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法、林源、王蒙编著的《201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太阳鸟文学年选》选入本年度最佳的十七个文本，可以说，基本代表了当前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和样貌。裘山山的《疯迷》，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甫跃辉的《乱雪》，葛亮的《不见》，周嘉宁的《你是浪子，别泊岸》等，毫无疑问都是2015年度的精彩短篇小说佳构，他们凭借审视生活的独特的视角，用心而深入地解析着现实与灵魂的密码。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林建法、林源、王蒙编著的《201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太阳鸟文学年选》是2016年1月出版的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5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序 珍视我们勘察生活的眼角

——林建法、林源主编《201 5最佳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致音乐

桃树下

设计者

尘埃

劳马小说

徐福号

棋语·靠

疯迷

不见

摩洛哥王子

乱雪

你是浪子，别泊岸

赤脚医生手册

坠落美学

到第二条河去游泳

小生命

老闺蜜的秘密一夜

这人听到旅馆两个字就回头了，瘦白的小脸，两手插在裤袋里，向前倾着身体，很郑重地说，镇子里只有一家旅馆——其实也不能说是正式的旅馆，但也不是黑旅馆。人家光明正大地开着，就是当地政府还不肯批私人营业执照。我就不相信……到底最后政府还是要给人家营业执照的。听说吴郭市里有人开了旅馆，拿到执照啦，和国营的唱对台戏。 音乐家说，哦，镇里这家旅馆叫什么? 他眼里就放出光来，江山多娇，他说，叫江山多娇。四个字是镇里中学校长写的，好笔力。旅馆里面干干净净，每个房里放一搪瓷茶杯，杯子里插应景的花，今天插的是黄颜色和蓝颜色的小野菊花。真正与众不同。我也住里面，开店三个月，我就住了三个月，每天心情都是暖洋洋的。

音乐家七四年开始流浪，那时候他还是北京一所音乐学院的教师，因为受他的校长连累，被开除了职位，下放到边疆去劳动。他不服分配，从此就流落在外了。现在，他要一路北上回到北京，他在江湖上早就听说小泽征尔来中国了，下个月要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演出。听了施舍人的一番话，他知道这位年轻人充满感情的话另有着落处，于是虚应了一句：

是啊，打倒“四人帮”，人民暖洋洋。

“江山多娇”就在眼前。

一所小院子，里面一幢二层木楼。左右是吃饭的厨房和柴房。他走进院子，坐在院子里抽烟袋的一位老者说，去，到别处去要饭。他还没说话呢，厨房里飘出来一位高个儿女子，说，爹爹，人家不是要饭的，你看人家这派头，是个知识分子呀。进来呀，正好赶上晚饭哦。

看她这利索的说一不二的劲头，音乐家知道这女子就是这旅馆的当家人了。乍一看她眉眼生动，风情外露，仔细一看，见她肤色黑黄，又有点龅牙，说话的时候牙齿露得太多。音乐家是个极爱美的人，见她这样，盯着看了两眼，心中生出嫌弃，脸上不由得就表现出来，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子看得懂他的表情，也不生气，拿了他的包便上了二楼中间的房间，放好东西，站在二楼走廊上，一手托着脸颊，朝楼下呆若木鸡的音乐家说，同志，你怎么痴呆呆的?音乐家说，大嫂，你干吗把我的包拿上去了?我吃饭之前要洗个脸。女子说，我像结了婚的?音乐家没有理她，上楼进了中间的房问，从包里翻出自己的破毛巾。一出房门，看见女子一张笑盈盈的脸，他就想，她这种人，天生心情好，跟打倒“四人帮”没关系。

走廊很窄，他经过女子身边时飞快地擦身而过。没想到女子暗暗地伸出一腿，原意是互碰一下大腿，没想到绊倒了他，毛巾脱手飞出老远，挂到了屋檐下吊着的一块咸肉上。女子的笑很有特色，下唇不动，上唇通电般狂抖，无声地疯笑。

音乐家爬起来说，你为什么这样泼辣?

女子说，我爷爷……

“咯”地笑出一声——我爷爷以前是蓝湖里的湖匪头子。

音乐家问道，蓝湖，在哪里?

女子说，就在边上，走二十几分钟就到了。你要去的话，吃过晚饭，我陪你去，饭后散步哦。哈哈。

音乐家说，你陪我散步?你配吗?

爹在楼下扯直了嗓子怒喊，你们吃不吃?

