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伟先生曾是一位出版人，他在出版界从业近三十年，留下了《文化苦旅》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书刊。《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是他的出版生涯回忆录，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许多出版事件。《文化苦旅》等著名畅销书的“制造”过程，一个编辑如何与各种各样的作者打交道，一段段故事令人读来津津有味。这是一本出版回忆录，也是一本对青年编辑颇有启发的、生动的教科书。

王国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任职于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等，策划编辑出版了《文化苦旅》《郎平自传》《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荒芜英雄路》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书籍。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体产业管理研究、媒体与视觉传播、城市与艺术互动关系等。

《我经历的22个出版事件》是他的出版生涯回忆录，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许多出版事件。

让历史告诉未来（自序）

《沉浮》后的沉浮

《文化苦旅》出版前后的风风雨雨

众说纷纭的《郎平自传》

困境读“红楼”

《荒芜英雄路》：张承志的精神样本

学者散文的文学高度

《周涛散文》和西部缘分

柯灵出山帮我编书

偶遇张炜

偏见的张耀和放肆的书

向青春告别的历史想象

低调的温迪雅和高调的《东方之子》

零年代，上海女人最红

科学与文学嫁接的出版新视野

抢占时代前沿：文学大师传记丛书出版野心

特殊年代的哲学故事

刘小枫《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出版始末

石人山的秋天：学界往事

故事没落地的《黑白世纪》

一个哲学家的背影

缘分的天空：《上海世博申办期刊》

银联6年：身份裂变与职业转型

附记：我的出版职业生涯

后记

客观看待文本价值

《文化苦旅》能畅销并成就影响力，首先在于其特殊的文本价值。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面对《文化苦旅》做文本分析，我们就能清楚它的独特性和特殊价值。

首先，它摆脱了传统散文过于琐碎的写作视角，而以宏大的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为创作背景，在历史中寻找到人类穿越时空的情感结合点，选取的内容题材又紧扣现代人极其关注并能建立感情联系的事件和人物，并赋予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大事件、大命运、大感受为基本写作趋向。

其次，作为散文，《文化苦旅》每篇篇目都比较长，照理更容易产生阅读障碍和心理疲劳。但是，作者长期从事戏剧文学教学和研究，不但具备很强的说故事能力，而且对读者和观众的阅读心理有深度了解，知道该怎么吸引读者和抓住读者。在《文化苦旅》中，再长的篇章，我们读起来都很轻松，从没有读不下去的感觉，关键在每一篇散文里都隐含着一个简单的故事结构，人物事件简单，脉络清晰，有的人物事件本就是读者都熟悉的，不过是作者以他的方式重新解读和演绎，让阅读者顺着故事脉络进入，循着故事情节展开，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像我们在看电影和戏剧一样，关注事件和情节的转承启合，关注人物的结局和命运。但散文的故事是松散并隐约的，不同于小说。《文化苦旅》就像一部散文体小说。

第三，讲究细节描述，追求细节表现的真实和美感，是《文化苦旅》获得文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许多篇幅里，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经历和故事，也许其他人遭遇的经历比这精彩得多，但作者善于描写和夸张细节，并赋予艺术表现力，一个原本简单的故事就上升到了艺术审美的层次。

第四，作者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情感基座上，有的事件基础是他本人亲身经历，有的历史故事中，他会虚拟一个大“我”，从一个简单的人生经历到一个民族的大事件，都离不开写作者自己的情感对位。有的是亲身直接体验，有的是历史间接体验。紧紧把握住自己的感受，写来就得心应手，笔随心到。

第五，所有的思想和内容，都必须通过语言载体来表现，没有合适的语言，任何的思想都无法展现价值。语言是思想和生命节奏的直接体现。心理活动和生理节奏一定影响语言的表述，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语言节奏。余秋雨拥有独特的语言表现力和节奏感，他的文字非常感性，很适合他想表达的内容和想说的故事。而语言本身就充满美感。恰恰这种语言节奏和说故事的能力，最容易打动广大的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

