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本书的第六卷。本书由何勤华教授主编。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一部当代法学史作品，采用当事人访谈的方法，通过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根据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以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分为十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二卷，主要访谈1948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第三至第十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70年代期间出生的法学家。本书的第六卷。本书由何勤华教授主编。

方世荣

张怡

艾永明

季卫东

车丕照

黄建武

黎建飞

孟勤国

孙宪忠

夏吟兰

米健

陈兴良

曹海晶

程维荣

李希慧

宋英辉

阮方民

田土城

顾功耘

谢望原

范健

廖益新

江国青

邵景春

李伯侨

刘星

汤唯

王人博

徐祥民

丁伟

黄京平

杨春平

朱京安

汪进元

霍存福

宋四辈

方立新

马小红

黄进

范忠信

梁治平

殷啸虎

刘明祥

徐卫东

周林彬

李晓明

刘剑文

王利民

张明楷

赵旭东

陶广峰

郝铁川

葛洪义

侯欣一

方世荣

1956年12月出生，安徽省歙县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年本科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2年分别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德国DAAD的资助，赴美国乔治城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重点是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行政法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行政法律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等。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人事部、司法部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英模（1996年），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6年），司法部中青年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7年），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2年）等荣誉称号。担任的社会兼职主要有：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政府参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及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组顾问、湖北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及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等。

学术成果：出版《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研究》、《行政诉讼法案例教程》等作品30多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您能给我们讲讲那时候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方世荣（以下简称“方”）：“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不到十岁，当时正在武汉读小学。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很能说明当时物质匮乏、思想愚昧和法治缺失的状况。讲物质匮乏，我记得一件小时候买菜的事。当时在武汉市的居民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青菜虽不需要凭票，但每天要在菜市场排很长的队购买。菜市场一般每天开称两次，早上六点多一次，下午一点多一次。通常菜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卖光，如果不早点排队就买不到菜，菜市很快就会空了。我小时候有一个关系到家计民生的重要任务，即清早四五点要从睡梦中起来去排队买菜。有一次清早起来与邻居的小孩一起去菜市场排队，当天菜市场卖的是豆芽，他排在我前面买到了一斤，但轮到我的时候正好就卖完了，于是只能提着空菜篮子回家。母亲责备我：“怎么别人买到了你买不到？”那意思好像我比别的孩子能力差，其实这哪是我这个十岁孩子的能力问题，它应当是整个国家的能力问题呵！为此我哭了一场。讲思想愚昧，我想起了小学的班主任，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教师，有天提着打好的背包到教室，对我们全班同学说她马上要步行上北京去串联，让我们在学校里学最高指示，造资产阶级的反。她说着说着竞哭了，我们这帮小孩子都不知所措。最后，她哽咽着说，毛主席有可能会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她们这一批到北京去串联的革命战士，她觉得十分激动和幸福。可见，那时人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已到了愚昧的程度。

小时候，我看到了武汉“文革”期间著名的“七·二。事件”片段。当时武汉有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叫“百万雄师”，据说有九十多万人参加，号称“百万”，我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的父亲就参加了这个组织。武汉军区支“左”时支持“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另一派叫工人总部，简称“钢工总”。1967年7月，中央文革来人宣布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有方向性错误，“钢工总”才是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百万雄师”则是反动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人对此都极度不满，1967年7月20日“百万雄师”一帮人把中央文革小组派到武汉的王力给打了，并于当天上午在市区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示威，出动车辆上千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和带着藤条帽、手握长矛铁棍之类武器的工人，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我所在的小学叫武昌区解放路小学，校门就在武昌城区中心的马路边上，我和同学们当时就和许多居民站在校门口看，只见一辆辆大卡车从面前经过，长达数小时之久。当然，我们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车头上架着机关枪，士兵挎着刺刀闪闪的步枪很好玩。学校不上课了，同学们就结伴到处乱窜。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跑到离小学不远的湖北财经学院（当时是“湖北大学”）的校园里，想在图书馆偷点小人书、画报什么的看看，在一栋楼门口看见大约有数百人围在一起争吵谁是保守派谁是造反派，后来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动了手，吓得我们飞奔而去。当时也想不到，十多年之后我竟考入了这个学校读大学，那栋楼竟是后来法律系办公室的所在。这就是当时非法治状态的国家和社会的写照。

