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选集》共分九卷：第一、二、三卷为“音乐著作”，之后附“马可音乐作品选DVD/CD”；第四、五、六卷为“文字著作”；第七、八卷为“日记”；第九卷为“年表、画传与著作全目”，之后附“马可纪念与研究文献选目”和“马可纪念与研究文选”。本书是其中的第九卷《年表画传与著作全目》，由李西安主编。

李西安主编的这本《马可选集（9年表画传与著作全目）》包括马可年表、画传与著作目录，另附有对马可纪念研究文献选目及文章57篇、对中国近代音乐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继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近代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总序

马可年表

马可画传

马可著作全目

 马可音乐著作全目

 附录：马可音乐著作音像出版物选目

 马可文字著作全目

附录

 马可纪念与研究文献选目

 马可纪念与研究文选

编后

花篮的花儿香，听“他”来唱一唱——回忆父亲马可

马海莹

父亲去世那年我22岁，为他开追悼会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今天，在我52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不由地又想起了父亲。父亲在我记忆中的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简单又丰富。我对他的了解好像很多很深，却又似乎只是浅浅淡淡的几件小事……

小时候，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只忙着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生活与学习。父亲经常天刚亮就起来工作，清晨我经常被他写作时的哼唱声吵醒。父亲除了忙他心爱的音乐，还担负着单位里的领导工作，晚上需要熬夜时便沏上一杯浓茶。我小时候嘴馋，经常偷喝爸爸杯子里的东西，喝了浓茶自然我也睡不着觉，只好瞪着大眼睛趴在写字台边上，看爸爸工作。其实父亲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爱运动，爱美食，爱和我们一起划船、游泳。只要爸爸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就会尽量抽时间和我们嬉戏玩耍。

我10岁时看的第一本古典名著《水浒传》就是爸爸建议的。爸爸并不十分关注分数，他充分相信自己的孩子，鼓励我们自立、自主。其实在父亲心里，一直关注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大姐马楠上中学时非常喜欢西洋音乐，一次她想请爸爸带她去看中央歌剧院公演的《茶花女》，可他却说“想看茶花女吗，那就必须先去看一场京剧”。虽然父亲的这种做法当时让大姐不能理解，但当她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哥哥马威从小就是个搞数理化的苗子，爸爸为他定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伴随着他直到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我的二姐马海星童年时就是文艺天才，拍过电影，小学时就自己谱曲，是我家唯一走上作曲道路的“继承人”，父亲对她寄予的希望更不用说了，带她看演出、听音乐会，尽量为她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妹妹海玲最小，七岁时就赶上“文革”，当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分别下放去了干校、农场、兵团时，是她陪着已经患病的父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父亲对朝夕相处的小女儿常说“要相信历史”，这句话当妹妹读了北大历史系，又取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并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才逐渐有所理解。

“文革”时，我12岁，父亲48岁。造反派抄家时，我亲眼看见了他们对父亲抽打、谩骂，我痛苦恐惧，而父亲在那场毁灭性的“革命”中，以他坚定的信念和宽大的胸怀，始终保持着冷静、豁达与从容。我能够感觉到的只是他的笑声少了，沉默多了。甚至在我12岁时挨过红卫兵的皮带之后，在我刚满15岁就要到遥远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父亲都没有对我说什么，我只是从他的脸色、眼神中，看出他想要和我说些什么，却又终于没有说。在我出发去黑龙江的那天，全家人到学校去送我，妈妈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仍然没有说什么。但他那一反常态的沉默和并不自然的微笑，却让我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父爱。

几年后，当我终于办理困退回到北京时，父亲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他是“文革”中在中国音乐学院隔离审查时被传染上的肝炎）。那时的他已失去了往日永不疲倦的体魄和精力，然而他仍乐观、幽默。他坚信每一种病都会有被克制的办法，只不过有些办法暂时还没被找到。他以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坦然地直面疾病与死亡，抓紧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想为社会和人民留下更多的东西。

父亲离开我们时只有58岁，但他得到了人民、同行的尊重。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梁克祥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刚从外地调来北京时，车刚到西堂子胡同宿舍门口，就见一个穿着一身蓝布衣裤的大个子，二话不说帮他扛起行李送到家中。事后他才知道这竟是他早已闻名而未见过面的作曲家马可，也是他即将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梁老师对这件小事至今未忘。

