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耒著的《悬崖上的爱》讲述了一个爱情破灭的女人，一只欲称王的公猴，一处茫茫的群山，一次人性与动物性的深度对话。

爱情破灭、婚姻失败的女研究生岳西，在导师方东升教授的引导下，来到广西崇左市二十多公里外的深山里，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白头叶猴——全球25种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正是在保护站的数年的研究中，岳西终于领悟：人除了在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基础上，还有内心自我完善的能力。人就是在不断的和各种欲望搏斗的过程中，认识到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意义和价值。

周耒著的《悬崖上的爱》为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长篇小说类）之一，小说以弄岗自然保护区以及周边的江州、扶绥一带的白头叶猴栖息地为背景，叙述了一个人类与动物之间深厚情谊的故事，进而引发读者思考：人类应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又应如何诗意地栖息于大地。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那些动物肯定是他失散的情人，要不他不会这样穷尽一生去寻找它们!”同学们不无抱怨地说。

方东升教授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她叫黛琳，是一名生化博士，虽然年过50，但美丽依旧。每次方东升教授回来，我们都会看见他们两人手挽手在校园里漫步，轻声细语说话。她是一个很难接近的女人，我们很少有机会靠近她，更不要说走进她的内心。同学们在宿舍里经常讨论黛琳师母，认为她既有灭绝师太的冷若冰霜，又有西施的风情万种。有这样的师母存在，无疑像一座大山一样堵住了女学生们对方东升教授的念想，让她们望而却步。但也有雄心壮志的女学生，她们认为如果能俘获方东升教授的心，既让这个优秀的男人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又能击败黛琳师母的傲气，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她们雄心勃勃，但是都无功而返。这一切又加重了方东升教授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使我们更加爱戴和尊崇他。

我记得仅有的一次和黛琳打交道，是方东升教授请我们几个研究生去他们家吃饭。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深色的木地板擦拭得可以照见人的影子，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那样规整合理，可以看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对此付出极大的心思。

“方东升教授常年往山里走，你不感到寂寞吗?”在饭桌上，我大胆地向黛琳问出了同学们想问但不敢问的问题。

“那是他的命。如果他不往山里走，不待在动物的身边，他就活不下去了。”黛琳半开玩笑地说。

同学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黛琳接着说：“我们分开得越久，越发珍惜相聚的时光，我们相聚的时光愈加有分量。”

方东升教授对此表示了赞同，他们在我们面前没有忌讳地相拥了一下。

黛琳最后那句话才是重点。同学们都被感动了。我从方东升教授和黛琳身上感受到，当一个人的人生投入一项被全人类认可的事业里，那他的生命真的可以摆脱常人俗世，那是一种更大的人生乐趣。方东升教授和黛琳的爱情让同学们艳羡不已，他们觉得穷尽一生的修为也无法达到他们两人的高度。

我和几个同学曾经跟随方东升教授到秦岭的大熊猫保护基地开展过两个月的教学研究活动。他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大雪把秦岭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连绵不绝的松林好像冻僵了盔甲的士兵一样岿然不动。密林深处冷得骨头发疼，早上我们都不敢洗脸，因为一洗脸脸上的水马上会结冰。

因为大雪封山，大多数的时问同学们只能留在保护站燃着炭火的温暖的房间里。为了打发时间，同学们天南海北聊起来。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一个叫达娃的男同学大谈起了动物的性行为。他是一个长满了络腮胡子的高大男人，手脚上长满了毛。他一直是同学们取笑的对象，说他的样子像是没有完全进化，做一名动物科学家最合适不过了。  他站在火堆旁边手舞足蹈地谈论他的发现：“美国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公猴宁可放弃自己的福利，比如额外的香蕉、果汁，也要观看母猴子屁股的照片和影像。除了猴子，饲养员也一直通过给大熊猫放A片来教它们做爱，当然，看的是熊猫的，不是人的。除看片外，还有一些动物会通过出卖自己的色相来获利。猴子是其中之一，但更让人惊讶的是那些纯洁的企鹅，这种不会飞的鸟在筑巢时需要一些鹅卵石来做建筑材料。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总是有那么一些‘懒姑娘’，它们会通过与雄性企鹅做爱来换取筑巢用的卵石。这对于雌企鹅来说绝对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为，只要在原地等着，有足够的吸引力，就会有无穷的石头自己过来了……”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有几个人还发出了怪笑声。

“够了，只有你才会做这样无耻的研究!”我几乎怒不可遏了。

“这是科学!”达娃一本正经地说，“岳西同学，你不要想歪了。”

“给大熊猫放A片，亏你想得出来。”我说。

达娃说：“资料就是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你。”

方东升教授这时候走了进来。达娃逮住他问道：“方教授，你给我们说说，有没有给熊猫放A片这一做法?”

