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分为“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和“健在作家的作品”两辑,丛书意义在于给“新文学”定位,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殷夫编著的《殷夫选集》为丛书其中一本,殷夫(1909-1931),原名徐白,浙江象山人。读书时先后用过徐白、徐文雄(字之白)等学名,笔名有徐殷夫、白莽、文雄白、任夫、殷孚、沙菲、沙洛、洛夫等,及Lven等,殷夫则是他较为常用的笔名。共产党员。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诗人。遗著有《殷夫诗文集》。
殷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著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殷夫选集》是由雪峰、丁玲、阿英为其作序,选辑诗歌和散文两部分。第一辑选录了诗歌十五首,第二辑选录散文四篇。
监房的一夜
我被带进这地上的地狱以来,第八个晚上又忽然降临了。一点灰白色的天光,一些一些的减薄下去,和摆在热气中的一块冰,和没有油的一盏灯一般地慢慢地消灭了。于是灰色的栅木的前面,本来是紧紧地站着一堵高墙,使人连呼吸都不得不短促的,现在也渐渐(自然是似乎的)地扩大开来,苍霭的暮色,把那惨青着脸的,满着瘢痕的高墙也变成了一面无边的海洋,使人冥想出神起来了……
不过这舒服是很短的,不久一盏十六支光的电灯亮了起来,狭小的存在又突然的露出脸来。
我们这一间,一共住了十二个人,五个是工人,据说是因为参加过以前的工会的缘故,被工统会捉来送到这儿来的,他们都和我同睡在一个炕上。对面一个是工会运动的青年,三个是乡绅,一个报馆访员,一个是孩子……人真没有办法,就在牢监里还是讲阶级,那三位乡绅先生,据说是为了争办鸦片公贩事业而被人诬告为共产党捉进来的,但他们始终不曾同任何人合得来,他们俨然是“乡绅”,保持着不可侵犯的威严。那工会运动者是一个很好深思而静默的人,常常把眼睛钉看天花板像考虑什么问题似的。孩子呢,不很懂事,但这样重大的打击,似乎在他脑中起了教育的作用(我不知他是为什么捉进来的),虽有时会说说笑笑,但常常也会很成人的静思起来。那访员也不大多讲话,只时时自己对自己说些极轻的话。
所以我最觉得合得来的是我同炕的几个工人了。他们也是很不相同的,譬如说:姓王的两兄弟,是完全的忠厚人,性情虽然不十分孤癖,但是我从来就没听见他们发表意见过。所差的只有那弟弟是特别会笑一些吧了!至于那最年长的一个姓华的,他是不然了,他那双活泼的眼睛就足表明他的性格,他是有机谋,有思想的。那个姓吴的,则是一位乐观的人物,他很能随遇而安,没有像姓华的那么有血性,有反抗。其他一位姓李的,则又是一个很会怀疑的人。
我们的晚饭是早在三点钟就吃过了,这时本来是可以睡的时候了,不过牢内的生活实在太缺乏运动,睡眠常是不长的。电灯一亮了,房里是很寂寞,只有外面守兵的京戏的破腔不断地传来。我仰面躺着,没有响也没有想什么。华坐着。
“老华,”吴忽然叫起来:“快把刚才讲的接下去!”
“唉,”小王说:“老和尚后来那能了呢?”说着笑了。
“唉,不要讲了,这种东西还有什么好听的呢?明天不晓得审不审,这样闷住真比死还难过!”
“管他妈的!”吴说:“做人还不是有一日活一日,在工厂里也是一日,在监牢里也是一日,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想判死刑总不会的吧?”李小声的说。
“判死刑也只好让他判死刑,还有什么办法呢?”吴说。
“判死刑?”我抬起身来问。“你们究竟是怎样才捉来的呢?为什么总不肯对我讲?”
“咦,我不是对你讲过了吗?”华睁着眼看我说。
“喏,许先生,”吴说:“你听我讲吗,我们五个人,赛过是很好的朋友;从前呢,是在一道做工的。刚刚国民军没有到的前半年,我们工人是有工会的,当然,这时还有什么工厂没有工会呢?我们自然也加入的哕!华他是会写字的,就做个工会书记,其实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一些也不晓得什么的,后来国民军,碰,打落上海了,又是碰的一声响,杀共产党了!那末……我们的工会改组,是以前重要些的人捉去杀的杀,关的关了。……我们是糊里糊涂的,依旧还是做工,不晓得在一个月之前工统会护工部派来一个人叫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他们却把我们禁起来,又送到此地,一直到现在还没审过。”
“还没审过?”我说。
“审一审就好出去了,我们是冤枉的——”华说。
“这样方便?”李反问。
“那末你呢?许先生,”吴问:“我们也没问你过咧。”
“我,”我回答:“我不要紧,我阿哥会来保我出去,而且我也是冤枉的。”
“是的,现在的人是太不好了,动不动就拿共产党来冤枉人,”他说。
“你哥哥是做什么的?”华这样问我。
“他是在总司令部做事的,”我说。
“唔,总司令部,总司令部……”吴喃喃的说。
谈话到了一个停滞的所在了,静默又认真起来。
到次日醒来的时候,他们自然早醒了,但似乎有什么事发生过似的,大家都面看着面,不做声响,而我呢,素来是康健而又活动的,再加了一个礼拜的静养之后,精神更加充足起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兴奋着,都想说笑。我看看他们这副样子,我想他们一定是刚醒过来,带着一种惺忪怅惘的情绪,所以不说话,再不然,他们是想着家,想着过去和未来而在悲哀着吧!我这样想着,不时用询问的眼光,看看他们……
肚子饿了起来,我又想起前几天的故事了,所以我不好意思的踏着被头走过他们那边去说:
“吴,我去买些烧饼来,你肚饿吗?”
“不,不,不!”吴和华同声的回答。
我不管,我还是走到栅边去招呼了我用四元大洋贿买的那个兵,叫他设法给我买四毛小洋烧饼。
烧饼买来了,我们实行起“共餐”来了,我分成十二份,每人各得一份。这已是我们第三回的排演了。
然而别人都用感激的眼光吃了,独独只有华一个人不要,他说: “我肚子饱,你吃吧!”
“不要客气哕!”
“不,我不客气。”很冷漠的口气。P63-66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其出了11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11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1950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22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馀20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