再说两件和公民权利有关的事情。“文革”时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凡认为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被砸毁打烂。如女孩子们蓄长发就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剪成短发就表明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形象。除了发型标准，穿衣服也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如裤子必须是宽大的，是灰、蓝色，最好是穿军绿色的裤子，如果是现在的牛仔裤、裤腿较小较直的“直板裤”等，也会被认为是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红卫兵当街就可以把它撕掉。我曾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街上亲眼看见一个穿着黑色直板裤的年轻人被几个红卫兵拦住，说他的裤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那个青年说他马上回家去换，红卫兵不准他走，当众将裤子的两个后口袋“哗”的一声撕成几条。那人一脸的无奈和尴尬。另一件事是在“文革”的末期，当时有一种类似现在治安协管员的人，他们带着红袖章在街上巡逻。那时我已上高中，有一天晚上约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一个叫唐庆年的同学（后考上中央工艺美院，现已是旅美画家）家门口坐着聊天，这时来了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年人，问我们在做什么，大概他怀疑我们这些小青年有什么不轨。我们说聊天呢。他问我们住哪里，我那同学说，这就是我家的门口。那红袖章中年人说那要检查一下他家，红袖章中年人亮了亮自己的红袖章，说我可以检查。就因为这个红袖章，我同学就让他到家里检查了一圈，当然他没发现什么问题也就走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反对，也更不会像今天这样提出公民权利、法治之类的主张。今天，即使是执行公务的警察没有搜查证也不能随意到公民家里搜查的，法治已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1－3

在法律史研究（当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中，大体包括四种方法：文本解读、社会考证、民族调查和当事人访谈。

文本解读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即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人，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研究数百年或数千年之前的法律制度。其缺点则是容易忽视文本之外的研究史料，或者说容易忽视文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运用、贯彻）。

社会考证方法的内容比文本解读要丰富复杂得多，包括历史上留下来的活动遗迹、考古出土的文物、国家正式文本之外的文献资料等。这种方法的优点除了研究不受时间的限制之外，研究的结论会更加符合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原貌，更加接近当时事物的真实状态，也比文本解读更为丰富多彩。其缺点是受考古出土成就的大小、历史保留古迹的多少、资料分散零碎状况等的限制，而且史料的来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民族调查，即对某些具有“活化石”特征的民族（种族）作田野、社会考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很明显，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在文本文献、考古资料、保留下来的遗迹都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要对人类早期社会进行复原研究，利用这种还保留了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种族群体进行考察、比较、研究，是唯一可行、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即这种“活化石”特征的民族数量有限，大量的民族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且，即使找到了这样的民族，对这种民族的典型性、这种民族中保留的“活化石”特征中的制度和习惯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等，也都是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分析、鉴别的。

当事人访谈，即对亲身经历或接触过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当事人进行采访，通过其回忆描述，再现以往社会生活的原貌。这种方法，虽然有许多缺点，如当事人可能因年代久远而记忆不清，或记错事实，或可能因某种不便说出口的原因而故意隐瞒、歪曲乃至伪造某些事实，或因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而无法完全真实地叙述一些事实，等等。但这种方法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研究离我们生活的时代还不远的一些人和事时，曾经亲身经历过、接触过当时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的那些当事人，比保留下来的文本文献和其他资料，要更为真实可靠一些。因此，这种方法也是中外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方法。众多传记、回忆录的出版，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访谈、回忆得到其他相关资料印证的前提下，当事人访谈应是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现代史、当代史的重要方法。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当代史作品。在上述四种史学研究方法中，第四种方法是最为适合本书的编写目的的。因此，在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成为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建设和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方法。当然，采用这个方法的另一个考虑是，亲身经历、接触过对中国现代法律史和法学史的发展影响深远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中国发生的那些法律事件、运动的法学家，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为了抢救新中国法律、法学发展的活的史料，设计并完成《中国法学家访谈录》课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的最初构思，是笔者在2001年参加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形成的。当时，笔者在听课、学习、讨论之余，经常坐在党校的图书馆里，翻阅革命根据地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顺便说一句，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保存的这方面的资料，是全中国各大图书馆中最为齐全的），对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20世纪50、60年代的活动，和当时的一批风云人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把这些事件、人物以及作品等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让后人对此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是，由于从事这一访谈、研究和写作工作需要较多的经费投入，当时尚无此条件，故此事就拖了下来，未能及时开展。

延至2007年10月，一方面，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如周柑、王铁崖、倪征、李浩培、谢怀械、高格、徐轶民等相继去世，使得开展这项工作更为紧迫：如果我们这项工作再不做，这些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的“活的历史”的当事人，就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此时，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获得了比较充足的经费资助。这样，笔者的上述构想才得以在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立项，争取到了外出访谈调研必需的课题经费。当一个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之时，笔者真的是非常高兴！

