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是新疆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新疆文学的一个缩影。《<西部>60年精品集》旨在对《西部》60年来刊发的文学作品作一整体的梳理和回顾，在此基础上，查找失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推进《西部》的发展，同时为新疆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份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献资料。

黄永中主编的《西部六十年精品集(中篇小说卷)(精)》为该精品集的中篇小说卷。

黄永中主编的《西部六十年精品集(中篇小说卷)(精)》从《西部》60年所刊发的中篇小说中，精选出16篇作品。所选作品既有汉族作家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作家的作品，所选作品大部代表了该作家中篇小说创作实力，有的还是该作家成名作。展现了作家们反映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王玉胡／晚秋春花

邓普／老猎人的见证

文乐然／荒漠与人

唐栋／愤怒的冰山

赵光鸣／石坂屋

程万里／白驼

董立勃／黑土红土

柯尤慕·图尔迪／博格达老人

红柯／老人河

白练／大户风度

哈依霞·塔巴热克／魂在草原

祖尔东·萨比尔／回声

钱明辉／母亲

朱超／叶尔羌河畔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天亮又天黑

胡玛尔别克·朱万罕／长夜

后记

果园的大门是栅栏形的，我还没到跟前，老人就发现了我，并且老远地就向我打招呼了。我和老人相识还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可说是老相识了，但见面以后，他仍然以维吾尔人那种惯常的礼貌和习俗，向我问了一大串好：“你好吗？老人好吗？爱人好吗？孩子好吗？……”我只得一一回答，也向老人问过好，这才一同走进果园。

前面说过，这果园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土地改革的时候，我曾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和当地贫苦农民一起通过清算斗争，把这个果园从一家大地主手里夺了回来，分给了阿西木和其他几户贫苦农民。当时，为了丈量土地，清查果树，我曾不止一次地踏遍果园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能记起每一棵果树和每一棵草的模样。可是现在，面对着眼前的果园，不知怎么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了，它不但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而且增添了许多新品种，除了各色各样的葡萄和果木，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西瓜和哈密瓜。这些瓜果全都结果累累，争鲜斗妍，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景象。靠近葡萄田的地方，还修起一座分外高大的晾葡萄干的荫房，这荫房分上下两层，四壁镂满格子形的风眼，一眼望去俨然像一座奇特的阁楼耸立在绿荫之上，给这个本来就十分优美的果园又增添一分姿色。

“变了！全变了！”我不禁连声赞叹着说。

“是啊，就连我们整天在果园子里劳动的人们，也常常觉得有点儿眼生呢。”阿西木说着把我领到一个葫芦蔓搭成的凉棚底下，让我在一条地毯上坐下来，随后便提起个筐子走开了。

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用意，急忙唤住他说：“阿西木阿卡(阿卡即大哥的意思，维吾尔人对长辈——不论叔叔伯伯，均以大哥相称)，千万不要多摘了，随便有点什么解解渴就行了。”

老人微笑着点点头，看样子没有反对，谁知当他回来的时候，却提来满满的一大筐。他在地毯上铺开一块白餐布，又拿来几个盛瓜果的盘子，我眼前霎时变成个果品展览会了。这些东西别说是吃，就是看也要看得你眼花缭乱，其中光葡萄就有十来种，另外还有石榴、无花果、蜜桃、香梨、苹果、哈密瓜等等。

维吾尔人向来就有好客的风尚，特别是像阿西木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更是严格遵循着这些传统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不容你说什么谢绝的话，我只得一样吃上一点儿，来报答老人的盛意了。

我一面吃，一面赞赏着瓜果的甘美，老人也顺便讲起今年的瓜果长得特别好，尤其是石榴树，其中有一棵竟然结下了二斤重的大石榴，从而获得了“石榴王”的称号。

“二斤重？”我不禁惊讶地叫了起来。

“石榴还长在树上，虽说没过秤，不过决不会少于二斤，要不怎么称得上石榴王呢？我们为这事还专门开了个会，准备把这棵大石榴运到北京，作为一件礼物献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尽管阿西木说得这么认真，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这时，我不由想起他过去讲故事的一些特点，他讲的故事总是活灵活现，有凭有据，即使完全出于想象，也要使你相信是真的。于是，我不由笑道：“阿卡，你这又是给我讲故事吧？”

阿西木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不肯相信，其实也不光是你，凡是没亲眼看到的人，也多半不肯相信呢。前些天我们向公社党委报告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还派了专人检查了一次，这才相信了。”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半信半疑了，便请求阿西木立刻带我去看看。阿西木见我如此心切，也就答应了，领我向石榴林走去。

