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生活糜烂、嗜赌好色、和无赖流氓群聚为伍的岁月；那个时候，在他的日记中充满着“真想死”或是“真讨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内容。
尔后，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渐上升，他眼中所见的世界为之一变，同时也逐渐开始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日记中自省的记述也随之增加。蒋介石把坐禅审视内心当成每天必做的日课，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一窥他在“修身”这方面的体验。尽管蒋介石一定意识到自己的日记会暴露在秘书或家族等亲近之人的眼中，但对于后半生都处于绝对权力掌控者地位的他而言，为此虚饰自己的行为，其必要性可以说相当低。
再者，蒋介石身为国家的指导者，其日记内容自然充斥着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等重要事务的记述；在这方面，蒋介石似乎也有为了避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忆模糊而特地将它记录下来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很有必要保持自己日记的真实度。当然，随着这样的发展，他年轻时那种个人书写式的日记也逐渐减少，转而以国家大事的记述为中心。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经常包含了像是“今后几日的预定事项”“应当注意的事情”“本日发生的事件…‘前周的反省”“本周的工作预定表”“本月的反省录”“本月的重要事项”之类的分类。从蒋介石身为领导者的角度来看，日记在这里扮演的是协助他将所思考的事项网罗其中，一种类似于随身笔记本的角色。当然，在蒋介石日记中也会有未曾记录的事项，如对政敌的放逐与监视、军队或警察的残酷行动等，在日记中从未被提及。尽管如此，蒋介石日记所具备的真实性，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围绕日记的骨肉之争
这部日记在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是由他本人保管；而在他死后，则是由长子蒋经国以“总统”身份，承继了它的保管任务。当蒋经国在1988年亡故之后，这部日记被托付到他的三子蒋孝勇手中；而当蒋孝勇在1996年病故之后，日记便由其遗孀蒋方智怡来保管。蒋介石的日记乃是蒋家秘中之秘，基本上一次也不曾暴露在外界面前。
然而，台湾政局的变化，改变了这部日记的命运。
2000年，击败国民党上台的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开始推动“去蒋介石”、“去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原本设置在机关学校里的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撤去，并且其中许多遭到了销毁。
面对这种情况，日记的保管者蒋方智怡女士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由于担心日记落入民进党之手，蒋方智怡以50年为期，将蒋介石日记交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管。当时，原本保管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日记，被统一移交给了胡佛研究所负责该日记保管暨公开的郭岱君研究员手中。P25-26
作者关怀层面既深且广，不仅重建了二战之后跨越中国台湾和日本两地的秘密军事援助体系，也注意到旧帝国军人缺乏战争反省的那一面。
——《朝日新闻》
瑕不掩瑜，作者发掘了密藏数十年无人知晓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战之后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必读本书。
——日本经济新闻
虽然在本书中，我试着对“蒋介石与日本”这一主题提出挑战，但在战后的日本，蒋介石这个人，其实是处于一种三言两语难以轻易道尽的复杂状况之中。
那些高声歌颂蒋介石的宽大政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的“以德报怨”演说)、构成保守派核心的人，他们只是一味强调蒋介石的伟大，对于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乃是日本的主要敌人这一事实，以及战后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当局对于台湾当地居民所实行的严酷镇压手段等，却几乎不曾着墨。因此，他们普遍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1945年的蒋介石”这一狭隘的形象，当成对蒋介石的一切认知基准。
另外，战后日本的自由派势力倾向于蒋介石否定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抱持着“谈论蒋介石的人都是右翼”这样的偏见，从而陷入了将蒋介石从自身视野中排除的偏狭状态之中。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政界、学界与言论界在讨论“蒋介石”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卷进了对冷战结构，以及国共两党隔海对峙形势的思辨当中。确实，我们无法否认，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神化”，两种极端相异的蒋介石形象对日本都产生了影响。