本书原来设想是分为六卷：第一卷，采访的主要是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法学家基本上是在1957年之前大学毕业，他们都亲身经历或接触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事件、人物和文献，甚至许多都是当时“左”的思潮、运动的受害者，身心俱受到很大伤害。正因为如此，有些法学家在回忆时语气、用词比较尖锐、愤懑，有些情绪化。此点，恳望读者诸君予以理解和谅解，毕竟本书是一本历史的著作。第二卷，主要访谈1936年至1948年出生的法学家，这批法学家亲身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前后发生的影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事情感受比较深，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场“大革命”的受害者，他们所叙述的内容，最具真实性，也最权威。受第一卷篇幅的限制，有一部分1935年之前出生的法学家，我们也放在第二卷之中。第三、第四、第五卷，主要访谈1949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的法学家，这批法学家人数众多，是现在最为活跃的群体，也是当前中国法律和法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学术上，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是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法治大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法学家。第六卷主要访谈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在他们这一年龄段的人中间，也已经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法学工作者。

在后来的实际采访中，我们访谈的1949年至1960年期间（后来还包括了1960年之后）出生的法学家，人数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计划，因采访内容的丰富而增加的字数也无法在第三至第五卷这三卷中所容纳，从而不得不又增加了四卷，即第六至第九卷（原计划的第六卷变为第十卷）。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就从原来计划的六卷，变成了目前的十卷。此点，也请广大读者理解和谅解。基于此，目前的第三、第四卷共收录了109名（第三卷54名、第四卷55名）法学家，本来想法是拟收录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前半叶出生的法学家（本书的排列都是按照出生年月的先后），但由于在第一、第二卷访谈录中，因种种原因遗漏了一部分学者，所以这一次将这部分学者也全部补充收录进来，如第三卷前面所列的李静堂、蒋碧昆、游绍尹、张梦梅、谷春德、冯卓慧、乔伟等（其中，也有个别法学家已经过世，如乔伟等）。

参加本书访谈、写作的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2006级之后入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虽然还很年轻，但经过本专业多项省部级课题的调研和写作锻炼，在科研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由于在每一篇访谈文章的末尾都注明了作者名字，所以在扉页和前言中就不再一一列出每位作者的名字了。尽管如此，李明倩、张伟、王海军等名字我还是要特别地提及。他们是本书访谈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联系人，协助笔者做了许多涉及全书成稿事务的工作。虽然他们还很年轻，但工作起来非常投入、充满激情，也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繁杂，历史头绪比较多，加上都是回忆类文章，记录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不正确或错误之处，谨希望各位被采访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属于现、当代人写现、当代事，编写这种作品，如上所述，既有有利的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缺陷。笔者曾在《中国法学史》第四卷（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序中说过：“现代法律人写现代法学史，好处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对绝大多数法律事件、法学成果、讨论争鸣、法律人物都是熟悉的，或亲身经历过的，甚或是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因此，写起来当然可以非常真实，非常细致，文献资料也容易收集。但现代法律人写现代法学史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由于作者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甚至是当事人，因此，作者就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纯粹客观描述，而一定会加入自己的见解和体会，甚至是各种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被描述的学者都还健在，故考虑到各种人际关系，作者在阐述这一段历史时就会有所顾忌，对许多人和事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技术处理’，无法保证其描述的客观公正。但是，对现代中国的法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又是笔者兴趣之所在，放弃这种兴趣我自认为生活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笔者决定不去考虑上述两个方面的弊端，以自己的学术良心为准则，无所顾忌地、客观公正地对现代中国这六十余年法学发展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为学界及其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学术积累。”笔者感到这段话对本书的写作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为了忠实地反映每一个被访问者的真实思想和话语，我们在每一篇访谈录成稿之后，都寄给被访问者本人审阅过；有些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严格按照采访时的录音进行整理，以保证访谈录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在撰写、审阅每一篇访谈录时，笔者以及其他各位作者，经常抑制不住地会叹息、沉思，有时也感到心酸，但更多的时候是感动、钦佩和激动。这些法学家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尽管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坎坷，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始终没有消失，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都吃了许多苦，但他们仍然那么开朗、自信、豁达，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也理解得那么透彻，看得那么平淡，不怨天尤人，不颓废消沉，秉持着我们的党一定能够认识、纠正自己身上的错误，带领全体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念，勇敢地活下去，拥抱每一天来自东方的太阳。

我们原来的打算，是在第一、第二卷出版（2010年1月）之后，在2010年年内就把之后的各卷一起推出。但由于本书访谈工作量特别巨大，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编辑出版工作一直拖了下来，至今已过去了两年多。我们一边心里很愧疚，一边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啊！由此给各位受访者带来的麻烦，务必请诸位专家学者谅解。

本书中许多法学家的访谈，自2009年起，已经有近三十位法学家的访谈为《检察风云》杂志转载刊出。这些法学家的曲折经历和动人事迹，激励着年轻一代的法律人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进一步奋勇攀登，从而在司法系统以及整个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是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本书的调研、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这两个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项目负责人王业龙老师和责任编辑丁传斌、徐音，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何勤华

于华东政法大学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  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