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又可爱的哲学》是陈先达先生的哲学散论集，分“命运与时运”、“自由与任性”、“哲学与生活”三个专题，共二十余篇短文组成。在书中，作者用深刻的哲学思考，犀利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个人前途命运、生活价值与意义等与每个人生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富有哲理的点评，全书充满了智慧的火花。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的深刻认识，弘扬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可读性。

《可信又可爱的哲学》是陈先达先生的哲学散论集，分“命运与时运”、“自由与任性”、“哲学与生活”三个专题。在书中，作者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现实问题、个人生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理分析。语言通俗、笔调犀利、见解深刻，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鲜明的学术立场。

前言

命运与时运

 批评、抹黑及其他

 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

 职业选择与价值导向

 命运与时运

 时代需要可信又可爱的哲学

 从舟水关系、鱼水关系到血肉关系

 不朽的马克思

 “姓马”与“信马”

 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自由与任性

 凡事都有理，都得讲理

 自由与任性

 树立辩证唯物生死观

 谈界限

 哲学论著要有“烟火气”

 “一世读书抵封侯”

 论“得意拜孔，失意读庄”说

哲学与生活

 何谓哲学

 人为什么活着

 正视死亡

 宗教不等于迷信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市场观念

 国无德不兴，民无德不立

 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

 幸福中的哲学

时代需要可信又可爱的哲学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但又各有特点。如文学的时代性非常显著，而哲学的时代性比起文学就不那么明显。哲学不是以人物、情节、故事，而是以命题、概念、范畴来反映对象，因此似乎与时代无关。其实，真正的哲学家都是其所处时代的智者，他们抓住时代的问题，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度来观察问题；真正有影响的哲学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哲学。那么，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

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哲学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所说的可爱不可信的哲学，是指叔本华、尼采这类反理性主义者的人本主义哲学；而可信不可爱的哲学，大概是指孔德、穆勒这类实证主义者的唯科学论哲学。王国维的分类和评价当然是一己之见，但他说的可爱与可信分家之事在哲学上是屡见不鲜的。我国“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可以说就是这两种哲学的论战。科学派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主张发扬人文主义传统，强调天人合一。现代新儒家们大抵赞同后一种观点，反对把哲学看成科学。如熊十力就说，哲学与科学，知识与非知识，宜各划范围，分其种类，别其方法。他还说，哲学与科学的出发点与对象及领域和方法根本不同，哲学是超利害的，故其出发点不同于科学；它所穷究的是宇宙真理，不是对部分的研究，故其对象不同于科学。

在我们看来，抽象人文主义与唯科学主义都是片面的。前者可爱，因为它讲的是人与人的本性，是如何以人的态度对待人，的确沁人心脾，使人感到温暖。可这种哲学关于人及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很多是非科学的、不可信的。而唯科学主义把人和关于人的一切都简化为类似数学中的点线面那样的东西，可以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把人变为没有情感、没有欲望、没有思想的物体，的确是冷冰冰的，绝不可爱。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性化的思维。哲学思维的这种特点并不表明哲学与生活无关，也不表明它所讨论的只能是一些纯粹思辨的、冷冰冰的问题。其实，哲学的抽象性主要是指论证方式，而非哲学问题。哲学中的问题来自生活和科学，都是确实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这些实在的、重复出现的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时，它就具有抽象的特点，因为哲学是以普遍性的概念和范畴形式来表述和论证这些问题的。如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等，均为生活和科学中不断碰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没有上升为哲学问题前，都以具体问题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所有哲学问题在生活和科学中都有类似的特点。

由于哲学以普遍性概念和范畴形式来概括和论证这些问题，使具体问题抽象化、概念化，从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哲学只是在抽象王国中驰骋，只能是可信而不可爱的。可整个哲学史表明，任何一个哲学体系，无论其产生的原因还是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哲学不管在外表上如何抽象、如何超凡入圣、如何与现实无关，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人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哲学应该由人间升入天国，即进入纯概念的领域，否则就不是哲学；可哲学又必须由天国下降到尘世，要回到现实、面对现实问题，对人类的各种实践和认识发挥应有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与价值结合在一起，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承认客观规律，又考虑人自身的要求和发展。它在世界观上强调重视规律，强调实事求是；在价值观上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亿万劳动者的利益，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且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从而变得既可信又可爱。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哲学。如果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就会陷于片面。而片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功能的极大伤害。

（《人民日报》2015年1月5日）

P31-34

哲学有各种类型，并不存在唯一的哲学样板。无论何种哲学，只要它是真正反映时代精神，都会为人类提供智慧。中外哲学史上那些哲学思想，都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并不是专业排外主义者，只是精力有限、水平有限，对中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知之甚少，至今仍引为憾事。

我只能写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这本结集里的文章算不算哲学，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哲学有边界，什么是哲学，什么不是，会有个界限，如传统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人生论问题、价值论问题等，属于哲学王国的领地，可以说是正宗的哲学。可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又不应该有绝对的边界，它可以在任何领域中应用。

