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的《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介绍：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钱理群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钱理群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作者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作者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钱理群著的《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是即将出版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之一种，属于汇编性质，内分两辑。第一辑“生命之根”，是作者书写家人的怀念回忆文章，共十二篇；第二辑“脚下土地”，是作者书写第二故乡贵州文化、人物的文集，共十五篇。这是钱理群先生对他的两个精神家园——家人和家乡——的一份记录。第一辑写家人，多为祭奠之文，也有学术研究，以及个人小传式文体，通过记录个人史、家族史，描绘出一幅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生活变迁和精神漂泊的图景，涵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第二辑写作者的第二故乡贵州，有怀念贵州友人之作，有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也有对个人心灵史的描画。书写背后，作者关心的是如贵州安顺这样的边远地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发展中所曾经发挥的作用、如今的尴尬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前景。

前言

辑一 生命之根

 在项兰生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哦，你是我的父亲

 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

 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

 悼大姐

 哭好哥

 心系黄河（节选）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龚姐，一路走好

 无以表达的悔恨

 愿你永远是年轻的革命者

辑二 脚下土地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

 正史掩不住的光耀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我读戴明贤其书其人

 我的怀念温馨而恒久

 痛悼同代人的“死”

 给亡友尚沸

 我们共同的坚守和追求

 民间思想者：我的精神兄弟

 “土地里长出的散文”

 贵州发展道路的遐想

 我的关于地方院校教育的畅想与空谈

 屯堡文化研究的动力、方法、组织与困惑

 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附录一：钱理群著作目录

附录二：钱理群编纂目录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一哨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竞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浑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P7－9

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我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首先是我出身的钱氏家族。在我的感受里，我和家人之间，不仅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更有一种精神的交融。我曾以“对内谦让，对外奉献”来概括钱氏家风与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家庭在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曲折命运。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分离，最终导致了“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大悲剧。我们家庭集中了中国近现当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乡绅，父亲是作为亲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体制，三哥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大哥是一个爱国的自然科学家，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四哥与二姐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这样，我们的家庭，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缩影；因此，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所面对的就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家庭，或者说是在研究自己。而且家人政治选择的巨大差异与内在的相通，又决定了我的研究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我对父辈与兄长的不同选择都有同情的理解，更自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最感自豪的是，我还有第二故乡贵州。我从1960年被发放到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青春时光，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我曾说过，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具体地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化大革命’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漂泊的家园·后记》）

我在1978年离开贵州，回到北大，依然保持了与贵州乡人的联系。于是，我就拥有了北大与贵州两大精神基地，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最大财富。在退休后，逐渐远离了越来越陌生的北大，贵州的乡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可以说，我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我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我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