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悟人间》为刘再复先生与女儿刘剑梅的书信集。父亲与女儿的对话既富有性情，又不乏深邃的思考。书中的父亲则是一场对话的普通参与者，不把话语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你自己的世界”。更耐人寻味的是，父亲在这里是不坚定的，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迷惘和哀愁。女儿成了他自己的心灵知己，他也原原本本地交出了自己的思想实底。本书是刘氏父女为我们营造的又一精神家园。

《共悟人间》一书是刘再复、刘剑梅父女为我们营造的又一精神家园。这里流溢着父女阀融融的亲情，也有两代学者闻平等、坦诚的交流和探讨。在那样一片天空下，在那样一种形式中（书信体），没有避讳，没有顾忌，没有心的藩篱，没有功列和世俗的门户之见；争论都充满了诗意。在父女间的文字交流中，.你能感受到老学者的执著，年轻一代学者的敏锐，还能感受瓢父女俩的深沉思考、哲思涌流、灵犀相通，以及相濡以沫的温馨情感。翻开本书，你将感受到一种身心的臣大震撼和一种灵魂共振的温暖感动。

本书被香港电台与特区政府康乐文化事务署评为“2002年十本好书”之一，并得到金庸先生的大力推荐。

女儿·女性·女神（刘再复自序）

父亲·个体·孩子状态（刘剑梅自序）

论我所热爱的那个世界

论《桃花扇》之外的生活

论精神之旅

论文化气脉

论齐物之心

论生命场

论德谟克利特之井

论大器存于海底

论生中之死

论享受黎明

论父爱的形式

论母爱的悲剧性

论爱的困境

论婴儿状态

论安逸

论人性与佛性

论智者大忌

论不隔之境

论人生分期

论生命状态决定一切

论灵魂的根柢

论快乐的巅峰

论罗素的三激情

论多次再生

论贵族子弟的平常心

论性格的诗意

论拒绝世故

论慧根与善根

论受难情结

论思想的韧性

论外婆意蕴

论女性话语与漂流文学

论女性式写作

论女子做学问

论女子散文

论预言的溃败

论天下襟怀

论审美眼睛

论漂流美学

论文化之乡

论生命浓烈也是形式

论腔调

论《红楼梦》方式

论文学之尺

论张爱玲的局限

论福科的相对思维

论个体本体论

论宽容

论人的复制

论学术与生命的衔接

论传记文学

论艺术革命

论文学信仰

附录一：金庸谈《共悟人间》

附录二：《亚洲周刊》书评——父女两地书人间真性情

附录三：性情中人与理性中人的双重雕塑——《刘再复海外散文选》序

香港版《共悟人间》后记

香港版《共悟人间》后记补

为自救而写作——香港版《共悟人间》再版感言

国内版后记

小梅：

我真的很羡慕你。你确实生活得比我轻松，比我幸运。而且我也希望你有别于我的生活方式。

读了你的信，我便想起王国维的两个世界，即《桃花扇》世界与《红楼梦》世界。王国维把这两个世界加以比较，说前者有“故国之戚”，而后者则有人生之思。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如果我们借用王国维所阐释的两部名著的象征意蕴，那么，你正是一个生活在《桃花扇》之外的人，而且是一个生活在《红楼梦》世界中的人。我虽然常有故国之戚，但其实是一个分裂人，一个总是在《桃花扇》与《红楼梦》之间徘徊与彷徨的人。我的本性属于《红楼梦》，而在现实社会中，却不得不置身于《桃花扇》之中。换句话说，是身在《桃花扇》，心在《红楼梦》。你的幸运，是没有我的徘徊与彷徨，没有身心的分裂，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倾心的哲学、宇宙、文学天地里。尽管你的选择，“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未能成为匡时济世之才，但我不会谴责你，倒要为你高兴。

说生活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当然不是指生活在贵族的府第之中，而是指生活在一个审美的形而上的沉思国度里。只有在这样的国度里，人的生命才能保持本真本然的状态。常听到人们感慨，在后现代的世界中，生命已化作碎片。其实，在一切现实的功利的世界里，生命总是要分裂为碎片，就像《桃花扇》里的桃花扇，这一情感的象征，最后一定要被撕成碎片，只有在《红楼梦》的世界里，生命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是本真本然的完整。