在此前提下，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对蒋介石的论述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缺失，那就是掺入了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判断，以至于无法充分贴近“蒋介石真正的形象”。也正因如此，当战后日本在对蒋介石这位对于日本乃至亚洲近代史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进行知识性的探索时，他们对蒋介石的关注，始终无法和蒋介石真正的重要性相称。 ’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随着冷战终结，两岸关系改善，乃至于蒋介石日记公开发表等众多要素的相互融合，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在过去的10年间，有大量关于蒋介石的书籍与研究资料出版上市。事实上，本书也是踏在这些前辈的浪潮上，方得以不断前进，至于因此而对前辈们多有僭越之处，这点我自己也心知肚明。
如上所述，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将过往倾向于“妖魔化”或“神化”的蒋介石论述搁在一旁，重新致力于打造不同的蒋介石观点。关于此一尝试是否成功，我想只能交由各位读者来判断了；不过，若是我透过白团这一特殊素材所描绘出的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能够为各位读者多少带来某些新的视野或是提供一些崭新资料，那就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了。
关于白团的真实面貌，由于能力毕竟有限，我也不敢夸下海口说，这本书就已经涵盖了全部的面相。在有关台湾的“国防部”资料，以及对于接受白团教育的台湾军人访谈方面，我认为今后还有相当多的议题，需要更进一步进行取材与研究。另外，在台湾战后的军事作战计划中，白团的建言与规划究竟被采用到何种程度，又是否有被转为实际行动，这一点也是必须再加以检验的。除此之外，有关白团对战后日本和台湾的政治及“外交”产生的影响，我在这方面的调查，也还不能说是相当充分。总之，这个题材仍有很多值得深入发掘的空间，我也希望自己今后能够继续关注这个议题。
2007年9月，我的日程表上写着“与家近亮子老师在六福客栈聚餐”这样一行字。正如字面所述，这场聚餐的场所是朝日新闻台北支局附近的旅馆“六福客栈”中一家专卖粤菜的餐厅。
任职于敬爱大学的家近教授，是一位在蒋介石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相当权威的研究者。这时她正好受邀前来台湾访问，于是便联系我，希望我能够让她“听听台湾最新的情况”。
正当我以为餐宴要告一段落的时候，家近老师忽然若无其事地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蒋介石的日记，明年又要继续公开发表了呢！”尽管当时我对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日记的认知，也只不过限于一般人的粗浅常识罢了，但我却本能地感觉到，“这会成为一个值得一做的题材！”
于是我当场便向家近老师发动了一波波的提问攻势，而家近老师也把蒋家因为害怕民进党当局所以把日记托付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保管，以及日记虽然是分阶段公开，但在2008年公开的部分，亦即1940—1950年代部分，乃是攸关重要历史转折期的宝贵资料等事情，全都大略地告诉了我。
从这天开始，我便开始钻研关于蒋介石以及蒋介石日记的种种。随后，在2008年7月胡佛研究所决定公开这一阶段日记的同时，我为了阅读蒋介石日记，从台北动身飞往美国。在日记里，我发现了蒋介石反复提及白团的事情，于是便将相关的内容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之后经过不断延伸发展，最后的成果便是本书。
从和家近老师聚餐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7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一边从事新闻工作，一边利用假日搜寻资料、与相关人士会面，以及现场访问等，时间就在这样的不断奔波中渐渐流逝。到了2011～2012年，我将这些取材的成果汇整成一篇篇幅较长的报道文学作品，在讲谈社的《G2》杂志上分成两次发表出来。本书正是以当时发表的内容为基础，大幅增添而成的一册单行本。
本书的标题“最后的大队”，是我在杂志上刊载第一回时所使用的标题。看见这个标题，搞不好会有人联想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影射意味。正如字面所示，随着日本战败而解体的日军残存者，以最后的部队(Last Battlion)之姿，重新在台湾结合起来。为了呈现这一点，我才选了这样一个听起来很响亮的标题，不过如此而已。
本书在《G2》连载之际，承蒙冈本京子小姐、藤田康雄先生、井上威朗先生等诸位编辑的关照；感谢负责本书编辑的讲谈社学艺图书出版部横山建城先生，因为他的努力，本书才终于得以付梓。在此，我谨向各位再次致上深深的感谢之意。
本书的刊行比起原计划延迟了两年，其间担当的责任编辑也历经数次异动，横山先生也于今年2月调任到了其他单位。至于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也从朝日新闻台北支局回到东京本社国际编辑部，并从今年4月开始，在周刊志《AERA》任职。
本书的刊行，承蒙各位协助取材人士的大力相助之处甚多，尽管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姓名，但请容我借用这一点点的篇幅，向各位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曾经接受我采访的白团相关人士，时至今日也有数人已然作古。尽管不时感到时光流逝的残酷，但我转念一想，将这段不论是新闻报道或是学术研究都隐而不显的历史重现于今日，并且一直流传下去，这不正是抵抗时光流逝，并且充分展现人类意志的举动吗？
