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出身于药商家庭，自幼好学，并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他的父亲陈维启（1855—1909）虽是一位商人，但对陈垣的读书，从不吝惜金钱，后来陈垣感激地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呵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陈维启别号“励耘”，陈垣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显然有纪念这位极力赞助自己读书的父亲的意思。

陈智超编注的《励耘家书(陈垣与子弟)》收录了著名史学家陈垣与子侄及孙辈的往来书信，除了谈及家事，更多的是有关读书、治学、修身、做人的亲切指导，有很高的阅读价值，从中可以切实领会到前辈学者立身行事的品格节操，还可见识传统“家学”的真实内涵。

《励耘家书(陈垣与子弟)》由陈智超编注。

名人的家书是领会家学非常好的门径，像《曾国藩家书》；而著名学者的家书，在端正品行之外往往还有性情、知性上的培养，是闲暇时非常好的消遣读物。最近新出的《励耘家书》，即史学家陈垣与子侄的书信三百余通，就是本值得一读的小书。

《励耘家书》收录的往来书信，从1927到1966年，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其中尤其以陈垣与长子陈乐素（1902—1990，历史学家）、幼子陈约（1909—1999，书法家）的往来信函最多，分别有一二百通，篇幅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这两组家书除了谈及家事，更多的是有关读书、治学、修身、做人的亲切指导，有很高的阅读价值，从中可以切实领会到前辈学人立身行事的品格节操，还可见到所谓“家学”的真实内涵。陈垣常在家书中指点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如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身体疲劳，应以心理调节之。凡遇苦境，皆须作为一种练习，欣然接受，不可无此修养也。不然，血肉之躯何能抵敌种种苦患耶？”又说：“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乃安心。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

导言

与陈约

与陈乐素

与陈雪晶

与陈珍铭

与罗永昌

与张遵俭

与陈善

与陈致易

（三）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陈约来函并批复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儿对法律虽不有十分大趣味，但因日续的浸淫，早已与之生相当关系矣（无论何种科学，能深入必有得处）。不经不觉暑假后可升班了。大明年便是毕业，在此后的两年，当较前时为要紧，参考书当然不少，望父亲加以援助（要书我外行，要钱可寄汝一点）。

益兄回来时，见到南方的学风不及北方，鼓动儿转学北方，儿早有此意（亦不尽然，你学法律，我即将近日一张论北平法学院新闻一篇寄汝）。益兄回平后，此事倒沉寂了。这固是由儿无勇气，而究竟缺乏了援助的人（无援助有无援助的好处）。

儿于法律的书籍外，很爱读文学的书籍（文学似不如史学），因为无人指引，爱读还只是爱读，是散漫的、无系统的，这是不会得益的。譬如儿爱读国学的书，但国学这么多书，从何读起，何者应读不应读？都没有相当能力去拣摘，时常会因此而减少了兴味（无所谓国学。国学二字太笼统了，不如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等。我的著作，你得读否？便中我寄汝一二种，此是转转口味的法子，你既学法律，仍然读你的法律书为要）。

儿闲暇还想写下字，苦于连一本较妥当的碑帖也找不到（你此次来字，大进步，可喜。可见你近来用功，至慰至慰。一个人总要有一样长处，免人鄙屑），更不知应从何人人手？墨砚是写字不可少的。（是要墨砚，抑要墨盒？）但终找不到一个好的，因此种种，儿觉人在世，是少不得人们的提携和帮助，儿悔以前舍近而图远，总不会想起父亲来，现在很望父亲常常指导。儿有这么一个希望，虽然是将来的话，但很想能实现，就是在法专毕业后，很想再读两三年农科（到时至算，心多不好也），因家里很少人于农业是有相当学识的。儿也并不因家没有人学便去学。其实儿底志愿是如此。所以很希望将来有这一个机会。

儿常常也想写信父亲，但执笔总是写不成，说是畏惧又不畏惧，懒又不是懒，其间总觉一种不自然，真不可解（写信与尊辈或卑辈，均要注意一件事，写出来盼望人家认得。草字虽然好，虽然是一种美术，但是人不尽识的字，不宜太草，免人误会而厌恶也，注意注意）。益兄回来劝儿多寄信父亲，但直至现在才写这一封，真的有几次执起笔总不知从何说起。

