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一瞥——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是编译者陈海涛、刘惠琴继《图说烟台》《芝罘学校》之后的又一部有关烟台开埠史的译著。全书收史米德《烟台历史一瞥》等八篇文章，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居住在烟台的外国人的回忆录，保存了当时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烟台开埠史，以及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海涛、刘惠琴编译的《烟台一瞥——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是一本反映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烟台社会生活方面的书籍。共收录了8篇彼此独立的文章，有当时当事人的现场记录，也有亲历者后来的回忆文章。当时旅居烟台的西方人对当时烟台社会状况的历史记录，特别以西方视野的这些记录，对于我们今天回顾、总结和反思那段历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

序言

烟台历史一瞥

 史米德（C.W.Schmidt）

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新教在烟台的传播

 诺曼·克里夫（Norman Cliff）

西方人眼中的晚清烟台

 阿蒙·怀特（Arnold Wright）

烟台：曾经的世界发网之都

 布鲁斯·克林顿（Bruce Clinton）

马茂兰家族在烟台

 伊恩·格兰特（Ian Grant）

抗战初期的烟台

 诺曼·克里夫（Norman Cliff）

烟台回忆

 希拉·米勒（Sheila Miller）

我在芝罘学校的生活

 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

后记

烟台港口对面的这个半岛，中国人就称呼其为“芝罘岛”。称它为“岛”，说明它现在虽然是个半岛，但在最初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和大陆隔离的海岛。就个人观点来说，我对此深信不疑。从纯粹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半岛在很久以前，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岛。在这个地方附近，有一条名叫“夹河”的小河，我们的外国朋友美其名日“淡水河”（顺便说一下，真是多此一举，难道还有人看到过“咸水河”吗）。这条小河和中国北方的众多河流一样，有些时候，河水中会夹带着大量的泥沙，会在离海岸边不远的河道中逐渐沉积下来。河流人海口两边的海浪，长时间不问断地从两边向中间涌动，天长日久，逐渐就会形成这种地峡地貌。当然，对这一理论，也有不少人有质疑，具体说就是如果连接芝罘岛和大陆的这条地峡，也就是使芝罘岛成为半岛的这条陆上通道真是因为夹河所带泥沙形成的，那这条陆上通道应该是在靠近夹河这边不断“成长”的，但事实上多年来确实也没有看到它在这个方向不断变宽阔。回答这一质疑的答案就是：强劲的西北风，每年将沙土从靠近夹河的西边，不断吹到了地峡的东边。从地理学的概念上来说，“地峡”这一种地貌特征，所形成的时间，距离现在并不是非常遥远。如果有谁想执着地试图探求真相，可以观察这里地表的岩石，或者在这里钻探，他就会发现，这个地峡在很早之前，的确就是沙滩。有一些中国朋友还曾经告诉过我，这里的一些老人回忆说，在几十年前，曾经有一次海面掀起滔天巨浪，海水甚至淹没了整条地峡，从大陆这面都无法走到芝罘岛那面去。对此虽然我表示怀疑，但是我相信，就像许多传奇故事一样，如果这个故事是几代人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们的观点是，至少在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东巡登临芝罘岛，并在山顶祭拜之前，连接芝罘岛和大陆的这条地峡应该就已经形成了。当然很有可能，秦始皇的这一行动，客观上加快了这条地峡形成的速度。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并且也得到大家公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并不是唯一一个登临芝罘岛并在山顶祭拜的皇帝。据记载，在公元前219年，中国大秦王朝的皇帝秦始皇东巡来到这个半岛，在这里他听从别人的建议，镌刻了一块石碑，并将其竖立于芝罘岛最高的山顶上。就在第二年，秦始皇再次东巡来到芝罘岛。据记载，此后，在公元前94年，中国汉朝的皇帝汉武帝也来到过芝罘岛，据说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观看海上日出。