父亲对于我们既是长辈又是老师，更是朋友。他离开我们虽然有30个年头了，但我仍然觉得他还在我们身旁。每当听到那首由他作曲、贺敬之叔叔作词的《南泥湾》时，父亲的脸庞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时，我又会想起父亲当年为工人创作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当电视转播精彩的体育比赛时，我仿佛又看到那个场景：当年庄则栋争夺乒乓球男单世界冠军的那场比赛，爸爸把中央戏剧学院22号宿舍大院的体育爱好者都请到我家来看电视转播，当庄则栋的最后一大板扣出得分后，全屋的人都欢呼起来，爸爸从沙发上跳起老高，把弹簧都踩坏了。大家都在叫着，笑着……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父亲，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

《音乐周报》2006年7月21日

P529－531

一

马可，1918年6月27日出生于徐州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5岁时，他的父亲病逝，主要靠他的长兄和姐姐抚养。1929年，他考入徐州培正中学学习，并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的课余音乐活动。1932年转入徐州中学学习，开始接触聂耳等进步音乐家的音乐。193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开封河南大学化学系。同年12月，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影响下，他与开封许多进步学生参加“集体卧轨请愿”，从中受到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在这些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中，他进一步认识了革命歌曲的重大意义。他说：“对我说来，革命歌曲给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课。”1936年秋，他萌发了从事音乐创作的愿望，埋头自学写作，并开始将自己的习作辑录成集，名《牙牙集》，自喻“婴儿牙牙学语”之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领导了学校的“怒吼歌咏队”。同年9月，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开封并与马可相识，对马可投身革命音乐事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此后不久，马可即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毅然放弃做化学家的梦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他参加了“河南抗敌后援会巡回演剧第三队”，赴南阳等地做文艺宣传工作。

1938年7月，马可随该队到武汉，担任由该队改编成的“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十队”音乐组组长。在武汉，他再次与冼星海相晤，并开始向星海学习作曲。之后，他主要在河南、山西等地从事抗日宣传。从1936年开始音乐创作起，到1939年在山西活动期间，他共写了二百多首歌曲。其主要代表作有群众歌曲《保卫我们的平津》（马可词，1937，曾经冼星海修改）、《游击战歌》（马可词，1937）、《别让鬼子过黄河》（马可词，1938）、《老百姓战歌》（马可词，1939）等，以及大型套曲《吕梁山大合唱》（周军、马可、澄秋词，1939）等。他还接受了冼星海的建议，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9年初所写的歌曲中，挑选了30首汇编成册，题名《老百姓战歌》，冼星海为此专门写了序。后因战争形势变化未出版。

1940年初，马可由山西转至延安，即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音乐工作团工作，同时继续跟随冼星海学习作曲。同年7月，他与庄映被派往由著名诗人柯仲平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任音乐教员，同时在那里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对于在民众剧团的生活和工作，马可曾深有感触地回忆：“当我离开剧团的时候，完全不是以一种服完苦役的心情，而是怀着无限的留恋向他们告别的。我回到‘鲁艺’后仍旧不断地到剧团去补课……学习郡酃和秦腔，这些东西在以后不久开始的秧歌运动和《白毛女》等剧作中就成为我们的重要‘资本’。”

在“鲁艺”工作期间，马可与安波、关鹤童、张鲁、刘炽经常在一起共同研究民间音乐和探讨有关音乐创作民族风格的具体实践，并于1942年合作写了一部富有民族色彩的大型组歌《七月里在边区》（安波词）。在延安初期的两年间，马可又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毛泽东之歌》（贺敬之词，1941）、《贺龙》（贺敬之词，1942）、《张二嫂养娃娃》（王进，即马可词，1942）、合唱曲《黄河水手歌》（根据民歌改编，1942）等。

