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惊涛著的《引体向上》是一部形式上的长篇科幻小说，写的是主人公“我”和妻子一起通过某条神秘的栏杆驾车冲出太空，逃离尘世并且在太空中孤岛生活的奇妙历险。其中更多的篇幅是在描写“我”和妻子之间的天马行空的对话，其中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金钱和欲望交织的绳绳苟苟的荒谬生活，通过“我”的口吻讽刺了人类社会的荒诞境况和可笑之处。

黄惊涛著的《引体向上》讲述的是：地球上的万事与秩序都使人厌倦，每一片土地都囚禁着大量的动物：龙仔猫乐园里囚禁着龙仔猫，海洋馆里囚禁着海狮与鲨，兽医站内囚禁着受伤的狗、生病的兔子，菜市场囚禁着鸡鸭，动物园囚禁着虎豹，马戏团里囚禁着斑马与驯兽师，街道上囚禁着鸟，地球上囚禁着鼠与人类。

《圣经》中囚禁着上帝与救世主，道德里囚禁着邪徒与好人。我们的房子囚禁着我们。

作为活在人间世的一个“正常的傻逼”，在听了一场《悲惨世界》音乐剧后，在一个与爱人云雨后醒来的清晨，“我”发现自己与冉·阿让一样，身处地球的牢笼，穿着同样标号为“24601”的囚衣，于是他决意与爱人穿越“宇宙阀”，进人茫茫太空寻找无引力、也就是没有束缚力的自由。

这与其说是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对抗“几尔纳体系”和达尔文主义的反科幻作品，它戏拟科幻小说的模式，却并不按常理，反进化、反科学、反逻辑，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早已有之的框架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反动。同样，这甚至是一部反叙事的“造反小说”，在“我”与爱人跨越银河、跋涉宇宙穹窿的奇遇过程中，时刻穿插对人类地球生活的回忆、检讨与审判，他与他爱人的对话，更像是一出以璀璨星空为背景、不断追问上帝在哪里的滑稽戏与荒诞剧，或者更像是一个当代人类的灵魂独白与自我审讯。

地球生态的荒漠化、人间生活的荒原化、或痛或不痛的爱与死……作者以梦幻、黑色幽默、反讽、自嘲之笔，呈现尘世的桎梏与无意义。——然而宇宙也并非是流着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当他们踏足天庭的一颗无名之星，在上面开疆辟土，美丽的星辰却使这对情侣一个成为聋子，一个被幻境灼瞎了眼睛。最终，“我”的爱侣跳进宇宙的深渊，他们不得不忍受永恒的分离，——只有在离别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这颗无名之星竟是被天文学家以24601命名的冉·阿让星。

第一章 警察

第二章 粒子

第三章 对弈

第四章 捕捞

第五章 足球

第六章 圆周

第七章 少女

第八章 婚礼

第九章 银河

第十章 假设

第十一章 梦游

第十二章 寻找

第十三章 名字

第十四章 下坠

后记：反镜

第一章 警察

“亲爱的，我们离开地球，去宇宙。”

我说这话的那一刻，可以活得很久，但不过也是一颗矮恒星，终究要死的太阳，正把它的光洒到我的妻子、爱人、心肝宝贝儿的身上。昨晚有月，我们一宿贪欢。为了让那从三四十万千米照射过来的光芒增加我们性爱的欢愉，我们没有拉上窗帘、关窗。谁他妈的说月亮是一个雌性球体？它分明是一个雄性的性爱高手。它引得地球这老娘们儿日日潮涨潮落，也引得我的亲爱的总有那么几天焦躁而骚动。我本来应该吃醋，但我现在只把它当成我们的催情之物。无形的光能夺取什么呢？它什么也得不到。我是获利者。

“宇宙在哪里？宇宙在哪个方向？”