现在在这里还能寻找到一些砖石残片，据说就是汉武帝时期留下的，他曾试图在这里修建一座“桥”，用来连接芝罘岛山顶和称为“九天”的天上世界。对于这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显赫声望和不朽功绩的皇帝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一些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祭拜海神，期望得到海神的垂青，以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从而让他们长生不死。很有可能，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错误的，但是我更倾向于相信，芝罘岛的山顶的确是一个具有非常神奇力量的地方。无疑，从芝罘岛山顶所看到的风景是非常壮阔和独特的。从这里向北看，一览无余，碧波浩渺，海天一色；在它的西北方向，就是庙岛群岛。从这里向东看，脚下峭壁陡立，怪石临空，宛若刀削；其正面的崆峒岛，正好成为它绝妙的背景。从这里向西南方向看，在它的远方，就是艾山山脉的主峰，高峻挺拔，有近3500英尺高。在它的东南方向，在牟平城的后面，是一条美丽的山脉轮廓线。最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它的南面，就是被誉为“远东的珍珠”（Pearl of the Far East）的烟台，远处高高的山峰是它绝佳的背景。身处如此美景之中，如果你还体会不到其中的莫大享受，那只能怪你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说明你对美好事物反应迟钝。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几个中国古代的皇帝，我想我有必要在此就一些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特别是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某些特殊地位，在这里给各位稍作介绍。根据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种并不是土生土长在中国起源发展的，根据这个理论，中国人是在很久以前，从西方逐渐迁徙到东部地区的，这个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一定就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在黄河由北向南流淌到这里时，忽然转向东方的那一片区域，其中心位置，大概就是在今天山西、陕西、河南这一带。从这一地区，中华文明逐渐向四周扩散，今天山东省的一部分地区，一定是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处于这一文明的影响之下了。逐渐地，中华文明进入了她的英雄时代，产生了众多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人物。再之后，就是在名义上的统一王朝之下，实际上却是封建豪强领主各自为政的割据时代。直到公元前551年，孔子降生，预示着重大变革时代的到来，他开始积极呼吁重新建立和强化大一统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因为在这一时期，在名义上的统一王朝之内，大大小小的众多封建诸侯王国各自割据独立，互不统属，自己发行钱币，自己设立贸易关卡，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攻伐，战乱不止。这一状况，在周王朝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122—前249年之间，愈演愈烈。事实上，在秦庄襄王做秦国国王的时候，秦国就已经非常强大了，以至于在公元前249年，他推翻了周王朝名义上的统治，废除了其最后一位君主，周王朝自此彻底灭亡。秦庄襄王的继承者，就是赢政，在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他打败了其他诸侯国的联合抵抗，逐一将他们消灭，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秦王朝，并自称为“始皇帝”。就是这位皇帝，他曾经两次东巡芝罘岛。秦始皇打破了此前各诸侯国之间的行政阻碍，将那些诸侯国逐步改造成为统一王朝的各个地方行政机构，并派驻官吏进行管理。他还派人修建了万里长城，他修建的那些长城，至少是现存长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烟台地区处于莱国的控制之下，根据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记载，莱国当时控制的地区，还包括现在的莱州、即墨、莱阳、蓬莱。在莱国以东的那些地方，在那个时候生活着一些原著居民，在中国古籍中称他们为“东夷”。

