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国。
西海岸，华盛顿州。
北纬47°38’，西经122°2’。
西雅图，风光旖旎，傍海依山，宛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太平洋东岸。
一定有些时候，有个人会在“翡翠之城”的某个窗口西望，遥想彼岸的父母之邦。1958年12月，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张仲礼，决定放弃待遇优渥的终身教职，作别“第二故乡”——寄居十二年之久的——西雅图，返回祖国。
彼岸，中国。
北纬31°13’，东经121°28’。
起源于莽莽青藏高原的长江，万里竞流，到此放缓了脚步，大江人海口是一座叫作上海的城市。一百五十余年间，这座元代才建县的边鄙小邑迅速跃为庞大体量的大都会，风头直追帝都北尿。
张仲礼回国的1958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九年，这一年，举国上下正陷人“大跃进”的狂躁之中。
上海市有条万航渡路，原名梵皇渡路，这条马路西段的1575号，就是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学院。1958年9月，随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在此成立，华东政法学院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合并，组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不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却是在市中心陕西北路186号，北行几十米就是南京西路，1958年的夏天，经济研究所由徐家汇漕溪北路6号搬迁到此。这座占地4 000多平方米的院落，建有一座三层的花园洋房，始建于1918年。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房子的德国主人将之出售给上海滩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的兄长)，这里就成了无锡荣家的上海大宅子。
1959年2月8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一。
上海。
春节假期一过，各单位开始上班。
38岁的归国留学生张仲礼走下公交车，转过一个路口，走进了陕西北路186号，他是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报到的。数月前，他从美国回国，先是到首都北京的国家专家局，表达了回到上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愿望，遂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也是第一任所长的大学者沈志远已经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1958年3月去职，仅保留研究员职务。此时，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一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姚耐兼任，两位副所长是庞季云(1958年1月由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调至上海工作)、黄逸峰。面对这位留美博士，黄逸峰介绍了经济研究所的创办经过，并安排其加入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荣家企业史料”。工作在荣家故居，来研究荣家企业；而且，和荣宗敬、荣德生昆仲一样，张仲礼也是江苏省无锡人(张仲礼祖籍无锡，其祖父早年来沪经商，其父毕业于工部局华童公学，为上海邮政局高级职员)，也算得上巧合。
打那时起，张仲礼的一切荣辱都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纽系在了一起。多年以后，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回忆起自己在经济研究所的几十载岁月，称之为“不解之缘”。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为中国科学院在沪的下属单位，自1956年8月卉始筹备。1956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沈志远为筹备处主任，吴承禧、黄逸峰为副主任。195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并人上海社会科学院，改属地方建制的研究机构，受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双重领导，一直到1959年始完全从中国科学院划出。
2016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迎来建所60周年。“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让我们漫步于历史长河的两岸，追忆似水华年，捡拾起那未被记忆的河水所冲刷、卷挟走的一颗颗石子：沈志远、姚耐、黄逸峰、孙怀仁、张仲礼……P5-8
巧合，真是巧合，更是缘分。
2013年12月6日，我接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正式任命，从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任上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我一直向往和崇敬的科研机构，这里出了许多大学者，也出了许多大作品。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很早就与经济研究所有了接触。20世纪80年代我还在上海市统计局工作的时候，就与经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有了不少科研上的合作。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是孙怀仁先生，是我十分仰慕的一位经济学家。由于当时我还年轻，尽管已是副处长了，但与孙怀仁先生的距离相差实在太远，所以只有仰慕的份而无缘相识。90年代初我从上海市统计局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任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就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了更多的接触。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是袁恩桢先生，在与袁恩桢先生的接触中，深受他的教诲和提携。1998年，受袁恩桢先生的邀请，我被聘为经济研究所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开始在经济研究所招收博士研究生。从那时到现在，我已在经济研究所担任了近20年的博导，可谓有缘。
我调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经济研究所的历史。让我惊喜的是，当年我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统计系学习时的校长姚耐先生曾是经济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在我一直珍藏着的大学毕业文凭上，就显赫地盖着校长姚耐先生的大印。今天，我居然能接我的老校长的班，担当经济研究所的第六任所长，真是巧合，更是幸运，感觉冥冥之中我就是与经济研究所有缘。
经济研究所筹备于1956年8月，正式成立于1957年4月，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1958年9月并入新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一起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建院基础。1966年6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上海社会科学院停止了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有的下放，有的遣散，有的批斗，有的外调。一个“高大上”的科研机构被迫停止了运转，直到1978年10月恢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建制。恢复后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把经济研究所一拆为三，分别组建了经济研究所、部门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至于为什么要在一个社科院内把经济研究所一拆为三，而其他学科的研究所并没有被分拆，我至今没有找到当时的论证材料。分拆后的经济研究所，似乎有点割裂了部分历史传承，但好在当时经济研究所最强的两个学科“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还保留在经济研究所，使得经济研究所能够踵事增华。