《文化苦旅》能有如上所述的效果，也同余秋雨当年的创作状态有关，以多年的生活体验和文化积累为基础，放松的心境，非功利性写作等，都是成就他的创作心态。《文化苦旅》这样的散文样式及其表达，也与当时国民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方式相呼应，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当然，《文化苦旅》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少人批评的过于煽情，语言太甜等。但瑕不掩瑜，《文化苦旅》的文本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台湾尔雅出版公司出版的台湾版《文化苦旅》也十分畅销，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基本判断。其后，我曾约过几位当今一流的学者，试着写写文化大散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都一致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在《文化苦旅》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正式提出“文化大散文”概念，推出“文化大散文”丛书。在《文化苦旅》的领衔下，我们先后出版了《湮没的辉煌》、《神圣回忆》、《精神守望》、《叩访感觉》等重要图书，也都获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和影响力。

P29-32

让历史告诉未来

走过昨天激情年代，来到今天理想与消费交织的当下，亦文亦官亦商的三位纠葛，依然是中国出版界的终极性悖论的根源之一。这种矛盾和徘徊，直接导致了出版界内在价值观的破碎和分裂。因此，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完全市场化成功转型的样本。虽然，有不少出版企业已经登陆资本市场，单一数据体量已经很大，但在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完全分离、官商完全分离、劳动力价格市场化程度、出版企业市场进出门槛的市场化等诸多方面，都还在一个前进的困局里。再叠加并强化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管理思维，使得中国出版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和企业主导价值观始终不够清晰。作为一个产业，何时能真正走上改革和市场化的快速道，依然没看到清晰的时间表。因此，真正市场化转型和变革，从观念到行为，路程依然漫长。

2012年年初，我辞去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职位时，意识到我在国有体制内的出版职业生涯也终结了。其实，从我的内心感受而言，我终结出版职业生涯的时间应提前到2001年年中，也就是我从东方出版中心出走开始。

如果把我从1984年年底开始，到2012年结束的近28年的出版生涯，以做书和做杂志作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职业阶段。前段约18年时间，主要是做图书出版，也被我看作纯粹的文化出版。这个属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出版大发展时期，借助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活力，开启了出版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出于社会阅读需求的强劲爆发和长期压抑后的产业强势反弹，出版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经过“文革”后的大量学术资源积累，出版与学术界构成了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交集，从原创和译介两个层面，成就了出版界的一派繁荣。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参与这个历史进程，追求理想主义、追求自身的职业使命，修炼自己的职业精神，不但把书做到了极致，而且也实现了一个文化人的自身价值。这个阶段，文化是目的，市场是手段，靠出版人主观意识引领的产业逻辑，足够撑起产业大天地，也成就了我们一代出版人的事业高峰期。

出版的基本责任是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出版面对的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大社会，背后留下的却是深刻的思想反思和历史书写。出版通过图书与读者进行着思想、情感、知识、感知的交流，当然，作为一个出版人，其兴奋、痛苦、快乐、满足，也在于此。因此，当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图书市场从文化阅读让渡于产品消费，市场消费主导力量不断地吞噬着出版人原本的文化理想，让一代出版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无可厚非，图书作为一个文化商品，其市场交易就是消费。但随着出版数量和规模的不断粗放型放大，学术创作资源与出版需求之间严重不平衡，重复出版、低层次竞争，出版已从文化圣坛跌落在市场的怪圈中，出版无法抵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侵入。伴随着互联网的强势崛起和数字出版的广泛性应用，传统出版价值的体现方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在市场和数字技术、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版产业需要变革，我们更需要改变。

1998年我从澳大利亚考察和学习归来，开始了职业转型的思考。2001年年中，应上海世博申办办公室邀请，我参与主编出版上海世博会申办期刊，这看似偶然，其实也蕴含必然的机会，不但直接促成了我的转型，也是我出版生涯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开始。随后的8年时间，我从图书出版行业出走，先后主持运作了多个市场化期刊、数据库媒体等，也策划和尝试了多种市场前沿的新媒体商业模式和运作方式。到2010年我短暂兼任同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一年半时间，恰似我的一个出版职业尾声。