在我的想象里，那棵石榴树定然茁壮高大，与众不同，谁知当阿西木指给我看的时候，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原来这是一棵极普通的石榴树，甚至比普通的还显得矮小，而且孤零零地躲在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乍一看真叫人有点失望。可是，当我看到那个确实有二斤重的大石榴时，我的感觉立刻不同了，这貌不惊人的石榴树也好像立时高大了起来。那大石榴的体积几乎和南方的椰子不相上下，果枝压得弯弯的，还用一个特制的木头架子撑着。这真是一个奇迹！这样大的石榴仿佛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

我正望着这神奇的大石榴发呆，眼前又出现另外一个奇迹，就在结下这个大石榴的同一条果枝上，还盛开着一簇鲜红的石榴花。这比起大石榴仿佛更叫人吃惊，在这万物凋零的晚秋季节，在这已经结下丰硕果实的同一条果枝上，怎么会开出春天的花朵呢？

当我发出这一连串的疑问之后，阿西木笑了，然后又像讲故事一样，栩栩如生地讲起了这棵石榴树的历史。

P2-3

回望这片广阔而腴美的文学园地

陈柏中

《西部》六十年，又欣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编辑部选编这部《(西部)60年精品集》，向自治区六十周年大庆献礼，并回顾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不平凡历程，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作为这个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对这套《精品集》的编辑出版表示衷心的贺忱，也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份期刊的过去与现在、困难与压力、光荣与梦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一部文学期刊史。因为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思潮的起伏嬗变，特别是作家作品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离不开文学期刊。而《西部》(其前身为《天山》《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则是新疆创刊最早、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的综合性文学期刊，它既是新疆汉语作家群成长壮大、逐步成熟的主要园地，也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相互交流、共同繁荣的重要平台，还是边疆文学和内地主流文学多重横向联系的重要渠道。因此，这部按不同文体、以刊发时间先后为序编辑而成的《精品集》六册，不仅集中展示了新疆六十年来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且为我们了解研究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发展史、交流史、文学思潮和文体的演变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最可靠的对象和最清晰的发展线索。同时，透过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疆辽阔大地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看到了新疆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身影。其所具有的欣赏价值、认识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

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及其创作队伍是在艰难曲折中成长壮大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随军进疆的文化工作者、陆续支援新疆的知识青年和大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批业余文学作者。1956年《天山》月刊正是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刚刚提出，文学充满美好希望的时机创刊的；汉族作者和兄弟民族作者一起，很快聚集到这个刊物周围，形成了最初的多民族作家队伍。他们是沐浴着共和国的朝阳，满怀崇高的革命理想，用高昂而诚挚的歌唱投身文学事业的。他们中能坚持创作、才华出众的，就成为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有的则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实绩显著的代表性作家。如维吾尔族的赛福鼎、祖农·哈迪尔、尼米希依提、艾里坎木·艾合台木、铁依甫江、乌铁库尔、克里木·霍加、柯尤慕．吐尔迪等；汉族的刘萧无、王玉胡、邓普、周非、朱定、权宽浮、丁朗、霍平、吴连增、欧琳等；哈萨克族的布哈拉、孔盖‘木哈江、郝斯力汗、库尔班阿里等；还有蒙古族的巴岱、刊载，满族的沈凯、何永鳘，回族的白练，锡伯族的郭基南，柯尔克孜族的阿曼吐尔等。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主要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前后，还有1960年代初调整文艺政策提出“广开言路，广开文路”这两个短暂的时期，文艺的百花才得以绽放；更多时间则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而每次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文艺领域，特别是文学期刊。在《天山》《新疆文学》上开展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0年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1964年以贯彻两个“批示”为中心的文艺整风，每次大批判，都有一些敢于探索创新的作品被打成毒草，一些敢说真话的作家被打入另册。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种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新疆文学》被勒令停刊，编辑部负责人惨遭迫害，刚建立的新疆多民族创作队伍也被彻底打散，摧残殆尽了。这样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破坏容易建设难，靠日积月累、诉诸人心的文学尤其如此。“文革”后期的1974年，刊物更名为《新疆文艺》复刊了，但仍长时期笼罩在“文革”极“左”思潮的阴影之下。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召唤，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新疆也紧随其后，拨乱反正，昭雪冤假错案，重新集结文学队伍，迎来又一个文学春天。尽管早春天气“乍暖还寒”，不是运动的运动时时袭来，但毕竟无法阻止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编辑部同仁以极为振奋的心情，也时时顶着压力，发起“开发者文学”征文，努力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倡导“新边塞诗”，展开关于“中国西部文学”的讨论，使新疆文学界逐步地挣脱禁锢，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新疆当代文学也终于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1980年恢复《新疆文学》刊名，1985年又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可以看做是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由复苏走向振兴的两个实际步骤。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疆汉语文学界已形成一支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可观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一批有了生活和文学双重准备的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中坚力量。如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易中天、石河、李瑜、东虹、杨眉等；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吉提、陆天明、唐栋、赵光鸣、文乐然、肖陈、韩天航、董立勃等；散文、报告文学作家丰收、矫健、孟驰北、张列等；评论家雷茂奎、周政保等。他们的处女作或初期的代表作，大都发表在《新疆文学》，有的还从这里超越过去成为全国知名作家。特别是新边塞诗派(又名西部诗派)的形成，成为当时全国诗坛的重要一翼，也是这个时期新疆汉语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这套《精品集》收入最多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证明文学这种民族精神之花，只有在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在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中，才能绽放得绚烂繁盛、多姿多彩。