P10-11

我是一个作家。

但是我一直羞于向他人提及这一点。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的一个同行说：我作为作家的目标，就是要靠写作实现名利双收。我还曾经大言不惭地对另一个同行说，我认为一部作品卖不出100万册，这样的作家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为如果你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你的作品必定有广泛的读者，也就应该拥有这么多的销量。倘若你还没有这个销量，那证明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100万是一个标杆，这在幅员辽阔、众多人口的中国一点不算多。这样的标杆即便与文学的本质无关，但显而易见它是个最直接、最简便的评判标准。我还没有拥有100万的销量，因此我算不上作家。如果不是靠每天上班获得的工资生活，而是试图靠写作养活自己，那么我早就饿死了。

同行和我展开激烈的争辩。她说，她写作只是因为自己生命的需要，并不考虑这些。我说你所说的生命的需要只是你自己的，可能还是狭隘和自私的，对他人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争辩的结果是这个同行和我绝交，她发誓永远不再和我来往。我觉得她之所以对我抱有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因为她认为我这是对文学的一种亵渎，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我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写下了数十个中短篇小说，它们大都发表在一些不太著名的刊物上，有一两个还被选刊选载了，这让我小小地激动了一阵子，但是它仅限于激动了我自己，没有多少人提及。我这些小说的一大部分，曾经被好心的机构作为一个小说集出版了。小说集起了个似乎很有诗意但其实拗口难解的书名《飞入天中的梯田》。不止一个朋友问我，书名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含糊地说，你们去买来看就知道了。这本书被摆进了书店，这也让我小小激动了一把。但这样的出版几乎是公益性的，印数是一个我羞于提及的数字。他们承诺书卖出后会给我稿费，但是我至今没有见到一毛钱。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们，因为那样会自取其辱。我知道没有卖出去几本。有好几次我都冒出一股冲动，要去自己买个几十本、百把本，这样至少可以造成小说集受到一定欢迎的假象，也能够挽回一点面子。我没有这么做。

我一度怀疑自己写作的意义，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耗费自己的生命。

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北京，参加一个全国作家会议。北京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我到达的时候，北京正在被巨大的雾霾笼罩着，显得神秘莫测。这座庞大的都市仿佛用这样一种方式拒绝我亲近它。

那是一个让我惭愧的会议，穿梭在我周围的才俊们让我自叹弗如，恨不得钻到地底。但是我发现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人工处理过，不是花岗岩就是水泥地板，我根本无法遁藏。因为雾霾深重，我窗门紧闭。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着外面，意外地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旧大楼。这座以往我只在电视屏幕里看见的灯光璀璨的大楼在雾霾的笼罩下灰头土脸，并没有我以往想象中的高大雄伟。我还注意到这栋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广场，但是我足足看了十几分钟才意识到那是世纪坛。因为它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它甚至没有我们那个地方随便哪个县的广场大。北京在我的想象中一切都应该是最大的，何况像世纪坛这样的地方。

我内心突然获得了一种快意，心情好起来。我打开电视机，频道刚好设在北京电视台。电视正在直播北京各个路口的交通状况。此刻，几乎每个切换进镜头的街口都被巨大的车流堵塞住了，整个城市寸步难行。与此同时，通过电视镜头，我看到空气中笼罩着一层灰蒙的尘雾，很多路口的街灯都已经亮起来，它们的光亮艰难地穿透这股尘雾。我躺在床上，目光一会儿紧盯着电视屏幕，一会儿穿过窗玻璃看着外面的天空，比较着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从床上下来，打开门想到楼下走走。门外是一个休闲咖啡厅。一帮参加这个会议的作家同行正围坐在那里，听一个坐在中间的人高谈阔论着什么。我低着头从他们旁边走过，偏巧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瘦高个子突然站了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你是鬼子吧?!”他激动地大声喊道。