王国维在以《桃花扇》和《红楼梦》这两书比喻两个世界的同时，还用希腊与罗马这两个大历史意象来说明我们的国家缺少的是希腊精神维度。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王国维告诉我们，中国缺的不是罗马，而是希腊；不是《桃花扇》，而是《红楼梦》。因此，在海外有一平静的心境，做点补缺的工作，也未必不是对中国的贡献。“虚理”形而上的世界，那是一个最精彩的世界，你有幸生活在其中，意味着你的生命起点是那个产生《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维纳斯的希腊，这是何等的幸运。

罗马可视为力的象征与征服的象征，而希腊可视为与此相对应的美的象征。谈起希腊，我固然想到赫克托尔与阿喀纽斯这些男性大英雄，但我更多地想到海伦与维纳斯。谈起罗马，我则想不起任何一个女子的名字，只会想起恺撒、安东尼、屋大维和斗兽场里的狮子。由希腊体现的人类永恒的天真、女性的魅力和审美的向度，才是真正值得诗人学者着迷的。王国维真了不起，这位先知型的天才，和梁启超等近代启蒙者不同，他不是鼓吹中国需要斯巴达精神，而是需要希腊的美与形而上。他最后自沉昆明湖，是他意识到的理想王国已在现实中彻底毁灭，希腊与《红楼梦》所暗示的世界在另一空间。他愿意以生命去寻找这一空间。（P8-9）

女儿·女性·女神

刘再复自序

一

北京师范学院退休教授、我的挚友吕俊华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你有两个聪颖单纯的女儿，这是一种超人间力量的安排。”吕老师似乎是个有神论者，他认定个人要在荒谬混乱的力量包围拉扯中保持自身的完整和尊严，心中必须存有另一种力量，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和感受到另外一种超常的秩序与尺度。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也喜欢作类似的形而上假设，相信在一个高于人间的某处，有一观看着我们的眼睛和评价我们的力量，并相信在现实中它常给予我暗示。两个女儿的纯真天性，就被我看作一种暗示。她们暗示我：不要忘记天赋的美好性情而去追逐永远难以满足的身外之物，那里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歌德曾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前行。”一个作家离开女神的引导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作为无神论者的我，又假设两个女儿就是上苍派往人间引导我前行的“女神”，不过，只是常做鬼脸的小精灵似的非权威的女神。

女儿对我的导引并不是世俗意义的那种“指示”，而是一种自然的启迪，天籁的命令。自从她们降生之后，我便奇怪地感到有一种来自天外的清新气息在影响着我。这种影响是无言的。女儿天然地生活在仕途经济世界的彼岸，天然地远离争斗、猜忌、仇恨，因此也天然地对人类采取绝对信赖的态度。尤其是小女儿刘莲，更有性格的诗意。尽管她尚未进入小学就会读金庸小说，聪明过人，但从来也不懂得计较，不知“算计”是何物。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已是十五岁的少女，听了神学院的教授讲一段人生经历，便信了基督。她觉得这个只活了三十三岁的木匠之子被钉上十字架并化作神为穷人服务的榜样，是值得学习的。于是，她又从《圣经》中吸收美好的爱意。

剑梅比刘莲大十岁，天生不喜欢政治，总是浸泡在文学中，也天然地远离名利场。她的生活一帆风顺，在国内读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出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遇到的是王德威这样年轻有为的老师，毕业后又顺利地担任马里兰大学的助理教授。所以我特别希望她能保持好性情。人过中年之后，我更觉得好性情的难得。剑梅已踏入知识界的门槛。知识固然能造就人，但知识也能化作权力腐蚀人。一旦拥有知识和相应的名号，便可能把自己视为“高等人类”开始争夺名位而看不起社会底层的工农。许多学者虽名声在外，却腐败在内，非常自私、冰冷。这种人生，是拿着性情去与魔鬼交换知识。“知识也能腐蚀人”，许多很有知识的人未必充分意识到。但剑梅似乎天生就感悟到这一点，所以她一再告诉我，她要反抗这种腐蚀。像一个知音，她也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我。这便形成我们对话的基调。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故国南方犹豫一个多月，要不要出国，始终拿不定主意。后来妻子菲亚想到应当问一问孩子，于是就打电话给小梅，没想到她的声音斩钉截铁：“走吧，走得愈远愈好!”她出国后我问，为什么这么想?她说她想得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问题，尤其是没有那么多“男人的问题”和“名人的问题”。她只想到，爸爸的时间不能再丢失了，一些好性情也不能再放在“斗争场”中消耗了，只有远处才可安放平静思索的心灵。现在出国已整整十年了，想想以往，觉得她说的“愈远愈好”确有道理，有空间距离，所有的思索才返回率真冷静。走出“斗争场”之后，觉得世界真大。