我亲爱的人伸伸腰，蜷蜷腿，展示她的曲线、山峰和稍纵即逝的森林、湖泊。她闭着眼睛问我。这一刻她很美，而我却没什么欲望了，我只想干一点不同以往的事情：去宇宙中行走。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妻子说过这个打算，但我心中一直有壮丽的风景，我渴望壮烈的人生。太阳与月亮何其之大，我常常与我的爱人抬头把它们仰望。我发现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们的爱可以称之为大，其他均渺小如尘埃。平日里我活得像一个正常的傻逼——西装革履，谈笑风生，温文尔雅，有板有眼，做一些追求利润的生意，但我的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在低吟，有时这些东西还跳出来咆哮，比海洋更汹涌。

“沿着我们上班的道路，人民路，向前4056米，右转弯，进入辅道，走50米，拐进团结路，走靠左的车道，大约800米，左转弯，会看到前面不远处有座桥。这桥靠的是钢筋悬索，牢固无比，可以承重百余吨，走装甲车，过坦克，其使用寿命达千年。我们开车上桥，可以告诉你，我早就观察很久了，那里有个宇宙的人处。”我把她的内衣、裙子丢给她，就像昨晚上我把她丢到床上一样。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在哪里拐弯，在哪里冲刺。”她开始穿着，包裹。接下来，我知道她要用马桶，照镜子，往脸上涂抹，把牙刷塞进嘴里。

“我有导航，它会清晰地帮我指明方向。我每日用它，它总是精确地帮我计算距离，规规矩矩地修正我的道路。我很难犯错，因为这冷冰冰发指令的女中音老是会提醒我(我多么希望她的声音能像你的一样娇羞而温柔)。而且，这是我上班的路，我在上面走了十五年了。有时我放下车窗玻璃，与那些睡在立交桥桥洞下的老乞丐们打招呼，或者给流动巡逻的交警一个标准的笑脸(一般他也会回我一个更标准的敬礼)。我熟悉路边的每一棵树，大部分过斑马线的行人，大部分的车牌号码(尤其有一辆，它曾擦破过我车子保险杠的油漆，那里留下了油漆工也消磨不了的痕迹)。”

我一边回答她，一边走到镜子前，她的脸已经镶在那里，我的脸也凑过去。她的脸给镜子增加了美感，我的脸给镜子增加了负担。我整衣领，刮胡须，试图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

“那你打算这次用导航吗？”

“绝不使用。我已经清楚我的路，而且我不打算与任何人说HELLO。导航小姐我请她闭嘴，我不需要她提醒我哪里有监控，哪里禁止违反交通标线，哪里得减速至30码。我要握紧我的方向盘，不再顾及红灯与速度。本来我还想点根烟，这是我的手指和嘴巴在地球上喜欢的一种消遣，但你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得考虑你的健康和感受，那我就嚼两颗口香糖。”

“听你的。”

大包小包，收拾停当，我们上路。

“是不是得把油箱加满，终究，去宇宙还有那么长的路。”我的爱人提醒我。

“亲爱的，你想得真细。宇宙中需要的是其他的一些力，比如牛顿先生所说的那些推动力，但以防万一，我们确实得多备一些地球上的东西。那我就先把车开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加油站，这不耽误事。姑娘啊，加97，把我的这个油老虎的肚子喂饱为止。我早想跟你们的老板说了，你们在人间做生意，最大的本事就是往商品里掺假。你们正常得太像一个个商人，谁叫你们是人类的精英。哎呀，我多嘴了，我应该把这看成是一种正常。哎呀，这些碳氢化合物，这些烷烃、环烷烃、芳香烃你们还能卖多久？”

P1-3

序：惊涛的“挂托邦”

李敬泽

科幻有软科幻，有硬科幻。硬科幻只有理工男写得了，一切都建立在技术细节和科学想像之上。

黄惊涛是文科出身，写科幻只能软得不能再软。他的宇宙论基本停留在牛顿力学的水平，而他飞向宇宙的办法很像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教出来的。