音乐家吃了晚饭，回房整理大包，从大包里拿出一个绿色帆布挎包，把所有的钱和一张写着两个电话号码的字条放进小挎包里。走下楼来，看见一楼有一个房间里放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种笨重的车载重两百公斤没问题，这是音乐家不喜欢“永久”的理由。另外，“永久”的挡泥板的式样像乡下人的手，又大又粗，也是他极不喜欢的。音乐家喜欢轻捷的“凤凰”牌自行车，骑在路上，就像掉在地上的一个音符。

音乐家虽说不喜欢这辆“永久”，还是偷偷地把它骑出来了。两个小时不到，他就骑到了吴郭市的邮电局。全市只有这一个邮局，日夜开着的，大街上早就空荡荡了，邮局的大厅里却挤着众人，打电话的，发电报的，问询的。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人去世了，有人得子了；有人要去远方，有人从远方要来；有人找失散的亲人，有人需要马上离婚；有一个人去年冬天参加了十年“文革”过后的首次高考，没考上，现在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跟对方说要参加今年的夏季高考，一准儿考上清华。突然进来一个戴着进口蛤蟆镜的男子，镜面上贴着崭新的外国商标，这准是他的外国亲戚给他带来的。一屋子的人都回头看这夜间戴墨镜的时尚青年。

音乐家打完电话，他那字条上又多了几个电话号码。他眼角湿润着，把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看了又看，并且趁人不注意时亲了字条一下，然后把它放回帆布挎包里，顺着来时的路往回骑。农历四月中旬，又是晴朗的夜，月亮的光华照彻大地。音乐家骑到村口的廊桥上又碰到了施给他五元钱的年轻人，瘦腰窄臀，轻捷地走在月光里。两个人一打照面，年轻人就急了，说，喂，这辆车子你怎么骑了?这是我送给她的。

音乐家下车，故意逗他，她?她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老实回答，她叫黄万朵。

那么你呢？

P2-3

在我们的切身感受中，生活永远呈现为零碎的、模糊的和不“规则”的复杂现实。只有在作家的文本叙述中，现实或者存在的种种物象，才被某种富于个性的意志、品质的精神诉求，整合为相对独立的、陌生的或熟悉的场景与情境。这让我们看到了种种被精心测量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开始令我们激动，或者生成一种无限的力量。文本的力量，源于生活本身的自然之力，源于作家洞悉存在的锐利目光。无疑，文学是灵魂之舞，是重新想象，是触摸生活和人性的温度后，眼角流出的热泪。一句话，我们珍视有激情、有情感、有信念、有情怀的文字。而每一个年度，我们都渴望并期待有好的、精彩的文本，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很好的描述和表现。近二十年来，建法兄每年都要以自己近乎苛刻的判断，兢兢业业地选择出一些好的文本，挑出他认为可能成为未来经典的“另类”文本。我知道，这里面埋藏着他对于文学的真诚和赤子之心，也镶嵌着他“倔强”的美学和情感的伦理，以及有关文学道德力量的承诺。而且，我还在这些文本中，读出了他鬓角和眼角的沧桑。我也坚信，他的情怀和审视生活、文学的视角，与每一位好作家一样，经过了自身精神的炼狱。可见，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前世今生，有着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渗透到我们的胸怀和气度，深入到我们生命的肌理。

在这里，我无法掩饰对于韩松的《徐福号》和叶弥的《致音乐》的喜爱。首先，我真的对一位科幻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好奇。

《独唱者》被宣称为“韩松第一部在白天写出的小说集”，我认为，《徐福号》则是习惯于在深夜想象宇宙迷幻的韩松，在“白天写出的小说集”中的重要篇章。韩松的科幻小说，以“诡异而华丽，深沉而热烈”著称，孟京辉说它“散发出一股技术时代的妖风，像一个新鲜、生猛而痛苦的幽灵”。但是，当他将迷幻的眼光，从深邃的宇宙拉回到现实世界，他所看到的人生也同样显得“缥缈、捉摸不定”。《徐福号》在某些地方，非常酷似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我们”乘坐飞机，去寻找徐福出海的遗址，但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却偏偏看不到海。不过，每到夜晚，“我们”就能听到海涛汹涌的轰鸣。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是在一个岛上，一切“遗址”都是岛上的民众与政府为招商引资而伪造的。但“我们”原也并不在意这“徐福遗址”的真假，大家原来本就是漫不经心地来参加这次活动，“电视台记者”可以在夜晚招本地的小姐，“歌手猫耳”可以在海堤上跟“大使”的女儿谈恋爱，而旁边的水里，则漂浮着腐烂的、在这次招商活动中死掉的岛上的孩子的尸体……然而，看着这荒诞的世界，“我”忽然热泪纵横。在讲述这并不吸引人的现实的故事时，韩松仍然保留了写作科幻小说时的迷离与虚幻，这使他的叙述变得缥缈而似乎缺乏“真实”感。也许，这正是《独唱者》作为韩松进入现实世界的一个庄重的入口，他从黑暗幽深的宇宙深处，回到地球上的白天，强烈照射的光线，使他睁开眼睛时总喜欢眯着眼睛，于是，迷离的意味，自然还会残留在他观看现实的眼角上。这个勘察现实的眼角，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要求有了更高的标准。那么，在一个荒诞、朦胧、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找到理解并贴近历史或现实的“证词”呢?我们一定需要向这个世界索取什么吗?