他满嘴的烟气熏住了我，我厌恶地别过头去想挣脱开他。但是他瘦削的手却像铁钳一样紧紧抓住了我。

“你写的《被雨淋湿的河》太好了!这个小说我读了之后，那个一夜白发的父亲扑倒在河床上的情景一连几次出现在我梦中。”他仍然大声地说，“还有你的新作《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也让我不能释怀，墨镜在这个小说里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我不是鬼子。”我说，“不要跟我提这个固执的人。”

“你不是鬼子?”瘦高个惊讶地说。

“鬼子留长头发。”坐在那里的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认错人了。”

瘦高个悻悻然的样子，但很快他脸色又热情起来：“你是他的朋友吧?你跟我们说说他的情况。”

有人已经让出了一个位置，瘦高个几乎是把我摁在了座位上。他们期待成熟，气度不凡。

“来来来，也许我们可以聊一聊。”他向我伸出手，把我拉到座位上。

我注意到他的桌脚下摆着一瓶酒。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把酒瓶拿起来，在我面前的杯子里倒满了酒。

“你来自广西?”他问我。

我点点头。

“你知道崇左吧?”他又问。

“我就在那里生活。”我说。

“太好了!”他有点兴奋地说，然后举起了杯子，邀请我也举起面前的杯子。“这是缘分。”他和我碰了一下杯子。

我以为他是个游荡在宾馆酒店的江湖骗子，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的资料后以认老乡的方式接近我，企图实施他的诈骗。我故意不露声色，饶有兴趣地看他如何表演。

“你身上有一股……戾气……”他在小心地选择词语并留意我的表情，“开始的时候这可能是一种锐气，但你没有找到好的出口……”最后他说：“你的内心还不够稳定。”

“嗯嗯，你继续。”我说。我倒要看他怎么继续表演。

“我有一个故事，肯定能让你写出一篇好小说。”他继续说，“但这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肯定能让你内心安静下来。”

“什么故事?”我做出感兴趣的样子。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他说。

“我身边?”

“白头叶猴。”

他说的白头叶猴，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它们现在还生活在我所居住的广西崇左市20多公里外的深山里。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在那里建了一个白头叶猴保护站。”他说，“这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我说，“开创保护站的方东升教授，我们还邀请他给我们做过报告，就在我所在的办公楼的七楼上，就在我头顶上做的报告，不过我没有去听。”

他有点不可思议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了。”

“这有什么好写的，一个老头子和一群猴子。”我说，“再说，他已经死了，听说还是自杀的。”

“你应该去写写。”他几乎是用挽救我的语气说，“他还有个学生在那里，叫岳西，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介绍你去找她。”

接着他跟我说起了保护站的故事。我不得不说，在他讲了十几分钟后，我立刻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我逐渐放下了戒备。在他讲了半个钟头之后，我确信这个人是真的在和我做真诚的交流。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们不知不觉把一瓶酒喝完了。我惊异于在离我仅仅20多公里的山里，或者说就在我身边，竟然藏着这样一个独特奇妙的故事，而我竟然要在远离了它们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才听到它。我发现我的感知触角麻木到了何种不堪的程度。我让他把岳西的联系方法告诉我。回到崇左后，我先是给岳西写了一封信，趁便把我那本没有人光顾的小说集也寄给了她。我还给她发了短信。直到三个月后，我才见到她。我和她交谈了几次。我还跑到山里几次，见到了那群白头叶猴，见到了那只被她唤作金子的猴王。

我不得不说，她是一个让我尊敬的女人。那些我曾经很熟悉，但直到现在才被我认识的白头叶猴也很可爱。

我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有了改变。

我确信我写下了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正如那个和我绝交的同行说的那样，我的写作是出于我生命的需要，并且希望由此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但这个故事是否打动了你，这完全由作为读者的你自己判断。对此，我无能为力。

为了表示对岳西的尊重，这个故事关于她的部分将用她的口吻叙述。我不能保证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还原了她的本意，但至少我能保证里面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经过了我的心灵并有了触动之后才写下来的。

我对野生动物的很多印象都存在童年的记忆中。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我家里挂在灶台上的竹篮里放着一只野生动物的角。我到现在还无法准确地说出这只野生动物的学名，我甚至没有见过它现实中的活体。那只角有五六寸长，微微弯曲，颜色偏黄，一头是中空的，另一头尖锐。我喜欢拿这只角来玩耍，把它竖起来放到唇边用力地吹气，让它发出呜呜的声音。