——很高兴有机会公开嘲笑惊涛，当他准备写这样一本书时，他也肯定准备好了接受诸如此类的嘲笑。“引体向上”，我已经很多很多年不曾做过这个动作，把自己挂在单杠上，凭两条胳膊的力量与地心引力对抗，这与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相比，只是多了一杠。在力不能支的时候，我们纷纷从杠子上掉下来，让沉重的肉身掉在踏实的大地上，而惊涛却依然把自己挂在杠子上，仰观天俯瞰地，有所思有所寄，看来他是打算这么一直挂下去，在单杠上缔造一个伟大的王国。如今在文学评论的学术话语中，大家正在拼命地用什么什么“托邦”造词，那么好吧，黄惊涛给自己造了一个“挂托邦”。

很可笑是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近地轨道上环行并且观察这小小寰球上的无数细节，我保证，我会仔细地遥望着那一小片蓝水的边缘，一个小如芥子名叫广州的地方，一个灵长类人科动物所做的如此执着的努力，他挂在那儿，想像着自己和老婆一起被发射出去，巡天遥看一千河，对着遥远的地球喋喋不休地发表评论和演讲……

他的话可真多啊，他像太空漫步的哈姆莱特，这时他面对的不是墓园中可笑的骷髅，而是争利于蜗角的人世，背负青天朝下看，一切都是嗡嗡叫，而唯一被放大、被呈现的声音，只有他自己，思考的、感伤的、评述的、宣叙的、柔情蜜意的冷嘲热讽的、悲恸且深长的……这个声音本来内在而私密，它包含着平日归于沉默的翻腾思绪，但是在惊涛所设定的情境中，它扩展为宇宙背景下的言谈，获得了一种寂寞的、无效的公开性和公共性，这对夫妻的对话没有听众，但他们的话同时又是面对着远处的地球，这是庄严、宏大，又是矫揉造作，是在严肃地自我拔高但又会忍俊不禁地笑场。

就好比，一对夫妻在空旷的剧场中演戏，而剧场外是茫茫人海。

这部小说就是这场戏。惊涛本来也不是要写一部科幻小说，他只是着迷于他所设想的这个发声的情境和角度，这情境和角度使话-语获得了辽阔卷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喧嚣与寂静、庄重与放浪、灵与肉、矛和盾，相互对抗相互转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宇宙是舞台，话语呈现为漫游太空的戏剧。而正如哈姆莱特所传授的那样，这种重叠着独语和对话的声音，表现而反讽，本身就是从根部推敲着现代意义上的“存在”。

所以，对黄惊涛来说，在整个小说的进展过程中，他所经受的考验不在情节、人物和性格，而是有没有足够的力比多，有没有与自己、与这个世界争辩和讨论的足够热情和力量。

——他当然是有的，他已经用这么厚的一本书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他一直在证明，他是一个“引体向上”的小说家，他一直在与地心引力斗争，他目前为止的所有小说，都奋力向着星空，这持久而紧张、严肃而滑稽的动作中包含着他对大地与俗世的愤怒和深情、批判和肯定。

愿他挺住，安居于他的“挂托邦”。

2016年7月31日晚于西山

后记：反镜

我住在体育西路的边上。往北走十分钟，是天河体育场；往南过一个隧道，是花城广场；向西穿越一道斑马线，是天河村，向东前进两百米，是体育东路。我住在这个被称为全国三大商圈之一的商业地带，已经有了八年。我熟悉它很多个路口红绿灯的秒数，数百个商场的繁荣与衰落，以及一个牛奶店与它的邻居蜂蜜店的明争暗斗。我熟悉这里的建筑，它们有些外墙剥落，可见里面缠绕的钢筋与风化的水泥，有一些则隔上一段时日便被推倒重来，照例是变得更高，更接近天空。——无论它们如何变幻，我总能认出它们，无需查经纬度，无需地图导引，因为地球上的每一块区域，不过是一个格式固定的魔方，新的总镶嵌于旧的之上。