叶弥《致音乐》这部小说里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有关音乐家的故事。似乎流浪是艺术家、音乐家的宿命，他很难停下行走的脚步，正如鲁迅的过客与田汉《南归》中的诗人。另一个是关于小偷的故事，普大是个孤儿．如果他不做小偷，就只能挨饿受冻，于是他就开始到处流浪、偷盗。然后，他们先后来到花码头镇，于是，这两个故事因他们在花码头镇的相遇而交汇到了一起。花码头镇上开旅馆的黄万朵，是个富有魔力的女子，正是因为她，两个总也停不下流浪脚步的小偷与音乐家，双双留在了花码头镇。接下来，小说的叙述便离开了现实，先是小偷因失手砸昏了音乐家，他误以为自己杀了人，由于极度恐慌和惧怕，他仓皇逃走。但音乐家对小偷的教化，却潜滋暗长，生根发芽，小偷决心不再做小偷，他要成为音乐家，去完成音乐家没有完成的任务——去北京参加小泽征尔的音乐会。而被小偷砸昏的音乐家，在醒来后却失去了以往的记忆，他变得无比眷恋黄万朵，再也不肯离开她半步。叶弥的叙述，显得轻松而恍惚，但小说情节的离奇，又使它的轻松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寓言的氛围，这使得小说很像一场正在演奏的梦幻交响乐，也正如它的名字一般——致音乐——也许，叶弥正是尝试着以音乐的方式来讲她关于“流浪”与“归宿”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叶弥的叙述以及变化，再次令我感到惊喜和振奋，许多新的小说元素，又开始在她的叙述里臌胀，她的短篇小说，必将越发地炉火纯青。

当“农民进城”已不再算是什么新颖的小说题材的时候，林白却发现了一个新的与“农民进城”相关的主题——“农民返乡”。近二十年来，曾有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打工，于是，就有很多非文学和所谓“非虚构”文本，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书写农民自我改造和更新的历史，但是，只有文学的关注，才总会有无法预料的角度和形态。这些年，我们看到，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而能在城市里取得永久居住资格者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农民，都只是暂时地客居在城市，而当他们因老迈而失去打工的能力时，当他们自身的最后的“能耐”被疲惫抽空时，返乡的难题就随之而来。而今，这样的返乡潮，就是在打工者老龄化时代到来时慢慢地出现的。林白的《桃树下》，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端倪。这与当年农民进城所遇到的难题一样令人惊悸和哀婉。返乡农民在精神上的痛苦，可能要远远超过他们当年进入城市时的茫然与恐惧。因为，他们在都市生活了多年以后，已经完全习惯了都市生活，与都市产生了“亲和力”，并感到乡下生活的“土俗”，却又被都市遗弃，而不得不再回到他们已经厌弃的那土俗的乡下。城市的“文明”，则使他们在骨子里对乡村的一“土俗”产生了“鄙夷感”，当他们重新回到乡村，原来所熟悉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如此“庸俗不堪”。他们已经再无法回到当年的“农民”身份了。同时，《桃树下》也关注了振兰以及振兰男人们的性苦闷。振兰最后被侵害的场景，无疑是当下农村留守妇女命运的一个普遍的征象。但《桃树下》的主题，似乎并不集中和统一，个人的生命焦虑，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龃龉，以及个人对现实荒谬的反抗，人性的裂变，无根的漂泊，种种主题和意象缠绕一起，不一而足，略显驳杂。振兰回乡后的表现，也显得前后不尽一致，这似乎应该是林白对当下农民进城与返乡的思考，尚没有达到十分清晰的程度所致。但林白的目光，始终流连在人所遭遇的“现实障碍”方面，对人性在瞬间的心理、精神黑暗中的“转捩”，仍然在做着不竭的挖掘，令人充满敬意。

