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翻看，一边听他略带沙哑又还浑厚的声音说：“《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你应该自己去找，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被别人牵着走。这不容易。但文学本来就是不容易的。”
我脑子里闪过他对李锐、曹乃谦的欣赏，他是在为他的文：学发现之旅自豪吧？快速读到小说结尾：“研讨会散了之后，韩愈气昂昂地回家去作《祭花蝴蝶文》（未刊）”时，我笑了，忍不住开了一个玩笑：“那您不觉得诺贝尔评委会做的就是和《古文观止》一样的事吗？”
马悦然愣住了，“这不一样。”他十指相抵支在下颚，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后来他认真地回答：“我们只是评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诺奖得主不是文学世界冠军。瑞典学院不会劝任何人去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
十月二十五号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马悦然夫妇到了上海中学，等待他们的是礼堂里一千多名学生。这有点让他们吃惊。因为他们想象中是一间不大的屋子，几十百来人坐在一起，花几十分钟时间，共同读一读诗。
和学生一起读诗这个念头，源于诺奖的一个传统。每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颁奖典礼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都会到一所叫林克比的学校去。那是位于斯德哥尔摩贫穷移民区的一所有年头的平民学校，那里的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地方，最多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可以听到九十三种不同的语言——瑞典保护移民和他们的母语。每年十月诺奖公布后，这所学校的老师会帮助孩子们找这名作家的生平资料，了解他的作品，用各人的母语写成一篇小传。然后，等十一日这一天他们会用不同的语言来念给这位来访的诺奖得主听。据说，这个场景让不止一个获奖者当场流下眼泪。
那天在上海中学，朗诵会之前，陈文芬送给学生一个礼物——一枚印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头像的银元。陈文芬解释这个礼物的意义：这个银元价值150瑞典克朗，每个星期瑞典学院的十八个院士会开一次工作会，结束后得到这样一个银元作为报酬。她说，希望大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除了知道谁谁谁获了奖之外，还能有更多的了解，知道这后面的瑞典学院。这个学院是由十八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参照法兰西学院模式创立的，其主要职责为保持瑞典语言纯正。那时这位国王害怕革命（法国革命即将爆发），他提醒大家注意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皇帝（乾隆）运用智慧、哲学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可以这样运行，而不是一定要通过革命。当时他重视文化的举措之一，就是设立了三大学院：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其中的瑞典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自1901年以来，受委托管理诺见尔基金，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奖。
陈文芬说：对于瑞典人民来说，重要的不是给出一个奖，最重要的是让世界知道，瑞典有一个知识群体和阅读传统。
在马悦然夫妇的上海之行中，在所有公开演讲和私人会面中，这成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怕是受这话的触动，我再次翻阅马悦然那部投入感情最多的中文作品《另一种乡愁》，回顾他学中文的经历时，忽然意识到其中有一种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那就是——内在的平静。1946年马悦然读老子的《道德经》；1948—1950年，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在峨眉山报国寺住了一年，学会了至今还会说的四川话；之前，他的老师高本汉，曾于1910—1911年在山西等地做方言调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调查了三十三种方言（主要是北方的方言），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整理了他的方言资料后，拟定了隋末唐初文人的“普通话”，即所谓“汉语中古音”。回国后，以此为基础慢慢完成了他的四册研究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这两名师生在中国调研的时间，先后对应了中国两个改朝换代的时间段，而他们身上体现的，却是一个完全内在的、平静的学问秩序。莫非，这就是瑞典的平静？
我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的中立立场和两百多年没有战争的历史。再以这样的眼光去看诺奖的百年史，发现它几乎就是一部十八个人平静的阅读史。十八个人安静的、面对内心又面向世界的阅读，就这样慢慢形成了一种影响世界的力量。
我问马悦然，当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开始评选时，瑞典不过是一个工业很不发达的北方穷苦小国，而这个奖项的视野却一开始就是以“人类”和“进步”为坐标系，要评选出“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对这个小国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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