大人们看见我玩那只角，很快就把它收走了。他们不让我碰，倒不是觉得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而是因为这只角有大用处，怕我弄丢了。在贫穷而缺医少药的日子里，这只动物的角可以派上大用场。只要有人发高烧了，大人们会拿出这只角，把中空的这一头在火上烤一下，让里面的空气跑掉，然后摁在生病的人的后背，这只角就像长在了人的身上一样。等把角拔下来，摁过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微微凸起的泛红的圆圈。这是一种古老的治病方式。

为了能再次把这只角拿到手上玩耍，有一段时间里，我希望自己也能发上一回高烧。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只角遗失了。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一个故事，公元1118年，在西藏的提兰古国有一位僧人为国王制作了一支神秘的人骨笛，吹响之后，皇宫内不断有人死去，就连提兰古国的国王都不能幸免。最终，提兰古国神秘消失，只留下那句恐怖的“月下无人鬼吹笛”。我知道了世上有人骨笛这样的物件。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起这个恐怖的故事，是突然觉得，我当年吹响的何尝不是这样一只笛子?那个中空的角里面，在还没有被从动物的头上摘下的时候，一定也充满了新鲜的骨髓和气血，来自一个蓬勃的生命。

还有一个惨烈的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村庄处在茫茫的群山包围之中，那时候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的猴在高山之巅活动。如果它们不知不觉中跑到一座相对独立也不太高的山上，那么它们的不幸就来临了。几乎在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两个战绩辉煌的猎人。我的一个伯父就是这样的人。这时候他首领般的风范就出来了，他会召集村里一帮男人，把整座山围起来，断绝了猴子逃离的去路。之后他会带着几个人登上山顶，在上面布设机关。随后他们又下来，和围山的人们一起呼喊着把猴群慢慢往山顶赶。猴群惊慌失措地往山上跑，结果大部分都被布设的机关捕获。

这是一个大获丰收的日子。这些人会在村中的空地上分配他们的战利品。那些被活捉的猴子被关在笼子里惊恐地乱叫乱窜。商贩早就接到通知开着面包车赶来。他会一一把这些猴子装到铁笼里，然后再套上一个厚厚的麻袋塞到车子里，马达轰鸣着很快驶离。所有参与的人都会分得一笔资金。往往在每次的抓捕中总会有那么一两只猴子被打死，它们被剥皮后又被开膛破腹，横躺在竹篾上，鲜红的肉被从骨架上剔除出来，分成很多份整齐地码在那里，然后逐一分发给参与者。我的那个伯父是当仁不让的分配者，他公道正派，从来没有人挑战过他的权威。那些分到肉的人，会拿回家里，拌上一大把生姜，炒了吃掉。猴子的骨头一般都会留给伯父，他拿来泡酒，所有人都相信，喝了这酒会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战利品分配完毕，大家散去。横放过猴子尸骨的竹篾会被扔在柴堆之上。残留的血迹腥臭无比，几天里引得苍蝇纷至沓来，直到血迹被太阳晒干。

我那个伯父曾经有过一次自杀行为。他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堂屋的横梁上，但是刚好被回家的女儿撞见解救了下来。他被救下后一直号啕大哭，大喊活得太苦了。他有一个女儿，上门女婿也很能干，家业向好发展。我不知道他呼号的生活之苦从何而来，更弄不明白他自杀的心理动机。他前几年过世了。他过世的前几年应该过得很痛苦，因为他似乎患了骨质增生，原来精瘦的人也变得臃肿虚胖。我回村里的时候看见他坐在门口，他把裤脚撸起来，我看见他的脚踝肿胀。他说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现在再回到村里，已经很难再见到野生动物。当我离开村庄到外面工作、生活之后，才知道在我们村北面那座无法逾越的高山的背后，就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它叫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我觉得这是人类极其英明和伟大的决定之一。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保护区，多少的树木和动物将会被人类砍伐、杀戮殆尽。我小时候见到的猴子，应该都是从保护区里跑出来的。现在保护区里面还生活着很多野生动物。两个月前，我又回了一次村里，见到了我一个生活在镇里的叔叔。他告诉我，这些年他接待了一些来弄岗自然保护区里拍摄弄岗穗鹛的爱鸟人士。我第一次听见这个鸟名，回来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弄岗穗鹛是广西大学周放教授发现并命名的。2004年夏天，周放教授在弄岗自然保护区例行考察时，偶尔在林中发现一种自己感觉十分陌生的深褐色鸟儿。长年从事鸟类研究的他，对广西已经发现的550多种、中国已经发现的1330多种乌早已十分熟悉。眼前这种陌生的鸟儿，会是一个此前从未被人类记载的新种吗?周放开始了专题研究，发现这种鸟栖息在弄岗自然保护区一带喀斯特季节性雨林中，性格羞怯，平时常在地面活动，以落叶下的各种小动物为食。一旦受到惊吓，便迅速飞入林中躲避。目前种群数量为100多对，生存状态已岌岌可危。

