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松著的《从利玛窦到海德格尔/中西对话》详论利玛窦及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引进西方科技与亚里士多德哲学进入中国，并将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引进欧洲，启迪了法、德哲学家，并引起欧洲初期的启蒙运动。其后，欧洲如何由赞颂中国转向批判中国，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又有马丁·布伯和海德格尔等人对于老子、庄子的重新学习。本书交待了中西交流的双向轨迹。

十六世纪末，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来华，让中国人首度听闻西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玛斯的人名与思想，并将四书与孔子、《易经》与康熙引介西欧，促成欧洲初期启蒙运动。沈清松著的《从利玛窦到海德格尔/中西对话》讲论自利玛窦到海德格尔的中西哲学互动演变，并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脉络中给予公正评价。

丛书序

导读

序

第一讲

 引言

第二讲

 中西互译运动的开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与改写

第三讲

 西学中译选样解析：从耶稣会士译述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到中国士人夏大常的《性说》

第四讲

 中国经典西译与西方近代哲学家的回应：理性主义者与启蒙运动的初兴

第五讲

 清初中国士人的响应与初融中西的尝试

第六讲

 批判中国哲学：黑格尔与马克思

第七讲

 欲近还远：马丁·布伯与马丁·海德格尔

第八讲

 结语

刘千美 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教授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是越过西欧近现代主体宰制文化之后，处于跨文化、跨界域、多元杂糅、差异并置的世代，而且东方、西方似乎不再是差异对立的两极，而是文化之间相互观照、容受、吸纳的普世共存的互为增补因素；那么，回顾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思想家，如何经由相互差异的传统经典的相互适译、阅读与诠释，逐渐跨越文化差异的框架，形成东西方文化在认知体系、伦理价值、生命或宗教信念等方面的知性、感性交错互动、相互理解，是当代思想史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环。

《从利玛窦到海德格尔》一书，便是一本有关中西文化在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中，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进而彼此互动、交谈与相互丰富的论述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沈清松从跨文化的角度，解读中西学者、思想家，自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欧洲和明末清初的中国之跨越文化差异的相遇以来，经由经典文本的翻译与解读，在相互往来的文化思想中，所隐含的导向后现代、全球化、跨文化的基本因素，包括朝向多元他者、传输文明的慷慨、相互外推等思想动力的正向能量。

概言之，本书是作者沈清松透过从利玛窦到海德格尔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行动、事件与思想，在跨文化脉络下来进行哲学思索的成果。他认为人是历史性的，因此应该要透过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和思想，来进行哲学思索；而且，更由于哲学是起自文化，而众生平等，文化也各有长短，必须以彼之长济己之短，以彼之短来省思此文化的限度与可能，并要在跨文化脉络下来思考，希望透过相互外推，达致相互丰富。

因此，在跨文化历史脉络下，作者一方面解说自十六世纪末以降，远自西欧来华的耶稣会士包括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等，如何本着传扬宗教信仰的热诚，和传输文明的慷慨，把当时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艺复兴所诠解的古典的伦理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思想与基督宗教引入中国，开启了中华文化走向近现代性的理论思维，为中西文化问的宗教交谈提供理性的反省基础，因而开启中西文化深层交流的契机。另一方面，他也阐述西方文化在走向东方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经由旅华人士透过经典的翻译与诠释，回传至西欧后，如何在西欧知识分子、学者、思想家之间引起对中华文化思想的响应、论述、接受、批判与超越，其影响从马勒布朗士、莱布尼兹、沃尔夫、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的想象、理解与批判，到马丁·布伯与海德格尔对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接受、诠释、吸收与内化，并间接启迪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等的解构思想。可见，不仅近代文化的近现代性特质，成为后现代思想家不断回顾、探讨的议题之一；而且，尽管许多当代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没有哲学，然而，借镜汉学思想的研究，仍是许多当代学者试图反思并超越承自希腊传统的本体思想论述体系的途径之一。只要思考当代思潮中有关去主体、非表象、讲理而非理性等后现代议题，便不难想象其中隐而未宣的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因素。

不过，一如作者所指出，本书论述中西双方思想的交流的意义，并不在于透过比较的方法，罗列两种文化之间的同异，进而比评彼此的优劣，而是关切在今日文化跨界域、全球化的时代，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谈下，跨文化哲学研究的含意、方法，与思想的可普化性问题。除了要在思想史的脉络下还原中西文化思想交流，自十六世纪明末相遇以来所发展的原初风景，更要厘清近代所着重的现代性思想的意义，以及跨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文本翻译问题、主体与多元他者等概念。简言之，本书涉及在中西文化思想交流论述的三项基本议题：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与方法，中华现代性的探讨以及近代思想史的重新思考。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虽然西学东渐、东学西传是常见的说辞，但多半是指从西到东或从东到西的单面向的文化传播。尤其在二十世纪清末民初，倡导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普遍从实用科学或经世之学的角度来评断中西文化思想的价值，而且普遍认为西方强大而中国衰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上，基本上一直倾向以学习西方思想，尤其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思维体系所提倡的现代化，作为文化革新的借镜典范。即使在哲学上，也是以近代西方哲学在研究法上优于中国思想的论述为主。二十世纪以来，虽然也大量翻译、研究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但选择性地以近代西方思想逻辑、哲学用语来诠释传统经典、或论述传统的中国思想的同时，也一并承受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维框架：理性、主体、表象与宰制。其不幸的结果是：儒家思想被批判为父权宰制思想的结果，却忽略儒家思想中强调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尽性之道的开放思想。然而，儒家这种从自我走向万物的开放思维，反而被西方学者吸纳，内化为去主体的后现代思想特色之一。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的革新动力，也隐含在影响至今的平权思维里，如政治上的民主运动，或文艺美学的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平权运动，例如十八世纪的席勒或十九世纪的波特莱尔所论述的平民百姓(P1-3)

清末民初的百年间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典范转变后，逐渐陷入一个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谓的“双重边缘化”困境。在理论知识上忠实追随西方，不仅使我们在国际学术版图上沦为边缘，研究对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也颇为有限。华人社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年复一年投入庞大的人力与资源，追求国际竞争力，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意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西方、重建“主体性”，又如何在学术上与西方对话？

许多人急于提出“本土理论”，然而理论知识的产生必须由更根本处着手。无论是对西方论述的回应或评论、由现代学术的观点诠释传统、检视中西思想交流，或直接面对本土学术议题，系列丛书的目的都在以一种较一般“本土化”论述视野更为宽广的思维，来推展本土学术可长可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