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和1943年春节的“新秧歌运动”推动了“鲁艺”师生积极投入一场深入群众、深人生活，为群众创作和演出活动的新高潮。这些面向实际的艺术实践，大大激发了马可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他先后创作了歌曲《南泥湾》（歌舞《挑花篮》的插曲之一，贺敬之词，1943），大型民歌改编曲《变工队生产》（马可词，1943），秧歌剧《夫妻识字》（马可编剧，1944），以及参与新歌剧《白毛女》（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1945）的音乐创作等。

1945年秋，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马可与大批“鲁艺”师生奉命北上开辟东北新解放区。在途中，他们曾在张家口停留了一段时间，马可在那里创作了著名的歌曲《我们是民主青年》（希扬词，1946）。1946年8月，马可随大批干部一起到达哈尔滨，在当地参加土改工作组。后来，马可作为东北鲁艺二团（合江鲁艺文工团）的成员，主要活动在佳木斯地区。1948年冬，沈阳解放，马可随原“鲁艺”的干部汇集沈阳，参与创办“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他任该院附属的文工团副团长，并同时在音乐系讲授民间音乐课。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里，马可又完成了一批新的创作，其中有：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马可词，1948）、《做工谣》（井岩盾词，1948），管弦乐《陕北组曲》（共两个乐章，1949），以及歌剧《血海深仇》（侣朋编剧，1947）和《荒火》（马可编剧，1948）等。

……

除了音乐作品、文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成就外，马可还给我们留下了自1938年至1976年去世前的日记（1943年至1945年因“延安审干运动”中止）。这些几经周折才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字，记录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从动荡年代里走来的最真实的心路历程，也从一个极为个人化的小小侧面反映了整个时代的风雨沧桑，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三

马可是一位主要靠自学、靠长期艰苦艺术实践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依靠对党的革命事业和艺术事业的巨大热情，依靠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他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研究和批评以及在戏曲音乐的研究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以对革命、对人民、对艺术的满腔热情，坚持在继承发扬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基础上的大胆创新，成为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杰出代表之一，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可无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艺术创造都融入了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摆脱苦难并获得自由、幸福而献身的伟大事业！马可将自己的血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向往都献给了祖国人民。马可的心灵中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充满了和祖国人民结成一体的“大我”精神。正是这种怀抱“大我”的心胸，才使马可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和动力。他写出的无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充满丰富人性的旋律，不仅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杰出代表和象征，而且超越了时代流传至今，以至遥远的未来！

《马可选集》编辑委员会

2008年7月11日

历时八年多，《马可选集》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在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的时候，首先全体编委要向在编辑过程中不幸离开我们的《马可选集》顾问周巍峙先生、编委汪毓和先生表示深深的哀悼和敬意！

周巍峙先生生前一直关注《马可选集》的进展情况，在去年得知编委会已经向出版社交稿的时候，表示非常高兴。

汪毓和先生生前以他权威的学术见地，宽厚的人格魅力和常人难以比拟的严谨细致，为《马可选集》做出了重要奉献。汪先生不仅圆满完成了由他和张静蔚先生共同主编的“音乐家研究与音乐评论卷”的编辑工作，还为整个选集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建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由他亲自执笔了对《马可选集》具有纲领意义的文章——高度概括马可音乐生涯的“总序”。

今天《马可选集》的出版，可以告慰先生们的在天之灵了。

《马可选集》的缘起

2006年，为纪念马可诞辰90周年，马可子女邀集汪毓和、李西安两位老师到马可生前的书房，商议是否用马可作品的稿费出版《马可文集》。讨论中两位老师提出，马可微薄的稿费难以负担哪怕仅只两卷本的出版费用，更何况，马可不仅是家属的，他也是国家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者，《马可文集》的出版理应列入学院的工作。于是，2006年4月15日马可的五名子女联名向中国音乐学院领导提出编辑出版《马可文集》的报告。出人意料的迅速，在5月25日的院长办公会上报告被批准立项，作为学院的重点工程，与徐州市委、市政府，河南大学联合编辑出版。筹措到第一笔资金后，正式组建组委会和编委会，2007年7月19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编辑工作正式启动。

《马可选集》的总体框架

《马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共分九卷：第一、二、三卷为“音乐著作”，之后附“马可音乐作品选DVD/CD”；第四、五、六卷为“文字著作”；第七、八卷为“日记”；第九卷为“年表、画传与著作全目”，之后附“马可纪念与研究文献选目”和“马可纪念与研究文选”。