从女儿的“天启”中，我感悟到“女儿”这一意念在文学中异常重要，觉得曹雪芹把少女视为美的象征非常有道理。少年女子天生在“仕途经济”之外，即天然地站立在“泥浊世界”的彼岸。泥浊世界以名声、地位、金钱把男人诱入其中，使他们互相厮打，然后个个都滚上一身泥巴。这身泥巴不是大自然中素朴的泥土，而是发着酸臭味与铜臭味的污秽。《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所以能处污泥而不染，至死保持着天真与清气，全靠女儿国中年轻女神的指引。他这块天外的顽石，获得灵气之后来到人间，很可能再被人间的朽气腐蚀掉，从而变成烂泥或者再次化作冰冷的石头，然而，林黛玉等少女的眼泪柔化了他，拯救了他。她们那些未被世俗尘土染污的、发自天性最深处的泪水，正是苍天的甘霖。这些生命之露，继续养育着贾宝玉的灵气与性情，使他从彼岸世界带来的那块宝石依然发出纯正的光芒，而免于被世俗世界的浊泥所同化。聂绀弩临终之前一再叹息他此生此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写下《贾宝玉论》。我不知他的最后的论文要说些什么精彩的话，而如果让我来为他作续篇，我要写的宝玉，便是一块被眼泪所柔化的石头，一个被女儿国的女神引导前行而保持真性真情的生命。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只有一个男子可以寄寓其中，这就是贾宝玉。其他男子对这个国度只能窥伺、觊觎、掠夺与侵犯。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女儿”就是美，就是真，女儿国就是美的共和国。尘埃包围中的净土。宝玉有幸也成为净土中人。他的最后的出走，乃是自我放逐。此时，他的双亲虽在，但是让他存放真性真情的女儿国已经消失，能够赋予顽石以永恒之性的泪水已经干涸，父母之乡中能给予他的只有虚假与迷惘。到此再也别无选择，只有“告别”了。很明显，在曹雪芹的巨著中，“女儿”正是引导宝玉前行之纯真女神。

读大学的时候，教我《西洋文学史》的郑朝宗老师特别爱护我，一再提醒我要留意西方文学中的英雄与美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他说，希腊史诗中英雄为最美的女性海伦而战，战争的双方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两边的英雄都为美而倾倒，而流血。但丁阅览地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把他带到地狱的门口，而这位被称为“罗马时代的荷马”的大诗人又是受但丁生前的女友、此时的女神贝亚特丽齐的委托而来的。诗人们正是在永恒之女神的导引下认识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文学巅峰，巅峰上的星辰全是女性，如米兰坦（《暴风雨》）、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苔丝德蒙娜（《奥赛罗》）、娥菲莉亚（《哈姆雷特》）、克莉奥特佩拉（《安东尼与克莉奥特佩拉》）、伊摩琴（《一报还一报》）、鲍细霞（《威尼斯商人》）、贝特丽丝（《无事生非》）、罗瑟琳（《皆大欢喜》）、薇奥娜（《第十二夜》）等等，这些女性温柔而坚贞，总是做出男子未能做出的事业。他们不仅具有男子不可比拟的美貌，而且具有男子所没有的对于爱情的坚贞，连恩格斯都称她们是一些“可爱而奇怪的女性”。所以“奇怪”，就是她们具有男子所没有的神性——摆脱男子世界权势欲望的清脱之性。相互倾轧的世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大家族势不两立，在豪宅中进行着无休止的热战与冷战，而身处家族中的两个情侣则如冰清玉洁，与家族毫不相干。朱丽叶在想念罗密欧时说：“你的名字就是我唯一的仇敌”，她生活在纯真的情感世界中，只有爱人的名字日夜折磨着她的心灵，用中国话说，这是唯一的冤家。除此之外，男人世界那些名声、地位、权势的焦虑她是没有的。父辈的敌人也不能成为她的敌人。她天生没有怨恨，没有仇敌，没有帮派。我曾告诉剑梅，朱丽叶这种性情才是我们的“大方向”。莎士比亚笔下众多美丽而聪明的女子，每一个都是引导我前行的女神。