我恐怕离开我所要介绍的主题已经太远了。除了我自己通过查阅一些既有的历史资料，所了解的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知识之外，我还在别人的帮助之下，发现了一些此前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这就是，西方人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关系。比如说，西方人是如何和这片沙滩产生联系的？什么原因、什么时间最早产生联系的？我猜想，在福山县保存的政府档案中，应该有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曾请求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请他帮我认真查阅一下那些文档，期望能从中检索出有关这一方面的有用资料，以便在以后芝罘俱乐部的聚会中，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路和认识。就在同一时间，基于我们的假设，有许多的可能性也被提出：首先，历史上那些远洋航行的西方航海家，在他们从南向北航行过程中，有可能曾经冒险在芝罘岛歇脚，或者躲避风浪，或者补充给养。比如在汉朝的时候，中文文献中就曾提到，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诺（Marcus Aureius Antoninus，在中国古籍中称之为安敦王），在166年就曾派出过一个特殊的使团，去觐见当时的中国皇帝。

P6-9

在我翻译《图说烟台（1935—1936）》的时候，原文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里的居民应该感谢他们时时所享受的、优越的、适宜于健康身体的气候条件。（The residents have to be thankful for the remarkably healthy climate which they enjoy the year round.）”在我翻译《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的时候，我知道了在一百多年前，烟台有座“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The Best School East of Suez）”。这所学校在烟台办校60年，并在此后的60年间，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各地办学中依然延续着“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这一校名。在我翻译这本《烟台一瞥——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的时候，我知道了一百年前的烟台，还有一个今天不为人所知的美誉——“远东的珍珠（Pearl of the Far East）”。这是当时一位旅居这里的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评价。以上这些记录或者描述，都出自于20世纪初期旅居烟台的西方人士的著作或者报告。在近百年前，在西方视野下，烟台就能获得如此赞誉，或者说发生过这些有趣故事，这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研究、思考的问题。烟台，也的确是一座很有内涵的城市。

关于烟台这座城市的成长史，以我愚见，有三个机遇：一是明代防倭，二是明清海运，三是清末的开埠。前两个与本书关系不大，就烟台被迫开埠来说，虽然是段屈辱的历史，但就近代文明的引进、风气的革新、民智的开启、社会的进步来说，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它促使烟台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地之一。遗憾的是，在目前已知的中文文献中，对于烟台开埠细节的相关记载是非常惜墨的，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因为严重地缺乏相应的基础资料，导致之前对烟台开埠历史的研究，大多是空洞和表面的。我们对这座城市历史的了解太肤浅了。因此，当时旅居烟台的西方人对当时烟台社会状况的历史记录，特别以西方视野的这些记录，对于我们今天回顾、总结和反思那段历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这就是我近些年来，致力于翻译西方文献中关于烟台开埠历史相关资料的原因所在。

按照之前的计划，我的这套“烟台开埠译丛”将由3到4本书组成，第一本《图说烟台（1935—1936）》、第二本《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几年前已经由齐鲁书社出版。在当时就和齐鲁书社有过约定，丛书虽然陆续出版，但在选题内容、封面设计、装帧风格等方面，都力求做到一致。因为实在再找不到一本可以单独出版的、西方人所撰写的反映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烟台社会生活方面的书籍了，因此这本《烟台一瞥——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与前两本书略有不同，共收录了8篇彼此独立的文章，有当时当事人的现场记录，也有亲历者后来的回忆文章，还有今天学者的研究成果，来源不一，长短不等，但其反映的主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本书副标题所点明的“西方视野下的开埠烟台”，其实这也是我计划中这套丛书的主题。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之前我们没有关注、甚至根本不知道的有关烟台开埠历史的信息，比如“远东的珍珠”这一评价，至少我就是第一次见到；还有20世纪初期，烟台曾经是全球的“发网之都”等，它们大多散见在一些并非烟台主题的书籍中。这些信息无疑是非常珍贵的，甚至可以说，发现这些资料的过程，比译注这些资料，花费了我更多的精力。我愿意将自己的这些发现和大家共享，为推动烟台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和材料。

与前两本书一样，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可能尊重原作和保持原文的完整性，正文内容没有加以任何修改。关于原作的思想倾向和所持观点，相信读者会有正确的评判能力。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相关背景的介绍、明显错误的更正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理解，是以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的。本书中的所有注释都是笔者自己添加的，与原作无关，笔者承担一切责任。

由于自己的懒惰，这本原计划在两年前完成的小书，今天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终于也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在本书的编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个朋友和单位的大力支持：烟台地方文化研究专家王景文先生、郝有林先生、烟台档案局赵海局长、烟台博物馆辛俊玲馆长、烟台九中李卫东先生、太古车行林光一先生、芝罘学校北美校友会会长Ian Grant先生、长期在烟台高校担任外教的Edawrd（Ted）G.Margrett先生、旅居加拿大的崔元喜先生、烟台市委宣传部等，为我寻找资料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此外，原文中，基本都没有配图，为了能和前两本书保持风格一致，方便读者理解文本，根据内容需要，本书中还收录了大量图片，除了自己收集的之外，主要是由Ian Grant先生、王亲民先生提供的。此外还参考了山东大学王建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程麻研究员、山东电视台王海峰先生、烟台港务局刘文军先生等部分著述中的图片，并从烟台毓璜顶医院、烟台海关、烟台聋哑学校、张裕公司等单位收集了部分照片。烟台广告产业园区的邹本义先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本书所收录的图片进行调整和修饰，为本书增色良多。齐鲁书社的贺伟先生，也是我前两部译著的责任编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保证本书的出版质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外，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烟台市胶东文化研究会，为此书的出版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以上诸位的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