但我总认不出这里的人。几乎每一个人于我都是新的。在黄昏或夜晚，我常常在它的街头散步，或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抽烟。我的身边或眼前走过年轻人、长者、蹦蹦跳跳的孩子、施粉黛的妙龄女郎、西装革履的精算师、终于有了点勇气的醉汉，但当我第二次与他们相遇，再三与他们相遇，我的脑海里会没有半点印记。少数有印记的，我已经单方面许诺要将其写进我的小说里：唱河南梆子、沿街卖艺的老年夫妻——已经有两年我未曾碰见他们，但我记得那老汉唱腔的悲怆。脸上长着肉面具的另一位中年乞客，他一言不发，如一尊菩萨，任凭行人将硬币丢进他的碗里，叮当作响。七八个在光天化日之下泪流满面的女人——她们不是聚在一起集体哭泣，而是与我分别相遇，有几个是在日头底下，有几个是在霓虹灯下，我不知道她们命中有了什么遭际，值得在熙熙攘攘的人前大放悲声，或者旁若无人、扭曲着脸无语凝噎。五六个疯子或半疯人——其中一个黑瘦的，常混在广场舞大妈队伍的后面，随音乐夸张地摇动躯体，他的身体内似乎装了个陀螺，音乐停，他却很久还维持着舞蹈的惯性，他似乎是从某个工地上来，每到那个时间点他便出现，后来他消失了；另一个高大、带点点卷发，脸上常保持神秘的微笑，我的家人曾给他送过一阵子馒头，因为他总在垃圾桶里掏食，但后来不再送，因为哪怕最小的慈善也需要毅力，最主要的是，我们害怕哪一天他万一不适，会有人怀疑我们的馒头中有毒。这奇怪而荒诞的念头曾折磨过我。我的疯病并不比他好多少。每一个节假日过后，我总希望能见到他，这样就能证明他尚在人世，如果没有见到，我的心里就会咯噔地响一下。他在广场上存在过大约三年，后来也消失了。——我承诺过的正在兑现，眼下我正在写一个小说系列，叫《天体广场》，我把花城广场改名为鲜花广场，在体育东路的旁边虚构出一条革命东路，并且凭空在一大堆水泥森林中间栽种下几栋半殖民地时代的老建筑，我将古老的天河村转喻为银河，而每个固定或移动的人，是我小说里的星辰。

我给这些与我相遇、或者在我的视网膜上留下斑点的星子命了名，并且给予他们每个人以故事运行的轨道，赋予一些意义，或赋予更多的无意义，但对于那些不因为衣着、职业、表情的特异而走向我的人，则保持着更大的好奇。他们既不像缺乏金钱，也不像缺乏前程，既没有笑也没有哭，欢乐不在他的脸上但内心似乎也没有悲伤。他们是我从未打过招呼的邻人、大街上的行人、从事精致手工业的匠人、进出于写字楼的生意人，他们在我的眼前晃过，却一律是陌生人。我常常站在花坛边或驻足于十字路口，不由得想像，他们是谁？这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的想像有时会延宕一会儿：他们钻进办公室，或者拐过街角，会不会把木然的神情换掉，转眼便对天长啸或泪湿衣襟？这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问题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困扰，我思考它时也是没有笑，同时没有悲伤。直到有一日，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也是自己的陌生人，有时是旧的，有时是新人。

绕了很远，现在我决定来谈《引体向上》。就像一个打算为自己发表辩护辞的家伙，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才鼓足勇气、战战兢兢地来到广场的中央，哪怕事实上广场空无一人，并没有人准备听他的夜半演讲。他们行自己的道，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有人的广场让我胆怯，无人的广场会让我觉察到自己的在场，而面对自己则更不免慌张、惊惶。