到祖母处见父亲来信，说今年暑假回来，喜甚。

北京各位如何，念念。省中祖母以次各人均好，馀容后禀。专此，即请金安。儿约谨上。七月十日。

专心在法专毕业后，再看机会。稍暇我当有字帖检几种寄汝，若久不收到，可写信来催。

（四）一九三〇年八月陈约来函并批复

［以上原缺］字帖博哥本来有的，但上上海时一并带了去。曾寄给儿一本《李北海［此处添“某某”二字］碑》，和儿自己买的《九成宫》、《兰亭》、［此处添“某某人”三字］《圣教序》外，再没有了。有许多书家，虽知其名，但总未得看过他们稍为可信的字迹，自己又没有多大力量去买，父亲能多寄儿那就好了。

潜妹、善妹们寄来利姊的信，儿常得［以下原缺］

说没有看过，以后请多寄点回来。儿通常习字，通是磨墨，故需要墨砚，不是墨盒。但平常的墨砚是很快干的，写字时很窒碍，很想得一方较好的。这里中华书局虽有好几种端砚，但要价总在十馀二十块钱（皆是新坑，不可买，须买旧坑），故不敢买，又怕上当。说起墨砚，就联想到笔，在广州买笔也不易。昨年一位姓江［以下原缺］P5-9

陈垣先生（1880～1971）字援庵，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校勘学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主要著作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二十史朔闰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受到后辈学人的景仰；他从教七十余年，1926年起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直至去世，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陈垣出身于药商家庭，自幼好学，并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他的父亲陈维启（1855—1909）虽是一位商人，但对陈垣的读书，从不吝惜金钱，后来陈垣感激地回忆说：“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长老许之者，夸为能读大书；其非之者，则呵为好读杂书。余不顾也。幸先君子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其父别号“励耘”，陈垣后来把自己的书斋命名“励耘书屋”，显然有纪念这位极力赞助自己读书的父亲的意思。

《励耘家书》收录了陈垣与子侄及孙辈的往来书信，从1927到1966年，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其中尤其以陈垣与长子陈乐素（1902～1990，历史学家）、幼子陈约（1909～1999，书法家）的往来信函最多，分别有一二百通，篇幅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这两组家书除了谈及家事，更多的是有关读书、治学、修身、做人的亲切指导，有很高的阅读价值，从中可以切实领会到前辈学人立身行事的品格节操，还可见到所谓‘c家学”的真实内涵。陈垣常在家书中指点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如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身体疲劳，应以心理调节之。凡遇苦境，皆须作为一种练习，欣然接受，不可无此修养也。不然，血肉之躯何能抵敌种种苦患耶？”又说：“初教书，先要站得稳，无问题，乃安心。要学生有精神、生趣味为要。凡说学生懒学生闹者，必教者不得法之过也。”

幼子陈约常年独自在广州生活，学无师友，在家书中陈垣对陈约的指导更为严格，为了督促他学有专长，有时批评得甚为严厉。陈垣嘱咐道：“单是读书写字，算不得学问，有事业做便是学问。”一次陈约信中说近来醒悟当戮力读书，“然岁数已大，人事日繁，思虑一多，心何能专”？陈垣批复：“即此更不必读书，又想读书，又多思虑，一肚俗气，何能读书？读书要挨得饥，抵得冷，并受得世人讥笑，方能成学。”

在陈约选读何书以及读书的具体方法上，陈垣也随时点拨：“《书目答问》一书不可不备，卷末有清朝著作家姓名，尤须熟看，至紧至紧”；“师承不易得，最好将《后汉书》与《三国志》同有之传，如董卓、袁绍……等十四传，以《三国》为底，与《后汉》对照，看《后汉》如何改作，即可悟作文及改文之法”；“最怕浅尝辄止，各得其皮毛，则废物矣；人不可一日闲，心必须有所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废人矣”。“学问要就自己环境，如果家藏书籍丰富的，则宜于博览；如果家中书籍少的，则宜于专精。”这样的教诲在家书中还有许多，对于当今的年轻读者而言，也是深有意味的金玉良言。

本书选自陈智超整理、编纂并注释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陈智超先生1934年生于上海，是知名宋史学家，陈垣之孙、陈乐素之子，新会陈氏史学的第三代传人。《陈垣来往书信集》的家书部分原有书信近400通，本书仅略去零星并无实质内容的书信，“与陈约”和“与陈乐素”两个主要部分并无删节，意在让读者把握完整的内容。至于家书和陈垣书信的全貌，还望参阅《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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