与林白不同，一直以来，残雪更愿意以离开完整的现实世界，迷离地游荡在“梦境”“幻觉”与“现实”之间的方式，表现她对存在世界的理解，而且，她多年以来一直沉湎在属于自己喜欢的那种寓言、奇谲的表现方式中，从而，使得她的写作具有相当的解读难度。但是，这篇《尘埃》，写得像一篇童话，虽然乖戾与绝望的情绪依然隐隐闪露，但清晰的意义，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破碎并难以落实，其写作诉求可谓昭然若揭。尘埃们无处不在，它们到处飘荡，自由自在，后来它们来到了城市，看到了这个稀奇古怪、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生死场”。它们隐蔽在世界的角角落落，看得姐姐被流里流气的那小子糟蹋而未婚先孕时，她先是描述“本份、老实、朴素”的一家人怎样气愤而畏惧，而后又不得不与近乎无赖的那小子及其家人，如何短兵相接的场景，都很有现代小说大家般的笔力和气魄。从表现感觉的“敏锐与犀利”，到敢于以传统现实主义笔法去描摹人物与场景，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盛可以的写作在发生某种深刻的转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盛可以这样的“七o”后作家身上，一股沉阔的小说气概似乎正在渐渐形成。尤其小说结尾，她写“小生命”即将诞生的那一．笔，有一股特别平静的力量，这既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原因，也是文学生生不息的内在隐秘。

实在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一定的叙述长度来形成情节，正如音乐需要一定的长度来构成旋律。能在最短的长度里滋生情节，并产生足够令人回味的余地，这不是小说家能任意做到的。因此，在当下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的风潮里，劳马的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创作，就显得难能可贵，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坚实存在。劳马的“微型小说”，既有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世说新语》之“笔记体”遗风，也与小泉八云的《怪谈》有着极为相近的风格。《枯树记》中的古槐，就像一位不死的老者，它目睹了中国近百年间荒诞的历史，后因古槐恰恰矗立于经济开发区拓建马路的中央，被人偷偷烧死，此后便怪异迭起，修路路陷，车过车翻，后来竟还有人吊死在树下。在这里，“历史”与“怪谈”的结合，使小说产生出一种离奇而惊异的玄机。那篇《朝向未来的回忆》则写得可谓“荒诞”至极，叙述在天马行空般的肆意想象中前行。小周在二十九岁时开始写一本特别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不是朝向过去的，而是朝向未来，他“回忆”起自己在未来变成了老周和周老，并已经过完八十大寿，这表明他活了整整八十岁，而算命先生则说他只能活到二十九岁，这让他兴奋不已。他记得三十三岁时还结了婚，妻子竟是电视台的一位二十一岁的著名美女主持，出身于“嫩模”；在三十五岁时，他还得了一对龙凤胎儿女；他买彩票中了八个亿的大奖；他三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美国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联合国一致决定，把日本划归中国，称为“东洋自治区”；那时，金正恩也还活着，他竟然被选举当上了美联储的主席。这些“奇思怪想”“酣畅的调侃”，让劳马在短小的篇幅里，过着恣意杜撰的虚构之瘾，组合，或者拆解、扭转生活世界不可思议的变异，因此，我们不禁从中感受到作家的才情、天趣、知识和创造力，还体味到了蕴藉其中的道德感和责任。在《演员》里，“他”在表演各种角色中丧失了“自己”；《改不掉的毛病》则写二姐偷盗成瘾，所到之处无所不偷，最后被抓进派出所，出来时，却将手铐、警棍顺手偷出来。以上诸篇，连同《嗓音》与《尾随跟踪管理法》，都有着明显的“寓言化”倾向。问题在于，小说短之过甚，可能会使情节变得刻意，“寓言化”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惯性取向，但劳马的微型小说，则在意味的营构上，早已警觉避免落入窠臼，从而，他的构思和行文纵横捭阖、左右腾挪。在不经意处显现机智，在空灵乖巧中呈现笨拙。我想，劳马一定深谙：小说本身就是有智慧的存在，小说家似乎不必浪费太多的口舌。

选入本年度最佳的十七个文本，可以说，基本代表了当前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形态和样貌。裘山山的《疯迷》，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甫跃辉的《乱雪》，葛亮的《不见》，周嘉宁的《你是浪子，别泊岸》等，毫无疑问都是201 5年度的精彩短篇小说佳构，他们凭借审视生活的独特的视角，用心而深入地解析着现实与灵魂的密码。但是，在这里，我却没有能力从这十几篇文本中，爬梳或整理出这个年度文学发展变化的总体特性，我只想思考作家面对生活时所做出的审美判断，以及他如何处理生活和经验，包括这些作品所引申出的存在的可能性、艺术的可信度。略萨说，小说的真实性，不必用现实作为标准，它取决于小说自身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的想象力和感染力，取决于小说的魔术能力。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但我觉得，对于小说文本，不好说假话与真话之别，重要的是，需要考量精神超出现实维度的规格究竟有多高。所以，小说最终是面对现实、存在和历史的诉说，只不过这种诉说，需要有灵魂和智慧的开启，需要叙事的能量，需要有一个通向灵魂的窗口——眼角的宽广。

如果说小说文本就是作家精神和灵魂的结晶体，那么，作家为生活所感动的时候，眼角的泪，是慢慢地渗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