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二十年代的作家中，《柔石选集》的作者柔石独具风采，其作品中对社会大动荡、大变迁时代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追求、迷惘、挣扎和痛苦的剖析，以及忧国忧民家国情怀的表现，都具有沉郁的风格和强烈的悲剧意蕴。透过重重的文字，仿佛还能望见一个深怀家国的彷徨的身影在黑暗中苦苦地探索。

柔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革命作家，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左翼文艺运动奋斗伊始就不幸遭害，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死时年仅二十九岁。《柔石选集》以鲁迅为其所作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为序，挑选了他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小说《为奴隶底母亲》通过对农村劳动妇女春宝娘悲惨经历的描写，诅咒了罪恶的“典妻”陋习，曾被译成多国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

出版说明

编辑凡例

柔石小传 鲁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

“二月”小引 鲁迅

我的父亲 赵帝江

柔石小传补遗 魏金枝

为奴隶的母亲

二月

为奴隶的母亲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丘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竞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

在穷底结果的病以后，全身便变成枯黄色，脸孔黄的和小铜鼓一样，连眼白也黄了。别人说他是黄胆病，孩子们也就叫他“黄胖”了。有一天，他向他底妻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子也要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有什么办法呢？”

“我底身上？……”

他底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底刚满五周的男小孩——孩子还在啜着奶，她讷讷地低声地问。

“你，是呀，”她底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我已经将你出典了……”

“什么呀！”他底妻几乎昏去似的。

屋内是稍稍静寂了一息。他气喘着说：

“三天前，王狼来坐讨了半天的债回去以后，我也跟着他去，走到了九亩潭边，我很不想要做人了。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底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猫头鹰耳朵边不住地啭，我底心被它叫寒起来，我只得回转身，但在路上遇见了沈家婆，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边做什么。我就告诉她，请她代我借一笔款，或向什么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饰去暂时当一当，免得王狼底狼一般的绿眼睛天天在家里闪烁。可是沈家婆向我笑道：

‘你还将妻养在家里做什么呢，你自己黄也黄到这个地步了？’

我低头站在她面前没有答，她又说：

‘儿子呢，你只有一个，舍不得。但妻——’

我当时想，‘莫非叫我卖去妻么？’而她继续道：

‘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

这样，她就直说出：‘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又因他底大妻不允许，只准他典一个，典三年或五年，叫我物色相当的女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稳重老诚，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说的，假如条件合，肯出八十元或一百元的身价。我代她寻了好几天，总没有相当的女人。她说：现在碰到我，想起了你来，样样都对的。当时问我底意见怎样，我一边掉了几滴泪，一边却被她说的答应她了。’

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声音很低弱，停止了。他底妻简直痴似的。话一句没有。又静寂了一息，他继续说：

“昨天，沈家婆到过秀才底家里，她说秀才很高兴，秀才娘子也喜欢，钱是一百元，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沈家婆并将日子也拣定了……本月十八，五天后。今天，她写典契去了。”

这时，他底妻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吞吐着问：“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

“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决定了么？”妇人战着牙齿问。

“只待典契写好。”

“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底爸呀！”春宝是她怀里的孩子底名字。

“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你也想到过春宝么？春宝还只有五岁，没有娘，他怎么好呢？”

“我领他便了。本来是已经断了奶的孩子。，，

他似乎渐渐发怒了。也就走出门外去了。她，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这时，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那时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底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底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底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飞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馀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了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溅声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声以外，女孩一声也不喊——她疑问地想，为什么也不重重地哭一声呢？竞这样不响地愿意的冤枉的死去么？啊！——她转念，那是因为她自己当时昏过去的缘故，她当时似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

想到这里，似乎泪竟干涸了。“唉！苦命呀！”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这时春宝拔去了奶头，向他底母亲的脸上看，一边叫“妈妈！妈妈！”P1-4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其出了11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11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馀20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