智慧是不应该有边界的。有边界的智慧不叫智慧，应该称之为专门知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起到一把万能钥匙的作用，为我提供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我的这些文章不少并非正宗的哲学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但我仍认为它是哲学，因为我力求从哲学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至于水平如何，是否有哲学味，另当别论。我喜欢这种写法。是否承认它是哲学文章，并不重要。豆腐白菜，各有所爱，何况在如此复杂的精神领域，多样性是正常的。

我喜欢谈点问题，尤其是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此不能视若无睹。当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生和我讨论构建哲学体系问题时，我总是向他泼冷水：您啦，先不要忙于构建体系，还是从问题出发吧，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问题。不学会捕捉问题，研究问题，忙着构建哲学体系，是企图在沙滩上盖高楼，除了满足自己的思辨癖好外，什么都得不到，弄不好连话都不会说。哲学的确需要概念和范畴，我总觉得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果离不开概念、范畴，不能用中国话说哲学问题，不能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解释哲学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不出书本和课堂。

文学应该“干预生活”。哲学呢，哲学难道离生活越远越好吗？有的学者是这样主张的。似乎哲学越纯越高尚，千万不能为现实所“污染”，应该由尘世上升到完全由概念和范畴筑起的思辨王国。别种哲学我无权置喙，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关注现实和现实问题。当然它的关注方式应该是哲学的，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应该是哲学的，即能够提供比就事论事更多一点东西。这个更多的“一点”，就是哲学分析，就是对问题回答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哲学对问题的分析，应该能使人举一反三。

并非专门哲学刊物或杂志发表的文章才算哲学，报纸上的文章不具有哲学品格。我不这样看。我想起马克思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与海尔梅斯展开过激烈辩论，其中就涉及“哲学是不是也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宗教问题”。其实，不仅是讨论宗教问题，可以在报纸上从哲学角度讨论一切重大现实问题。哲学家并非都要安坐在自己书斋中研究纯哲学，写纯哲学文章，更应该关注现实。为此，马克思在上述《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批评当时德国思辨哲学的话：“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急于报道的耸人听闻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

完全由纯概念推演而成的文章，高深、思辨，可谁也不懂。这种文章，如同面额巨大的纸币，在市面上不能流通，几同废纸。报纸文章要求通俗，通俗并不等同肤浅。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学最为发达的德意志王国，康德、谢林、黑格尔都是思辨哲学大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纯思辨哲学对青年的危险性。他说过，“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这种哲学为什么是危险的，危险何在？危险在于青年人没有生活体验，又没有真正树立坚定的原则，会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难以拔足。马克思自己就曾遭遇过这种危险。他在波恩大学读书期间，沉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几乎陷于疯狂状态。马克思经历这次思想危机后发现沉迷思辨，从头脑中构建体系是一条错误的哲学道路。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后，由于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特别是大学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找到了一条哲学通向生活的道路。

有人对我说，你的文章有“火药味”。我说不对，我的文章没有“火药味”，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有点“烟火气”。我不敢自夸接地气，但至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对我来说，哲学文章没有“左”与“右”的问题，但有“对”与“错”、“全面”与“片面”的问题。我说过，我是讲理派，凡事都有理，都得讲理。比如，在《批评、抹黑及其他》以及关于教科书风波的文章中，我都是抱着讲理的态度。不讲理，就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既称玄学，也可称为理学。

比如，在《批评、抹黑及其他》中，我并不认为我们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会有问题，有些问题还不可容忍，包括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对一些不合理、不公正现象，不仅要批评，而且可以揭露，抨击。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延安时代起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立下的规矩。一个人如果拒绝批评，老子天下第一，总有一天会演“霸王别姬”。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但抹黑不是批评。抹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管如何自称为恨铁不成钢，只是骗骗老实人而已。好比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垃圾。批评好比清扫垃圾，是希望变得适宜人居，尤其是建设性批评，不仅告诉你哪里有垃圾，而且具体建设如何清扫这些垃圾。抹黑不同，它不是清扫垃圾，而是堆垃圾，把全国的垃圾堆到一处，指给全世界看：瞧，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扫垃圾，一个是堆垃圾，这就是批评与抹黑的界限。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戴着白手套绝对干干净净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是这样。谁要存心控诉革命的“罪恶”，要找材料太容易了。可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我看这个真理是否认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中国革命有过错误、包括“左”的和右的错误，有过曲折。既有过无数壮烈牺牲的烈士，也有过被冤屈者，被误伤者。冤假错案都有过。但我们党承认错误，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并改正错误。何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比任何错误都辉煌无比的成果，这就是建立新中国，把一个原本受尽外国列强欺凌、压榨，一穷二白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当然不是事事满意，但总不能自作自贱吧。难道只应该抹黑，而不能点赞？抹黑，叫骨气，叫气节；而点赞，叫舔碗边，这是什么逻辑！

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我不遮遮掩掩，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已风烛残年，一无所求。我是一个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人，我的良知告诉我：问题应该这样看，文章应该这样写！

陈先达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