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读得多了，看得多了，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大体上在1994年至1999年。在这里，我与传统相遭遇，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淡化借鉴意识，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世事沧桑，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我曾围绕着宋、金的兴衰嬗变，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吟咏着前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诗句，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最后末帝赵爵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干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这里有历史的规律，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时的创作心态，从我在《何处是归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诗：“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就是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
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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