周放随即有针对性地对世界上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鸟类资料进行研究，确认这是一个此前未被人类发现并记载的鸟类新种。于是，周放和学生蒋爱伍一起撰写了关于“广西发现鸟类新种”的论文，于2006年投寄给世界最权威的鸟类学术刊物《The Auk》。发表一个鸟类新种在学术界是件十分重要的事，《The Auk》杂志在收到论文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请专家进行了审核，终于刊发了该论文，确认在广西发现的弄岗穗鹛是一个新种。

当前在世界上发现鸟类新种是非常困难的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大约平均每年发现不到1个鸟类新种，而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现昆虫新种超过6500种。在中国已发现并被记载的1330多种鸟中，基本上都是由外国学者命名的，由我国动物学家发现、描述并命名的鸟类，仅有两种：一是1932年由中山大学任国荣教授在金秀大瑶山发现的金额雀鹛，二便是在我的家乡弄岗自然保护区里发现的弄岗穗鹛。而这两个新种的发现地，都在产西，

我的叔叔告诉我，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我们这里降雨量少，水源地萎缩，弄岗穗鹛会到几处雨水集中区饮水。这是观察、拍摄弄岗穗鹛的最佳时机。这个时间段里，全国各地先后会有数百名科学家、摄影家及爱鸟人士前来拍摄、观察弄岗穗鹛。叔叔因为在镇上有一辆用于搭客的面包车，这个时间段里，他的电话会经常被打爆，让他去南宁机场接人，把他们接来保护区。

“我真佩服他们的耐心，那么闷热的天气，他们可以几个小时躲在窝棚里等待穗鹛飞来饮水。”我的叔叔发出这样的感慨。他又说：“有一次他们拍到了一个好镜头，几个人竞然兴奋地抱成一团大喊大叫。”

叔叔不理解这些人如何能以这样的热情投入对一只小小的鸟儿的观察和拍摄中。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年这个时候为他们跑前跑后，因为他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酬劳。

现在我必须说到白头叶猴了。在弄岗穗鹛居住的弄岗自然保护区以及周边的江州、扶绥一带，还生活着珍稀的物种白头叶猴。我有理由相信，我那个已经离开我们的伯父一定猎杀过白头叶猴。18年前，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走进这片区域，由此揭开了他漫长的研究白头叶猴的历程。白头叶猴由此被人广泛知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关于他的故事也被广为流传。我不知道我是在哪一天又因为何种机缘萌发了以白头叶猴为题材书写这样一个小说的念头，为此我还几次去到保护区观察白头叶猴。我甚至通过潘文石教授的学生向他转交了我的小说集，表达了在合适的时候去采访他的愿望。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安排这次采访活动，我这个小说的构思基本已经在我的脑里成型。审视我即将动笔的故事，我吓了一跳，我决定放弃对潘文石教授的采访。因为如果我是基于采访了潘文石教授而写作的这个小说，会让人引起不必要的联想。这个小说的中篇版本写完之后，我把它投给了北京的一本文学杂志。他们决定在重要的版面发表，但是又担心有人会对号入座。

“如果有人告你，你吃不了兜着走。”编辑警告我。他们为此让我做了不少修改。我都照办了。  我必须郑重地声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我从来没有采访或者接触过研究白头叶猴的科学家。我对白头叶猴的认识出自我几次浮光掠影的观察和查阅有关资料。

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悲观并且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但随着创作的深入，我分明又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在提升我的认知。我发现对大自然以及所有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是完善自我内心的一个最好途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的冒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