时光进入世纪之交，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再加互联网等现代传媒的冲击，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文学越来越趋向商品化、低俗化、娱乐化，我们的刊物也在市场和文学之间摇摆不定，面临生存和发展作着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坚守文学品质，坚持文学创新的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首先是周涛，以“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辛弃疾词)的底气和豪气，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西部文学》上发出“解放散文”的呐喊，亮出了“西部散文”的旗帜，并以《稀世之鸟》《游牧长城》等一批散文率先前行；随后一批20世纪“60后”“70后”的青年作家很快跟进，创作了大量有文化底蕴、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散文，-时蔚为壮观。其中产生了刘亮程写边地乡村生活，具有哲思意味的别开生面的散文；李娟写阿勒泰牧区日常生活的原生态美文，给新疆和全国文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活泼、强健之风。西部散文的崛起也带动了其他文体的突破，如赵光鸣、董立勃的小说，韩子勇的评论，沈苇的诗等。他们的创作能扎根于西部深厚的多元文化土壤，又能以现代性的世界眼光观照当今西部的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态，从而引起读者的欢迎和全国文学界的关注，成为文学边缘化年代新疆汉语创作的突出亮点。《西部》也终于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找到某种契合点，坚持纯文学期刊的应有品位。2010年5月，《西部》再次全新改版，以边疆文学“去边缘化”为己任，提出“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的办刊宗旨，要办一本“地方性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具有文学与文化的“混搭风格”，“拒绝去废品收购站”的文学期刊。这种文学雄心和高远目标，可以看做是今天《西部》正在努力实现的文学梦，是让我这样的老编辑深以为慰的。

……

短期访问新疆的内地作家的作品，对新疆本土作家无疑是一种启发，一种借鉴。特别要提到的是回族作家张承志，他在成名前后多次来新疆考察，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刊，一度担任刊物顾问；他反映新疆的优秀作品如《老桥》《雪路》《凝固火焰》等，都发在我们刊物上，受到本土作家的极大喜爱并反复学习。还有一位西部名家张贤亮在新疆短暂访问后写出了小说《肖尔布拉克》，从立意到人物塑造，都高于当时本土作家的小说，一时成为新疆作家热议的话题，从而促使本土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土地，反思自己创作的不足。还应提到20世纪80年代，一批港台和国外作家，受古丝绸之路和新疆这块正待开发的热土的吸引，纷纷来此访问，在我们刊物上也留下他们的行踪和作品。如日本作家井上靖，台湾作家陈若曦，香港作家张君默、夏婕等，他们视角独特的精短散文，也使我们眼界大开。

与此同时，一批在我们刊物上起步的作家，在他们成名之后，因种种机缘调到了内地，把边疆雄奇壮阔的生活、绚烂多姿的文化和刚健豪放的文风带到了全国各地。如小说家陆天明、唐栋、艾克拜尔·米吉提、文乐然、王刚、红柯，诗人杨牧，评论家周政保、韩子勇等等。但他们仍忘不了滋养过他们的土地，忘不了扶持过他们的文学家园，他们中的不少人仍和刊物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成为新疆和内地互通信息、深化交流的使者。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学刊物，有一批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期盼，也是我们最大的慰藉。

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边疆和内地的距离大大缩短。我们的文学期刊逐渐由作者本位转向读者本位，更多考虑的是阅读需求，刊物的地域特征开始淡化和模糊，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文学期刊，培植和造就一支多民族的相对成熟、整齐的文学方阵，仍是无法推卸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刊物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志。说到底，“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是为了取得多种参照和借鉴，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创作水准。外地作家包括到新疆短期观光采风的作家的作品终究不能代替扎根这块土地、有着铭心刻骨生命体验的本土作家的创作。这需要我们有更长远的目标，花更大的力气，但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文学责任。

