而独立自主的人。
2016年7月-2016年9月
《上课记》作者王小妮是难得一见的“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
《上课记》的作者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王小妮的文字，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想起“理想主义”这个几乎被遗忘、又被误读无数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