我本身虽然任职于传媒业，但每天做新闻报道时总会有个坏习惯，那就是觉得光是报道表面的新闻信息，好像就缺少了点什么。于是，对于曾经发表过的新闻报道，我无法就这样将它当成废纸扔在一边，而是会对它背后的事实做更深一步的探讨。在和知晓内情的人不断会面的过程中，我会一边累积资料，一边将这些资料汇集整理，最后形成一部完整的书籍。和过去的著作一样，本书也是我这项工作的产物；事实上，这段研究和我这种极端糟糕的性格，可以说是极其相投，因此只要体力和精神允许的话，今后我仍然会尽可能就本书的相关议题继续进行探讨吧1
2014年3月24日于上海
野岛刚
日本人与蒋介石。
自从在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中寻找相关材料以来，我就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的大队》这一纪实文学作品就是这一思考的成果。
主人公是被称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共有83人。1949年之后，他们穿过驻日盟军总司令(GHQ)的封锁，从日本潜赴中国台湾。在台湾“国防部”下设的日本教官学校中，他们培养了众多军官，还为蒋介石的台湾防卫与“反攻大陆”计划出谋划策。
这是在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存在了20多年的秘史。
本书于2014年在日本问世，之后繁体字版在中国台湾出版，能够在中国大陆上市令我十分欣喜，毕竟蒋介石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政治领导人。当然，作为作者，我也一直十分期望有一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此书的中文译本。
本书的有趣之处还是交由各位读者自行判断。在这里，我冒昧地透露一下我最想强调的要点，那就是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之间的联系。
在国民党即将失去大陆时，蒋介石为何要借日本军人的力量尝试扭转战局？这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他们。对蒋介石来说，日本军人曾是交战过的敌人，他憎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日记中频频使用了“倭寇”“日寇”等蔑称。但另一方面，留学日本并在军校接受训练是蒋介石军旅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像当时的很多中国年轻军人一样，蒋介石很早就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并进入陆军，接触了走在亚洲最前端的日本。面临失去大陆，在人生中最大的危急时刻，他还是选择了依靠日本人。蒋介石曾试图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我认为，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
然而，学习日本绝不等于崇拜日本。蒋介石的想法并不是把日本军人放在军队中当干部，而是把日本军事的精髓传授给腐败不堪并输掉战争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每一位军人。这也是一次“学习日本、超越日本”的尝试。通过白团重建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可以说是他试图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近代化的人生理念的一种再现。
因此，我在本书中把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行为命名为“学习与克服”。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吸收外部的技术与智慧，并实现超越——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西方国家一百年来都是中国人的学习对象。直至今日，中国人的努力仍在持续。
若读者能从这本《最后的大队》中感受到这个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课题，我将深感荣幸。本书是我的第七部作品，也是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第三部作品。最后，真诚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先生在本书完稿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增进中国读者对于蒋介石与日本这一问题的理解勉尽微薄之力。
2016年7月25日 野岛刚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精）》作者野岛刚以近些年公开发表的庞大档案资料为基础，利用作者本人身为日本媒体记者、熟悉中华文化圈这样的独特优势，对与“白团”有关的人士进行了大量访谈，还原了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所雇佣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的实际活动情况，以及蒋介石是因何、如何利用“白团”反攻大陆并终至失败的。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精)》是对二战结束后蒋介石秘密在台湾组织的由旧日本军官组成的“白团”的介绍。作者野岛刚访谈了当事人，调研了台北中研院档案和“国防大学”档案，并查阅蒋介石和户梶金次郎等人的日记，为我们展现了“白团”的建立背景、组织结构、日常运作和相关人物等。由于“白团”的隐秘性导致国内的相关专著并不多，虽然《台湾周刊》2002年以“台湾与白团的勾结”为题、《世纪》2009年以“《蒋介石日记》与‘神秘白团’”为题做过专题介绍。但本书的出版仍然具有极强的史料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