四

在与剑梅的通讯中，我从未想去教诲她，但的确渴望她能成为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可爱的女性，而不希望她按照学院里所学到的“女权主义”那种观念来塑造自己的性格。女权主义对于我来说，一直是可怕的。倘若可信，也绝不可爱。女权主义的前提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这有社会学的意义。但社会学意义不等于文学意义，倘若把女权主义带入文学，就可能产生毁灭女性美的效果。可以设想，如果莎士比亚当时被女权观念驾驭他的笔杆，那么世界文学史长廊就不会有朱丽叶、苔丝德蒙娜等一系列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人间的情感世界就会乏味得多。托尔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他觉得莎士比亚笔下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腔调与语言都是一样的。然而，托尔斯泰的成功，却遵循着与莎士比亚同一的绝对的美学律，这就是把女性视为美的象征，在精神深处让女性导引男子前行。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安娜，在《复活》中塑造了玛丝洛娃。这三个不巧的女性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导引者。在托尔斯泰的审美眼睛中，女性是绝对需要与男性有大区别的。她们需要有女性的温情，一旦男性化，这种温情就会消失。他绝对不能容忍女性变成男子一样的所谓“强者”、“强人”。他说，他希望女人是柔弱的，甚至经常有病，一个完全不会生病的强壮的女人，简直就是野兽。他这种极端化的见解，表明他对文学的一种坚定认识，即文学的“优美”范畴永远属于女子，“壮美”范畴则属于男子。女子虽有瞬间的壮美，但不应当成为女人的基本审美特征。这种审美观不是不尊重女性，恰恰是在尊重女性权利的同时尊重女性的特点。当代时髦的潮流是用男子的特征去同化女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李双双、江水英等形象，就是用男子的粗糙性格去同化女性。可是，这种女性表现出来的只是豪言壮语包裹着的变态性格，一点也不可爱。

在社会学意义上，女权主义确认女子与男子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大男子主义的叙述也的确是一种不合理的权力叙述，中国的某些史籍把女子当作“祸水”的叙述就是一种错误的叙述。女权主义对此进行批评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文学写作中，却必须确认男子与女子有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差别。文学把人视为生理存在特别是视为心理存在，更重视心理差别。在生理上，男子会长胡子，女子则不能；在心理上，女子的情感更为细致敏感，更把情感视为最后的真实。只有正视女性的特征，文学才能动人。女性主义对文学可能形成的严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别的混乱，瓦解女性那些最动人的美学特征，使文学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导引，也丧失文学的审美向度。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它涉及文学的整体变质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不能不借写序言的机会，郑重地说说。

我的这些看法是很古典的，与女权主义的现代批评可能格格不入，也可能无法使剑梅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对话，反而会使我们的讨论走向较深的领域。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国内版后记

《共悟人间》能在国内出版，我和剑梅都很高兴。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长篇心灵对话。第二次则是前年的《共悟红楼》，后者已由北京三联和香港三联出版了。

《共悟人间》在香港出版后，连印五版。经金庸的大力推荐，被香港文康委员会评为二〇〇二年十大好书之一。该年香港国际书展举行读书征文比赛，高中部的第一名和初中部的第三名写的都是《共悟人间》的读后感。大约此书有益于世道人心，更有益于年青学子灵魂的健康和生命活力的激发，所以它在香港竟成了畅销书。

剑梅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到美国深造，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到马里兰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任职，比在国内的校园辛苦多了。除了教学，还得著写英文专著，否则就无法“提职”。可是中文写作却不被列入查核范围，在这种制度下，很容易放弃中文写作。我和剑梅对话，共撰专栏文章，其实都是逼她守持祖国形美意美音美三者兼有的语言。剑梅也不负我的期待，总是辛勤写作。尽管常叫喊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教学、研究、孩子），但还是一边“呻吟”，一边写作。

此书能在国内出版，我和剑梅都衷心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和推动此书走向国内的刘文华、周青丰、董曦阳等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尤其是周青丰，他作为责任编辑与监制，把书做得极为精美，让我和剑梅看到之后，不仅非常高兴，而且更爱人间。

刘再复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于美国Boulder

（二〇一〇年元月见到标书后又补记最后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