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变色龙，先后效忠于清朝、洪宪王朝、国民党、共产党，在君主与民主、专政与宪政、改革与革命之间辗转反侧，是什么造就了他一生多变，却万变不离医民救国之宗？

他是帝王学的传人，少时从大儒王闿运习帝王学，从此以帝师王佐自命，至死不忘“帝道”，然而究其平生，他与帝王师的梦想其实是渐行渐远，是什么导致了帝王学在近代中国的失败，抑或帝王学本身便潜藏病毒？…——他就是杨度！

《帝王学的述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精)》作者羽戈认为杨度乃是一个书痴，其帝王学，更多表现为一种观念，并无机会去驾驭帝王，更谈不上运用权术。

杨度曾主张君主立宪，与帝王学密不可分，周旋于二者之间，杨度说“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只是当宪政梦与帝王学发生冲突，需要他取舍之时，他往往选择后者。法治败给了人治，对权力的驯化败给了对权力的迷恋，宪政梦的光芒败给了帝王学的欲望。《帝王学的述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精)》作者羽戈还认为杨度乃是一个书痴，其帝王学，更多表现为一种观念，并无机会去驾驭帝王，更谈不上运用权术。

一、更有湘潭王先生

二、少年击剑学纵横

三、群雄此日争追鹿

四、大地何年起卧龙

五、救世谁为华盛翁

六、诸君尽作国民兵

附录

杨度与梁启超：对一副挽联的注解

杨度与蔡锷：“公谊不妨私”

杨度晚年入党考

后记

“湘中称名士无双，海内号胜流第一。”王闽运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地位虽不显赫，影响却极深远。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或日谤满天下，名亦随之，其人毁誉参半，极具争议，哪怕针对同一事由的评论，都可构成相对两极。譬如他的形象，在好之者笔下甚美，在恶之者笔下则奇丑。其弟子陈锐称老师“凤目长髯，仪观甚伟”。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附有曾国藩的外孙女婿大昭纪念王闽运一文，其中云：

先生丰下而丹颜，目如电，声如钟，步履如飞，秉赋之厚，盖无与比，平生早眠早起，无烟酒之嗜，亦摄生之道有异于人，故其精力弥满，造诣独多。

陈衍与钱锺书这两个刻薄人对谈，言及王闽运：

(陈衍道) “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锺书对曰：“想是矮子。”丈笑曰：“何以知之?”日：“忆王死，沪报有滑稽挽诗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揣而得之。”日：“是矣。其人嘻皮笑脸，大类小花面。著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词章，可取者鲜。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锺书对曰：“似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曰：“世兄记性好。”①

再如诗歌。以谭嗣同之狂，论清人诗文，还是有王闯运一席之地：“千年暗室任喧胚，汪魏龚王始是才。”②“王”即王闽运。汪辟疆(国垣)作《光宣诗坛点将录》，列王闾运第一，拟为“托塔天王晁盖”，称其“近代诗坛老宿，举世所推为湖湘派领袖也”，“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赡才高，一时无偶。”③张佩纶承认王闯运“诗笔甚健”，不过转而非议其人品：“其人肮脏不平，非善士也。”④陈衍则说：“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人今语，正苦不纯粹耳。”钱锺书对日：“湘绮晚年作品，纯乎打油体。早年《夜雪集》中七言绝句，已不免英雄欺人矣。即如《圆明园词》此老压卷之作，尚有即令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等语，宁非俳体乎?”①李慈铭曾与王闽运齐名于文坛，他对王诗却不以为然，羞与为伍：“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魂尚未尽得者。”②杨钧道：“湘绮先生五言古诗及歌行，诚有过人之处，七律则未成体，且多毛病。”他是王闯运的学生、杨度的弟弟，如此褒贬，也许是最公正的评语。

次如学问。王闽运专长于经学研究，单是梁启超，便对其褒贬不一。1902年3月，梁启超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王氏遍注群经，不断断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③“不得不”云云，有点皮里阳秋，不过还是誉其为今文经学大师。1920年10月，《清代学术概论》稿成，梁启超在论其师康有为的学术渊源之时，提及王闽运和廖平，称王氏“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④此后梁启超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王闽运著《公羊笺》，“拘拘于例，无甚发明”。①前恭后倨，变脸之速，正符合梁氏“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性情。

王问运最大的争议，在其为人与行事。要给他安一个身份，名士稍嫌狭隘，大师则属过誉(王闯运的学术贡献，大抵还是“但开风气不为师”)，我能认同的说法，乃是奇人、异人或妙人。他的奇异，自然针对世俗而言，梁羽生写张丹枫，有句诗叫“能哭能歌迈俗流”，恰可用在他身上。这一“迈”，为一些人所敬的同时，则为另一些人所讥。

