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中，杨黎或许自许为一个大师，对于“废话”诗人把他奉为“教主”可能也会乐于接受。但在现实中的很多场合，他却表现得更像一个孩子，他自由、散漫甚至放纵，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喝香的吃辣的、爱下围棋和斗地主、爱呼风唤雨和呼朋唤友，即使跟比他小很多的、江湖地位不相配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也一副没大没小的样子。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杨黎在涛歌上、在为人上不理性和没原则。对于合不来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骂对方“傻逼”，甚至出手相向。他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诗人——或者非常像一个诗人，除了生活举止之外，他和“废话”诗人们句式简单、近于白描、反意义、反修辞、反抒情、不用形容词的诗歌，在诗坛甚至社会上还一度掀起被非议的风浪。在很多人眼里，他们这种圈子甚至有一点类似邪教，年轻人严遵教条地写作对真正的创作来说绝对是一种限制和伤害——同为“橡皮”创始人的韩东，甚至也曾经这样认为。
而且“废话”内部诗人的举旗相随或者改弦更张，都并不能影响杨黎，“‘废话’群体里真正能理解我的也没两三个人，哪里有人？真有这么好的事我睡着都笑醒了。”可能他始终都认为，“废话”从来都是他一个人在“废话”；而在“废话”之外的诗歌圈，他更是旗帜坚定地要做一个孤掌争鸣的诗人，他认为“废话”对其他人没有伤害，甚至还在拯救他们，“如果世界上有一万个写诗的人，我就影响了3个人，但另外9997个人是受准的影响？蜕他们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中，他们敢跟我谈自由吗？全部是在传统美学、传统文化的束缚之下，戴着镣铐却还不知道。”他甚至认为那些反对他的所有人都处于教条之中，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教条之中，都是一群弱智和一群傻子。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杨黎，但这并不妨碍很多诗人对他的激赏，甚至是很多写作路向和他完全不一样的著名诗人们。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以来，杨黎已经成了中国诗坛平地兀起的一座山峰，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你可以不喜欢甚至非议他，但你绕不过他，在语言上他有着超越诗人的哲学思考，或许是受了西南官话影响他的语言感觉极好——很多朗诵场合他都是用方言，杨黎甚至说他的四川话比他的普通话更好懂。
在很早以前——在阅读维特根斯坦之前，他就开始探讨诗歌和语言的关系，他原来认为“语言即世界”，现在他否定——不，超越、具体、细节化地认定“语言先于世界”。而这还跟他的生死观直接相关，自从小时候知道要死开始，他就致力于超越生死——无论是练八卦、练太极、修真人还是信仰科学、立足正确的人生态度，现在杨黎认为解决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知道什么叫生死，它就是一个语言概念，要超越这个语言概念，超越它就超越了大限。大限就是本身，生与死、快乐与痛苦、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都是被语言说出来的一种物质。”超越的办法就是写涛，“我在做这个事，努力在做。”
匆匆看完杨黎在新二村的老家，我们打车来到瑞升广场附近，穿过一条浓阴遮天蔽日、名为“芳沁路”的巷子再往里走，我们来到一个叫“南亭叙”的咖啡厅。何小竹、石光华、吉木狼格等几位跟杨黎已经厮混几十年的朋友和诗友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随便喝喝茶、聊聊天、说说最近拍的电影和筹备的餐馆。在几个朋友先走之后，杨黎和诗人、导演吉木狼格下起围棋，这场棋用时半个下午，一共下了三盘，杨黎赢了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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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东林的书稿时，我正在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以中国乡土文化顾问的身份参加格勒诺布尔建筑学院春季的工作营。格勒诺布尔地处阿尔卑斯山区，伊泽尔河和德拉克河在这里交汇，四周峰峦耸立，是闻名的滑雪胜地。同时这座古希腊、罗马时代已著名的小城也是司汤达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这里“在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一座山”。