《引体向上》这部狗屁小说的诞生可谓突然。2014年7月2日晚，我正从一次稍长的出差中归来，一如既往，坐在桌子前寻找叙事的步伐与方向。

……

麦家是这些年对我苦口婆心最多的作家，他对我的谬爱远超我想得到的范畴，与他那些让人脸红的赞美相比，我记得最深的是他那句“一个作家要容许自己写坏作品”，这话于我破除内心的魔障非常有效。马小淘姑娘几乎是我所有小说的第一读者和编辑，她满怀善意的嘲讽让我不太敢懈怠。我从诗人雷平阳同志那里学到的东西多于从很多小说家那里学到的，他认为《引体向上》是一部“与自己较劲的小说”，甚得我心。李昕老师作为北京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如果没有他与文静小姐不拘一格的青睐，我第一本书就难以出版。田瑛与朱燕玲老师我认识并不久长，甚至说真正认识的源起就在于这部小说，当时田瑛与朱老师在花了一天半时间看了小说后，当夜打电话给我，说希望在《花城》杂志2015年1月号发表。后因我个人原因错过了与《花城》的交集，但自此也就有了许多亲炙他们的机会，今天小说单行本最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并认识张懿副总编辑和本书尽职、认真的责编秦爱珍小姐，均与他们有莫大的关系。田老大、有顺、小说家杨卫东我们四五人后来隔三差五在一块喝酒，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阿来是我景仰的小说家。有一次他让我把小说发给他看，那个五一劳动节过后他写来很长的一封信。后来几次他又来广州，我开车接送他，在车流中胡乱谈论世界，我便也就一些困惑请教于他，譬如小说人物的多寡，他举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为例；譬如谈到小说写作的“专制”问题，他立即说斯蒂芬·金的《11/22/63》里面写道：我推开这道门便去到1958年，退回时空之门就是另一个年代……他的文学经验和识见总让我受益。

我要感谢王小王小姐，在今年《作家》杂志3月号发表时，尊重我的原意，未删一字，但同时也校正了我其中的好几处错误。她是个好小说家，更是个好人、好姑娘。我还得感谢宗仁发、施战军、邱华栋诸先生；感谢我所在公司的同事，他们分担了很多本应属于我的工作，让我稍有时间不务正业。另外，必须感谢两次为我的小书画插图的王芊祎小姐，芊祎的插图总能让我粗俗的文字显得精致一些。

最后提一下我的多年兄弟张赞波和我的研究生导师孟泽教授，孟师多年前曾说过：“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几个朋友。”是他们教给我怎样看待友谊。

2016年6月13日夜

《引体向上》一气呵成，令人惊艳。开车即可驰入宇宙、逃离尘世、进入孤岛生活，诸种恢宏场景转换，很有对科幻小说戏拟而来的强烈反讽效果。更加惊艳的当然是语言，放任、随心所欲，又准确生动甚至锋利，没有造成过去中文小说中，一旦放任语言就出现的油腔滑调。这是一件很难达到的事情，但他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一直略有偏执地认为，有了如此好的语言天赋，要不成为一个好小说家都难。惊艳之三，想像力。从以想像凭空构建一个莫须有世界的能力来说，黄惊涛没有辜负他热爱的小说家卡尔维诺。甚至，他的文本有强烈情感的驱动，反比卡氏文字有时过于冷静更具吸引力。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尘埃落定》作者阿来

《引体向上》是个野孩子，调皮，任性，古怪精灵，落拓不羁，糙。在艺术创作这件事上，我想你没有理由喜欢乖乖孩。乖乖孩是盆景，撑不破天花板，野孩子可能参破天。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解密》作者麦家

《引体向上》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它热闹，芜杂，嚣张，滔滔不绝，狂放的想象在创造一个心灵的异邦之时，也同时创造了自由和虚无。黄惊涛无中生有，强力冒犯生活与叙事的逻辑，假借科幻的形式把自己放逐于孤绝之境，甚至把时间、空间、永恒、灵魂等事物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奇观。它批判尘世，审问自我，寻找救赎，最终为一个新的精神荒原写下了悲伤的证词。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