以上各卷内容是在家属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经过编委会反复讨论后决定的。

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最初的框架中没有“诗文卷”。后来在编辑过程中接触了大量过去大家不知道的马可音乐论文之外的文字作品，第六次编委会一致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马可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也为深入了解马可的音乐作品和音乐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所以决定增加“诗文卷”。内容包括：诗歌、散文、文学传记、剧本、自述、序、跋等。

编辑中遇到的问题和《选集》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从“文集”、“全集”到“选集”  关于《选集》的名称，家属最早提出的是《马可文集》，学院批准立项时改为《马可全集》，后经编委会反复讨论，最终定为《马可选集》。

在编委会的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对入选的著作应有严格的要求，是以今天的视角去回顾历史，凡被选人者应视为是重新发表。尽管提出来这样高的标准，马可重要的音乐作品几乎全部入选。如歌剧卷完整地选人了正式发表的歌剧《夫妻识字》《周子山》《小二黑结婚》，以及《白毛女》中马可主要执笔或参与创作的乐曲；又如歌曲卷收录了马可的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有历史代表性的歌曲共112首。文字著作部分也选择了大部分重要的专著和文章。从这个意义来说，虽名为“选集”，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全”的“选集”。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当时的文艺政策，使得一些理论专著和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对有些即或在当时有过很大影响的著作，编委们也认为不宜收录。

为了让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对马可著作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了解，作为入选正文的补充，我们在最后一卷的“马可著作全目”中将入选的和未入选的篇目一并编入。

二、同一作品版本选择的多样性问题

《选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除了马可（包括以他为主的集体创作）的音乐作品的原版本外，还附有多种同一作品的不同形式的配器和改编本。其中黎英海改编的《杨白劳》、高为杰改编的《恨是高山仇是海》（钢琴伴奏）、瞿希贤改编的合唱《纪念碑》、王燕樵改编的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施万春编配的领唱合唱与管弦乐队的《南泥湾》、戴宏威为管弦乐队配器的《杨白劳》、王志信为管弦乐队配器的《恨是高山仇是海》《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等袖誉为改编的经典，不仅被经常上演，有些还被音乐学院选为声乐教材。

……

编委们的奉献精神

每一位编委都以对马可先生的极大热忱，投入到《选集》的编辑工作中，在八年多的漫长时间里，付出了无数辛苦的日日夜夜。这里只举一件小事，从中可以窥见编委们工作的一斑。下面是办公室副主任寇亚强老师执笔的“《马可选集》第七次编委会会议纪要”（2009年11月18日）开头的一段：

天雪。路难。人迟。

天气变化无常，各位编委对工作的态度有常——84岁的编委钟立民先生、80岁的编委汪毓和先生冒雪到会，年近七旬的编委乔建中步行6公里从清河一路赶来参加编委会的讨论，令人敬佩。

重新发现马可重新认识马可

《选集》的出版为马可先生的音乐成就和不平凡的一生进行了文献的集中和梳理。虽说绝大部分编委和马可生前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对他有很深的了解和友情，但如果把大家在八年多的编辑工作里的种种体会归结到一点的话——就是编辑《选集》的过程，是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马可的过程。任何有生命、有灵魂的艺术都会超越它所在的时代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我们这一辈的历史使命是承前启后，希望《选集》的编辑出版能为继承老一辈的音乐传统和成就起到一点“承前”的作用，但“启后”，还要靠年轻一代珍惜传统，经历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传统的洗礼。正像一位哲人说的——只有认识过去，才能预见未来！

致谢

首先要感谢中国音乐学院，徐州市委、市政府，河南大学领导对出版《马可选集》做出的重大决策，以及在具体编辑工作中给予的全力支持。

我们还要感谢马可先生的子女，他们无私地奉献出父亲的全部手稿、出版物以及自己多年来精心收集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和编目，为《选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并不遗余力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编辑工作中。

我们也要向对《选集》编辑工作给予热情协助的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唱片总公司等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意。

编辑《马可选集》是一件十分浩繁的工程，由于我们的学养和经验所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和专家们给予指正。

《马可选集》编委会

201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