有一天，我在工作间隙阅读书稿，格勒诺布尔建筑学院的教授、建筑师Walter移坐到我身旁，好奇地看着那些完全看不懂的东方文字，于是我用蹩脚的英语跟他聊起《跟着诗人回家》。Walter告诉我，他从小生活在格勒诺布尔，毕业后也一度到巴黎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故乡，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每天看到这些山峰更令他深感平静和幸福。可我想，如果格勒诺贝尔不是名声显赫的科学城，不是法国最大的大学城，能提供给Walter这份工作机会与生活环境，或许这里也不会再一次成为他的故乡。
两年前，东林在写《线城》时我们就谈过故乡的话题，他还有故乡，而我却所到之处皆是异乡。未满周岁即离开出生地、此后随父母一路漂泊的我，因为性格内敛，又常常搬家、换学校，对人事物的接纳与情感反馈渐见迟缓，在离别时仍觉得自己还是“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因为缺乏情感的介入，存在就只是存在。无法形成密切的关系和沉积意义，所以辗转之处都不能算作故乡，我也不认同父亲的出生地或者自己的出生地就是故乡的说法。于我而言，故乡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纸面情感远远超过实际情感。所以，事实上我难以理解回不去的尴尬，也无法体会因为故里变迁而生就的复杂情愫。
读完《跟着诗人回家》后我发现，我这个七十年代人的个案，或许在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这七位六十年代诗人身上也有着某种普遍性，他们可能有自己认定的故乡，但每个人的人生也都随着地域辗转被切分成了不同段落。东林和诗人蓝蓝回到郑州，但他却发现“我发现没有哪里可以算作她的家，而我要‘跟着诗人回家’，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那个准确的‘家’。而或许这些地方又都是她的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指向上的家的拼盘”。在音乐剧《文成公主》中，我的老师张仁胜先生写过一句唱词“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成公主如此，诗人当也如此。
一连几天，我部在东林的文字中游走于诗人们的故乡，张执浩的双仙村，杨黎的新二村，臧棣的汪芝麻胡同，蓝蓝的纬四路，余怒的安庆，陈先发的孔镇，雷平阳的欧家营，我发现他们几乎都不是大城市出身，而是来自于乡村和小城镇。前年在广西上林，有一天晚上我和东林聊天，他说小地方特别是小县城的人走上文学道路的可能性最大，精神生活的匮乏与自由散漫的状态形成强烈的冲突，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作宣泄需求。东林也是这样的青年，虽然他要年轻许多，却也敏感许多，身处社会变迁更汹涌的时代，亲历了小城镇所有被数倍放大的各种好与不好，这些剧烈的冲击着实地打在他身上，穿过皮肤，透过血脉，置诸内心，能给他带来慰藉的同样是阅读与写作。
2014年年末，我邀请东林从北京来到武汉，在我曾作为创始人之一的403国际艺术中心的担任驻场作家。后来，他又一手筹划了漫行书店并担任书店的联合创始人。
在武汉的两年，东林以他的方式搅动起武汉的文化漩涡，不但亲自为书店选书进书，还策划组织了两百多场文学活动，更将国内外的一批诗人聚拢到403，策划了在诗歌界颇负盛名的“武汉·南宁诗歌双城会”和“武汉·重庆诗歌双城会”。这样的活动推动了诗人的城际交流，拉近了诗歌、诗人和大众之间的距离。火爆的活动现场也令诗人们诧异不已，没想到诗歌还能如此火爆，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人群。而403和漫行书店也因此吸引来了全国诗人与诗歌i卖者的关注，成为中国中部不可忽视的涛歌现场。
此前，东林不乏诗人朋友，但他的诗才真正苏醒与活跃却是在武汉，他也坦陈诗人的这重身份得益于武汉的诗人和诗歌活动。还记得大约2015年秋季，东林跟我说，可以约定一起写诗，等以后各出一本诗集。这一年来，东林坚持不懈地读诗、写诗、走进诗人，诗歌创作渐入佳境，作品也积累了不少。而我，却因为把自己的敏感和热情都投入到了乡村活力再造和乡土建筑研究，写诗的应诺早抛到九霄云外，想来都觉得惭愧。
在东林还没成为他所认为的诗人之前，他被朋友称为“左手写历史，右手写文学，毒舌写情感”的青年才俊。少年老成的他，得益于祖上的文章福荫和自身的慧根与经验，虽然他自称是“三流本科学校的理科生”，但是却写得一手遭人嫉妒的好文章。尤其是在经历过很多部作品的创作和蛰伏之后，东林剥掉了他娴熟的文字技艺和语言表皮，袒露出了深沉与质朴的内在，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近乎白描他眼中的七位诗人，这反而显得更加真实与自信，而文字之外折射出来的人与诗的斑斓也不由让他越发清明澄澈。