当年，我从图书出版领域离去时，不少学界、新闻出版界朋友感到惋惜，他们的诚意，至今令我感动。自我放逐，在一个边缘化的产业视角，反而补充了我对出版产业规律和产品属性更丰富的认知。其实，在我离开核心出版形态的图书出版之后的多年中，书对我的吸引和诱惑一直没有停止。图书依然在我的生存结构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除了读书写书，真还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吸引我。

在逐渐远去的日子里，经常有人问起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出版事件，《沉浮》、《文化苦旅》、《郎平自传》、《荒芜英雄路》、偏见的张耀和《咖啡地图》等等，这些曾经在文化出版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并构成历史价值的一个个图书出版事件，今天还是许多人反复关注和询问的重要话题。性格决定命运，坦率的性格和拒绝平庸的出版理念，使得我的编辑出版过程总是不平静，出版的图书畅销、争议、禁发后又再版，伴随着一路的风风雨雨和众说纷纭。事实上，我追求不平庸的理念和实践，收获的是图书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付出的代价是有的图书会被莫名冷藏，甚至还影响到个人的职业仕途。直到今天，围绕着我出版的书、事、人，依然是非不断，议论不绝，我却为此感到十足的欣慰。图书作为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其价值就在于永远拒绝平庸和追求创新突破，前沿性、边缘化、批判性，是出版人应该有的思考方位和职业立场。而历史也一再证明，思想的先锋总是一路披荆斩棘。这也让我更加坚信：书比人长寿的真理。

柏拉图言：未经检验的生活毫无价值。经过近30年出版职业的历史淘洗，编辑出版生活已经沉淀，关于这些事件信息的不断聚合构成了一种能量，并不如烟的往事，使我产生了愿意重新回顾与写作的冲动。重构当年“在现场”是令人激动的过程，这些丰富生动、并充满激情的产业实践，看似是我个人的职业经历，又何尝不是属于那个历史时期一代出版人整体性体验的感性文本？当然，在我的回顾和写作中，不但体现着那个年代出版人的文化价值趋向和思想学术的基本选择立场，以及出版人生命曾经有过的职业体验，而且，还有深藏在这些图书中的许多人情世故的信息密码，以及产生这些事件的生态基因和时代背景。以还原历史事实为基本动机的记忆写作，不但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出版人，从理想到现实的心灵震荡和痛苦转型过程，同时也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巨变的步伐。

智者曾感言：人生最本质的幸福，是不知什么时候来，更不知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走。生命的短暂性和一次性，决定了生命过程的不可重复。生命都是偶然的出现和消失，更何况人的职业选择。无论是生命过程还是职业选择，境界的求索，都需要修炼。读书、编书、写书的生存方式，就是属于我的一种生命方式的修行修为。在我有限的生命旅程中，最好的年华能与出版职业重叠。我经历过、体验过、幸福并纠结过的出版人职业，依然是个令我一如既往眷念的神圣的职业，因此，我除了感恩，就是留下了这辈子与书的不了情。

进入和离开，出版构成了我人生职业的主调和复调，许多年过去了，我曾经经历过的出版事件，还经常被人提起，其话题性似乎仍具当代性意义。与其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感性文本，何尝不是一个出版人最真切的生命职业体验和存在方式？因此，拿起笔写下这些事件的点点滴滴，就是我的写作初衷。这不仅是对自我生命过程的思想整理，更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感恩方式。因为，出版人的职业性符号——其潜台词就是精神性气场的显性表现。“为人作嫁衣裳”的职业性描述和前辈出版家罗竹风先生定义“出版人是杂家”的名言，构成了出版人的素质和品格的一体两面。前者强调的是奉献，后者追求的是问学，不约而同彰显的是奉献精神和职业品质。因此，当一个出版人行将完成其职业过程时，最令人安慰的是：书比人长寿。因为，书不但是出版人的纪念物，更是一种物质变精神的时代见证。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先生的推荐，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先生的热情接纳，本书才得以顺利面世。书中有一张上海大场景的图片，是陆杰先生20年前的作品，在此一并感谢。同时，也希望本书出版能够形成抛砖引玉之实效，读到更多属于出版人自己的著作。

2015年2月于上海河畔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