把我调到经济研究所任所长，我自然十分关注在我之前所有所长的经历和他们对经济研究所的贡献。让我吃惊的是，建所已经60年了，我居然是第六任所长，历任所长人数大大少于我的想像。由于年龄的原因，本来以为我一定是经济研究所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所长，想不到一看所史，居然还有比我更短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蜚声学界的大学者、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一任所长沈志远先生。如果从1956年8月任筹备处主任算起，他在任只有一年零八个月。如果从正式任命所长算起，他在任只有11个月。在1958年的反右斗争中，沈志远先生成为经济研究所的七名右派分子之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与思想压迫，后来英年早逝，令人唏嘘不已。第二任所长姚耐先生一生也极富传奇经历。对于这位曾是我的老校长的经济学家，我早有耳闻他围棋下得好，他早年在新四军时期就与陈毅同志对弈，两人的棋缘长达二十多年。他还曾任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围棋月刊》的主编。但翻阅所史后我才知道，新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出自姚耐先生之手。他领衔与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于1961年出版，改变了当时高校学生只能用苏联教材的窘境，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从此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最风靡的经济学教材就是蒋学模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蒋先生的那本书，其源头正是姚耐先生主持撰写的这本书！
当然，让我十分关注和崇敬的还有两位曾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又直接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前辈，一位是黄逸峰先生，一位是张仲礼先生。黄逸峰先生可谓是一位真正的传奇式人物，这位曾于1939年任国民政府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的中共党员，后来回到新四军任“联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辽沈战役前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为我军建立了第一支铁道兵部队。1949年黄逸峰奉命接管上海铁路局，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进入上海后，黄逸峰先生的人生开始了跌宕起伏，先是被开除出党，后因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了“黄逸峰事件”而再次入党。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如此经历的前辈，后来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重要筹备骨干，一直努力而敬业地做着第一任所长沈志远先生和第二任所长姚耐先生的得力助手，彰显出一位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对于张仲礼先生，大家可能更为熟悉。他以在美国出版的专著《中国绅士》而闻名，1958年回国后进人了刚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配在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任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再任社科院副院长、院长。他在中国经济史，尤其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所有这些我所崇敬的前辈中，我与晚年的张仲礼先生有过密切接触。那是因为我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张老还健在，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交谈，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教诲。2014年4月，经济研究所为张老筹办了他95岁(虚岁)的生日宴会，我和我的同事以及他的家人共同为他祝寿。95岁的张老一时兴起，在他的《张仲礼文集》上，用颤抖的手签上了他的大名。
翻阅经济研究所所史后，经济研究所60年走过的历程，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连续剧。经济研究所6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是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历程，更是新中国学术研究跌宕起伏的历程。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所，她所折射出来的却是伟大的探索精神、神圣的学术氛围和真正的人性光辉。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历史，这样一种经历，我们却没有用文字把她系统而完整地记录下来。60年来，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们写过无数篇回忆文章和点滴感受，但都显得支支节节、零零碎碎。因此，作为建所60周年正在任上的第六任所长，我的心中一直有一种呼唤，我有义务和责任把这段历史再现出来，保存下来，继承下去。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启发，把经济研究所的历史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进行描述，会使这段历史更加生动，更有可读性。为此，我邀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张海新先生来完成夙愿。张海新先生接受了任务后，历经千辛，走访了60年来与经济研究所有关联的所有单位，访问了近百位与经济研究所相关的人，查找了所能查到的与经济研究所相关的海量文献，历时近两年，完成了这部《似水华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六十年》。这部报告文学，我反反复复读了四、五遍，感受至深，无以言表，只能把阅读后的感受归纳为一句话：“我以曾是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而倍感骄傲”！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而就经济研究所而言，60年的岁月，既长也短：为学术大厦的建成正是有赖于一代代学人甘为人梯、薪火相传，始能有所成就、铸成格局。
因此，这本书献给曾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出贡献的著名学者、学术前辈和全体科研人员，献给曾经帮助过经济研究所不断成长壮大的学术同仁和兄弟单位，也献给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全体同事。但愿这本书能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60周年时，也能为她的60大寿添光增彩。
是为序。
它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众多研究机构中的第一块牌子，人称“上海社科院第一所”；它比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时间还早，人才辈出，佳作迭现，为国献芹，沾溉学林。沈志远、姚耐、黄逸峰、孙怀仁、张仲礼……这些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名家巨擘都曾经在这里工作。2016年8月，恰逢它60岁。
它，就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人生就像一条长河，起先是淙淙的小溪，继而是宽阔的江流，最后融入蔚蓝的大海。经济研究所的60载光阴，也像人生四季，起伏变幻，风雨阴晴，跌宕多姿。张海新著的《似水华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六十年)》撷取了60年间经济研究所这个“小舞台”上的几出“折子戏”，展示栖居都市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謦欬、命运，一弦一柱，似水华年，记载岁月印痕，讲述尘封故事，不求完备，但取剖面，或许您在这里能够听到穿越历史的绕梁之声……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为中国科学院在沪的下属单位，自1956年8月开始筹备。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至2016年，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在一个甲子的岁月中，经济研究所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推出了一大批有学术价值、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成果，并发展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单位之一。张海新著的《似水华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六十年)》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回顾了经济研究所从创立到至今的历史往事，尤其对于推动经济研究所走向成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进行了介绍和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