记得去年年初时，东林就跟我聊起过《跟着诗人回家》这本非虚构作品的想法，在他的规划中是选择跟随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部分诗人回家，以书写个体诗人的方式建立起这两个年代的诗人和诗歌景深。现在他完成了对这七位当代著名诗人的写作，呈现出《跟着诗人回家》的第一部书稿，除了替他高兴，我还要感谢他，因为在与中国相隔万里的格勒诺布尔，反而能让我跳出我原先身在其中却影绰不清的背景，跟随他的笔触重回那个兼有具象与意象的故乡和年代，从涛人的出走与回望、破碎与完整、既往与当下中看到某种超现实影像，也更看清了我所着手的乡村再造和建筑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但是跟着诗人回家，也让我以在异国阅读中国诗人的方式明白了什么是家！
在过去中寻找现在
去年7月，和诗人弥赛亚去了一趟岳池，他正拍的一部纪录片要在老街取景。
那是一条两边开满小馆子的老街，路边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摊贩，卖蔬菜的，贩水果的，兜售竹席竹篾的，还有修补铁锅的，一派琳琅满目的物资和市井繁华，让我想起80年代末的老家小镇——事实上，现代化之后的我们与这样的生活早已经渐行渐远了。
几个镜头很陕就拍完了，收工撤队。快走到街头时，我在一棵大树下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端坐在一块小黑板前凝神画一所房子——尖顶、有窗户、有烟囱，在她周围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但是她却充耳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画面中。在她接下来给房子涂颜色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这一幕后来我回想过很多次。做完“跟着诗人回家”的采访之后，在我系统梳理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和雷平阳的访谈文章时，这个画面又跳了出来。
作为196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这七位诗人有着显而易见的某些共性，他们同时就学、成长、阅读，又差不多同时迷恋上了诗歌进而又写诗——一直持续到现在。固然，他们经历过的的确是一个文学年代，但那么多跟他们一起喜欢诗歌也一起写诗的人，后来都和诗歌分道扬镳了。而作为某种时代趋势和背景，在他们读大学前后所开始的商业化，从萌芽到蔓延、再到眼下的无所不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却仿佛侧流而行。
张执浩说他是“一个替别人做梦的人”，当年他周围那些热爱或写作文学的人们，后来都与文学渐渐无缘了，而他却成为了诗人，当上了专业作家。对于其他六位来说，我想也一样如此，事实上他们不但是为旧日同道“做梦”，同时也是在为一代人和自己所栖身的时代做梦，在被岁月和现实洪流裹挟着前行之际，他们又高擎着某种理想。
在岳池街头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做梦的人，既替她自己，也替同龄人，甚至还替周遭熙熙攘攘的人群，虽然我也不知道她会做多久，但起码在那一刻她是的。把那个小女孩和七位诗人放在一起，或许并不恰当，不过我觉得她和他们或许具有某种对照性和对应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岳池这座六线小城的地理偏远和发展缓慢造就了一个属于她的八十年代，而这七位诗人在他们自己的八十年代也可以说就是那个小女孩。
当然，七位诗人没有看到自己，是我在某种想象或附会中替他们看到了自己！
也是去年，6月，余秀华在荆门有一场电视节目录制，我和张执浩、韩少君去做嘉宾。活动做完后，张执浩带我去了一趟他的老家，荆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双仙村。 那是一个山环水绕的小村子，每家都单门独户地散落在田园中。张执浩的老家旁边，就是他在诗中经常提及的仙女山、岩子河，三片池塘分布在屋子前后和菜园旁，这片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现场——我并非是要将其浪漫化或被乡愁感动了，让我更加理解了张执浩诗歌的一种来路和来历，如他所言，不只是身体的来历，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历。
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不如做一个“跟着诗人回家”的系列，通过我的“入故乡”去切入他们的“出故乡”，呈现他们作为诗人和写作诗歌的某些景深，或许还有不断闪回在他们诗路和命运之路上的时代侧影。而我所用的“故乡”，在指涉诗人家乡地理的意涵之外，应也包含着其家世、成长、阅读、命运和记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人，然后又构筑了让一个人成为诗人、成为这种诗人而非那种诗人的可能因素。所以我一再说，我并不是要跟着七位诗人去回乡和怀乡，而是去“原”乡——在他们的过去中寻找他们的现在，如果把每位诗人比作一块石头或者一座山，我要做的就是深入到它的岩层内部，甚至追溯到一块石头还嵌在山体上、一座孤峰还是连绵群山中的一座时的状态。