老舍先生1957年曾预言：“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灿烂如锦的一片百花齐放的广阔而腴美的文学园地。”如今，回望六十年来的这片园地，她有过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也有过疾风骤雨，百花凋零；时序更替，花开花落，不经风雨，怎见阳光，这也是正常的自然规律。只要园地还在，只要有一群忠诚的守护者，一群辛勤的耕耘者，百花终究会越来越茂盛鲜艳，色香各异。我们坚信，作为民族精神的火种、时代生活的深层记忆的文学，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进一步发挥其净化、美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素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5年5月18日

创刊于1956年的《西部》杂志，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创刊60周年，决定编选一套《<西部>60年精品集》，以此来庆祝《西部》走过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回顾《西部》这份几乎与自治区同龄的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感慨万分，从创刊时薄薄的两个印张，作者队伍不足百人，到今天颇有分量的168页，作者队伍遍及全国各地，可以说，《西部》见证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从创刊至今，《西部》始终坚持翻译、推介新疆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和发掘培养本土作家的优良传统，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助推了新疆多民族文学的传播、交流，为发展、繁荣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西部》是新疆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新疆文学的一个缩影。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西部》60年精品集》，旨在对《西部》60年来刊发的文学作品作一整体的梳理和回顾，在此基础上，查找失误，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推进《西部》的发展，同时为新疆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份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献资料。

从创刊至今，《西部》经历了《天山》时期(1956.10-1961)，《新疆文学》时期(1962--1966)，1966年下半年至1973年停刊时期，《新疆文艺》时期(1974--1979)，恢复刊名《新疆文学》时期(1980--1984)，《中国西部文学》时期(1985--2000)和《西部》时期(2001年至今)。60年风云际会，《西部》每一次刊名的变更，无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可以说，《西部》就是一部文学化的新疆当代史。

编辑出版《<西部>60年精品集》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自治区文联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自治区文联在编辑经费上给予了支持，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将该书列为自治区60年大庆献礼图书安排出版。

为使《<西部>60年精品集》的编选更具普遍性和权威性，我们成立了以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的专家学者，新疆著名作家，《西部》历任主编、编辑组成的编委会，对编选工作作宏观、具体的指导。编选工作于2014年6月正式启动。编委会成立后召开多次会议，商讨编选事宜，制定编选标准。强调在编选中首先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均在编选之列，由于作品发表时间跨度较大，尊重各个时期所发表的重要作品，不完全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待过去的作品，但受“文革”及“极左思潮”影响的作品不在选编之列。

在选编中，我们坚持以新疆本土作家(含客寓)作品为主、内地作家作品酌收的原则。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西部》一直承担着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推向全国的任务，所以我们适当地考虑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选编比例。60年来《西部》刊发的作品数量庞大，本书容量有限，原则上同一种文体每位作家只入选一篇作品。早期刊发的作品时代印痕较重，我们尊重历史，未加改动。该书在编排上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

《<西部>60年精品集》分为6卷，即中篇小说卷(46万字)、短篇小说卷(48万字)、散文卷(40万字)、诗歌卷(40万字)、文学评论卷(32万字)、报告文学卷(28万字)，总计234万字。

自创刊至2015年第6期，《西部》已出版660期，刊发了6000余位作者的10000多篇(首)作品，字数近亿。从如此浩繁的篇幅中遴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作品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选编工作从启动到出版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谓时间紧、任务重。由于“文革”等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办公场所曾多次搬迁，五六十年代的刊物缺失很多，很多作品只能通过去自治区各大图书馆查阅、复印来解决，有些刊物的原件甚至是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并复印的。这些都为选编工作增加了难度和工作量。

《<西部>60年精品集》的编辑、出版，是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是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这里，我们要感谢各位编委的尽心尽职，感谢年近八旬的《西部》历任主编陈柏中、吴连增、郑兴富、都幸福、董为清等，对人选篇目提出了具体而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感谢陈柏中先生为这部书、也为《西部》60年写下了情真意切、全面中肯的序言。尤其感谢曾在《西部》工作多年的退休老编辑修仲一先生，为选编工作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里，跑遍了乌鲁木齐的各大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列出了初选目录，为最终人选篇目的确定提供了极大便利。感谢《西部》现任主编沈苇、副主编张映姝，在繁忙的编务之余，挤出时间对入选篇目提出自己的建议。感谢《西部》编辑孙伟、刘涛、方娜、李奕等承担了繁重的资料搜集整理、录入和校对工作。感谢该书的出版者——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为保证出版质量，调集了最强的编辑力量，使出版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也由于编者能力、视角的局限，该书难免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祈广大读者、各族作家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编者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