王闽运好作惊人之语，好为惊人之举。恭亲王奕诉曾向他问政，他答：“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乎?”李鸿章字少荃，宝望字佩蘅，这两大朝廷重臣，都难入王闽运法眼，其狂妄可知。奕诉听后，十分生气，认为王闽运“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不再理他。②

这方面的趣事数不胜数，再举二例。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湘绮先生在船山时，湖南巡抚陆春江赴衡拜谒，先生不纳。陆去半日，先生买小舟追百余里回拜。或以问，答曰：“前之不纳，示不敢当，后之远追，又以示敬。”P4-7

叙，讲述，盼侧耳倾听；旧，过去，期一日相逢；叙旧，网罗旧闻，纪言叙之，以温故，以溯往，以述怀，以知新。

搜寻、稽索、钩沉、抉隐，一句话，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在琐细字间，鲜活，绽放。

走进旧时光，来一场返程之旅，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我们相信，叙旧的过程，是唤醒记忆，省思历史，亦是安顿今者，启示未来。

十年之间，三写杨度。

2006年，初写杨度，下笔万言。文中弥漫一股不平之气，却未必出于对杨度曲折命运的感怀，更可能源自我胸中郁积的块垒。2009年，二写杨度，在第一稿的基础之上，增订至六万字。不平之气渐消，然而对于杨度及其生活的时代，依然缺乏同情，常以后见之明，苛求先贤，甚至以大义责人。今年起，三写杨度，本欲修旧起废，终而重起炉灶，因为我发现旧瓶无法盛装新酒，旧日的屋梁无法承载今日的思想，此刻我心中再无不平，只有悲悯。

这十年来，我对杨度的评价，其实大体并无变易。譬如第一稿指出，杨度的个体悲剧在于“书痴自谓不痴”，杨度的时代悲剧在于帝王学与宪政梦的冲突，现在依然如是观。要说转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帝王学的看法。以前我称之为“帝王术”，如今则遵从王闿运和杨度的口径，以“学”相待，这不仅出自对先贤的尊重，更是因为，我对权术，一度无比鄙弃，读史愈多，阅世愈深，渐渐意识到，权术只是工具，端看为谁所用。古时君子小人之争，君子常常败北，原因之一，即在只知守经，不知从权。君子运用权术，但求行之有道，则无损大义。如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等，若不从权，如何能成赫赫事功呢。智者云：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是为腐儒。诚哉斯言。所以我三写杨度，对帝王学的批判有所弱化，它不再是吞噬杨度的致命病毒，而是一种基于人性的权力情结，几乎所有的政治人都无法摆脱，不独杨度为然。宪政的必要性，恰在于此。

杨度的帝王学，更多表现为一种观念，纵观其跌宕一生，并无机会去驾驭帝王，更谈不上运用权术。他的权谋，在和梁启超合作筹划宪政会期间，有过一次表现，看起来并不高明，与慈禧、袁世凯这样的权谋大师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说到底，杨度其人，正如王闿运所言，乃是一个“书痴”，他介入权力之争，只可能被权力者当作棋子；他的政治生涯，只可能以悲剧结尾。

还有一点转变，涉及王闿运。此前我写杨度，对王闿运虽有着墨，却流于皮相。这两年重读《湘绮楼日记》和《湘绮楼诗文集》，才知此人诚有不可企及之处。与杨度一样，他终生受困于帝王学或权力情结的蛊惑，却从未为权力所灼伤。这是一种大智慧。有一个笑话，恰可用来印证王闿运、杨度师徒与帝王学的关系：

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四处游方，途遇一河，见一女子欲渡河而不敢，在河边徘徊。老和尚便主动背其过河，然后继续赶路。小和尚心头直犯嘀咕：师父怎么能背女人过河呢？一路走来一路想，最后忍不住问道：师父，你犯戒了么？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了，你还是放不下。

这个女子，就是帝王学。

人与权力的关系背后，则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背后，则是人与自己的关系。王闿运与杨度的一大差别，正在于对自我的认知与预期。所谓“书痴自谓不痴”，足见杨度何其缺乏自知之明。灯前慷慨平生事，杨度至死不忘帝王学，不忘医民救国，令人感叹他对初志的坚守，只是，恐怕他不曾听说赫尔岑警告知识人的名言：“我们不是医生，是疾病。”他更不会知道，自己便是那个转型时代的一份病例。

2015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