在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我更偏向于后者。以弗洛伊德的观念来说，只要能从诗人个人生活的经历中找到作品的原型，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而在荣格看来，一部作品应该高高超越个人生活的领域，并让诗人作为一个人带着他的心灵和精神向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宣喻，他甚至觉得在艺术的王国里个人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罪的。诗人是“非个人的，甚至是非人性的，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本身，而不是一个人”。
不过在面对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面对不可解而又想解的每个诗人本身时，或许弗洛伊德的方法也不乏可取之处——当然我并非将涛歌作为精神病症去追溯某种心理情结，而又或许我的重心更偏向于“人”而非“诗”，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梳理上世纪六十年代人的文学理路，诗歌当是诗人的一部分，而非诗人本身。
以诗人来说，除了“第三代”诗人的主将杨黎之外，其他六位可能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代际身份——虽然也有人觉得这毫不重要。他们和“第三代”诗人基本同龄，虽然沾染了但并未被裹挟到那场现代诗歌运动中，又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建立起自身的美学和影响力，他们是有别于“第三代”、也不同于网络一代、张执浩自称为“第3．5代”的一代，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和某种共通的心理，也不是其作品本身就能够提供的。
如果再放大一点，把这七位诗人投置于时代的大幕上，为什么他们成了诗人而非别人？他们当年做的“梦”是否折射出了同时代人的“梦’’。？而诗人这个身份，在他们几十年的命运辗转中又是如何如影相随？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说，这当然也值得深入其中。
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事实上我这一代人并未真正感受过那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虽然经历过，但是因为尚且年幼而无所观照，所以更多的感受是来自于后知后觉。
那是更早一代或几代人的岁月。本书中的七位诗人，张执浩生于1965年，杨黎生于1962年，臧棣生于1964年，蓝蓝生于1967年，余怒生于1966年，陈先发生于1967年，雷平阳生于1966年。虽然年龄最大相差5岁但仍属于同一个时代，虽然地域跨度相隔千里但仍属于同一个中国。同样的时空给了他们同样的记忆——既有童年与少年时的“革命”底色和“运动”经历，也有青年时的某种开放和之后的滚滚商业化大潮。
跟更早一代人的“红卫兵”身份相比，他们还算是“红小兵”的年纪，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是被懵懵懂懂地裹挟着前进。在动荡的夹缝之中，他们一边旁观打量着社会演变，一边在破碎的变迁和家庭辗转中受教成长，而时代似乎也不太需要他们当时就承担某种任务。这反而也给他们提供了某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性，而八十年代这段相对自由和开始从集体中抽身转而追求个人的岁月，更是把他们的“自由意旨”做了进一步深化。
杨黎是这七位诗人中年龄最大的，这可能也是他投身“第三代”并成为一个更具现代性诗人的凶素之一，在革命退潮之后，革命意识还未退潮的他要寻找另一种“革命”；相比于年龄，张执浩和蓝蓝的乡村生活背景对他们影响更大，他们早期诗歌的抒情性和对乡村景致的取材也正渊源于此；臧棣、余怒和陈先发，他们的自身与作品都有某种知识性和形而上的气质——陈先发还有桐城孔镇给他带来的传统濡养，这与他们大学生涯的阅读经验或许密切相关；而雷平阳远处云南昭通，南天之下的遗世独立，让他的地域意识渐渐自觉、进而书写、直至成为一个支点，当然这并非说他是“地域性写作”。
我这种脉缗性和印象式的描述，对每个人来说或许不免挂一漏万和以偏概全，但也不乏是一种进入和梳理的门径。而如果承认这种门径，也就能发见“自由”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某种胎记与烙印，一方面是客观带来的被忽视和忽略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主观寻找的去生长和去形成的自由。这种自由，在五十年代人身上难得一见，而在七十年代人身上则是另一种自由了——商业、物质、网络、技术、观念所带来的虚拟自由。
而相比于更加背井离乡、更加缺少家族记忆、在城市中寻找自我现场的七十年代人，家和故乡在六十年代人身上所沉积的影响可能也更大一些。本书中的这七位诗人，虽然家庭家世各异，也旱已脱身原来的家庭，但家和故乡在他们个人生活和诗歌中还是在隐隐发力的，不一定全是支援，还有可能是滞碍，家和故乡所代表的某种自然与文化传统也是他们努力接近或奋身挣脱的——而接近还是挣脱则出于他们自身的自由。
还是去年，8月，我在恩施龙洞河的上游寻访陈诚的故居，在茂林修竹之间翻山越岭，因为没人指点，事实上在那座空山里也找不到人指点，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后来走累了，又加上天气溽热，我就坐在一片绿树成荫的水池边歇息。这时诗人、编辑李黎发来微信，便跟他感慨了一阵历史，后来就说起“跟着诗人回家”，那时他已读过采访张执浩和杨黎的两篇，说非常有价值，可以在他所在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是便匆匆敲定了出版事宜。幸运的是，那天后来我拖着在山后见到的一个汉子，靠他带路还是找到了陈诚的家，不过令我心安的却是李黎给“跟着诗人回家”找到的家。
这本书，可以算作我对非虚构写作的一次尝试，在形式上每篇又分为随笔和访谈两部分，一种算是我的见证，一种算是他们的自证。如果从一本书的角度来说，我自称为主导者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从内容和创作的意义而言，我觉得七位诗人才是作者，毕竟全书的主体是我根据采访现场录音整理成的文字，又得到了他们本人的悉心审定。
而我所得到的另一重幸运是，在张执浩家里，在杨黎经常光顾的“小房子”酒吧，在臧棣作为研究员的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采薇阁”，在蓝蓝下榻的我老家县城的酒店里，在余怒位于岳西县城的单位宿舍里，在陈先发的办公室里，在雷平阳工作过13年的云南建工集团位于玉龙雪山下的文海水库施工处，他们还都为我上过一堂长达三个小时的私家授课，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他们以一支支香烟作为粉笔，在空气这块黑板上不时点划，不单单讲述诗歌，也更是让我以聆听他们命运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命运。
我是一个聆听者，小时候是听老人们讲述家族记忆和陈年旧事，长大后是听忘年交们阱述时光和阅历还未曾为我铺展开的世间边界，现在我是听七位诗人讲述他们既往年代里的人和诗的相遇与碰撞。跟相隔千里的网络和电话交谈相比，我偏爱这种面对面的现场感和跳跃其间的机锋相对，说到当年的悲伤我能看见他们眼神的下斜，而说到现在的激越我也能感受到他们手臂的上扬——这些细节既没有被过漏斗，也没有被修饰过。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话来自于他的经历、绾结着他的肉身，是直觉的、本能的和当下的，而绝非来自于深思熟虑的或带有修饰功能的笔尖、键盘或纸面。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说出来的就一定真实，事实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既有表达，也有表演。但如果足够细心，你也能在表演中发现某种反向的真实！ 2017年2月
于武汉
由林东林所著的《跟着诗人回家》为非虚构+访谈的集合，即作者林东林跟随七位当下著名诗人（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重访故里的非虚构文字，以及林东林对七位诗人的长篇访谈。重访故里包含了现实的重回故乡，以及精神上的还乡，七位诗人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普遍经历了离开、出走等主题，暗合着当代中国三四十年来的巨变，在这份变革当中，诗人何以成为诗人，故土在现实中即精神层面意味着什么，是本书访谈中重点呈现的问题。同时七位诗人对个人的诗学之路、创作心得、新诗美学等专业话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和独特的表达。
七位著名诗人的诗学呈现：作者、诗人林东林同七位被采访诗人的长篇对话是本书核心，尤其是七位诗人关于自己对当代诗歌的理解，对自己创作源头的梳理、诗歌目标的阐述，以及对新诗百年所呈现出的格局与走向的思考，都代表着他们长年以来的思考，并且呈现出一种当下诗歌的整体性风貌。通过七位诗人的阐述，当代诗歌的全貌得到了尽可能的呈现。
七位诗人关于童年、故土和成长的讲述：在访谈中，大量的问题围绕童年、故土和成长站来，而七位诗人的成长路径，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六十年代人的人生路径，对应着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七位诗人中，有始终动荡的人生，有经历过翻天覆地变化的人生，也有在时代大潮中保持冷静甚至旁观的人生，无不体现着当下性，引人共鸣。
重返诗人故里的生动记录：由林东林所著的《跟着诗人回家》的缘起是作者与诗人一道奔赴老家，甚至找寻老家，因为很多位诗人的老家如无数人一样，已经难觅踪迹，或者重重阻隔。真正展开一趟还乡之旅，本身就有着大量的故事和“回望”的意味。作者同诗人一道进行了一趟“向后”而非“向前”的旅行，并且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其中的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