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尚处在“靠边站”地位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了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这几位老帅逐渐淡出政坛，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而这一次，也意味着他们又开始慢慢恢复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四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
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回忆：“父亲虽然已是‘靠边站’，但他还是外交部长，和聂帅、徐帅、叶帅三个老帅一起，我父亲来主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四位老帅进行了24次会议，向党中央写了3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
研究小组提交的一份《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里，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稍后，研究小组又完成第二份报告《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陈小鲁回忆道：“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提出来要考虑用非常规手段来恢复中美关系。”据熊向晖的记录，陈毅元帅“不合常规”的想法具体如下：“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使馆里谈，以利保密。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重新梳理中美破冰之旅的细节与过程会发现，陈毅元帅的“不合常规”的设想，竟一一实现了。1971年毛主席的确采取了“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陈昊苏回忆，已在病中的陈毅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意见终究还是被中央考虑了。熊向晖回忆，有一次“陈总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没想到，仅仅在陈毅提出恢复中美关系两年后，中美就打破坚冰。 P11－12
“我们这一决定改变了世界。”
——卡特
“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邓小平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习近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要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交往，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往。我特别希望青年人和一切关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人读一读这本书，了解过去就能更好地缔造未来。”
——吴建民（本书序）
《三联生活周刊》的副主编李菁撰写了《中美建交亲历记》一书，请我为本书作序，并发来了书稿的全文。我读后，同意了李菁的要求。
亲历中美建交的人不少，他们有的写了回忆录，有的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但是没有人把不同亲历者的回忆串起来。而李菁副总编做了一件好事，花了很长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撰写了本书。把亲历者的回忆串起来，这就会使读者对于中美建交的全过程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中美建交的曲折历程，以及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为什么在当时要下决心实现中美建交。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不仅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影响世界。对于中国外交而言，中美建交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美建交推动了一大批国家陆陆续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今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上升到172个。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的舞台大大扩大了。
有一次央视采访我，要我谈中国外交。在采访我之前，他们到大街上采访中国老百姓。问第一位老百姓如何看外交，他的回答是：“外交挺神秘的。”问第二位的回答是：“外交挺贵族的。”问第三位的回答是：“外交吃宴会。”外交好像离老百姓很远很远。央视记者问我对上述回答有何评论。我说：“老百姓对外交有误解，不怪老百姓，怪我们搞外交的人没有揭开外交神秘的面纱，向老百姓介绍外交介绍得不够。”
其实外交距离中国老百姓并不远，不仅不远，而且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拿中美建交来说，影响太大了。中美建交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局面进一步打开了，中美之间的交流大大增多，经贸合作大大发展。1979年到现在不过36年，中国的变化和进步是多么大啊！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因为改革开放。如果中美不建交，中国的开放度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取得的成就就会打折扣，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2014年9月底邓榕夫妇在北京饭店贵宾楼为美国前任总统卡特夫妇举行了一场朋友之间的晚餐。他们邀请了中方各界数十人，我和（夫人）施燕华也应邀出席。
晚餐前，在贵宾楼的阳台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那里眺望天安门广场，很有感慨。卡特总统90岁了，看上去身体很好。不幸的是，不久前卡特总统对外宣布他患上了癌症，而且扩散到脑部。但愿这位中美建交的功臣早日康复。我记得当时，他们夫妇站在那里和我们夫妇谈了大约有20分钟。施燕华是中美建交谈判全过程中的翻译，她向卡特总统夫妇介绍了她当时做翻译的体会，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卡特总统对施燕华说：“我当时从白宫向伍德科克大使发指示，你的介绍让我了解到谈判现场的情况。” 晚餐会上，在主人致辞后，卡特总统讲话。他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是伟人。对于他与邓小平一道实现了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感到无比自豪。他说：“我们这一决定改变了世界。”卡特总统这番话并非言过其实，中美这两个国家关系大发展，当然会改变世界。
晚餐会上宾主谈得很投机，卡特总统还学中国人的做法到各桌去敬酒。来到我们那桌时，他又和我与施燕华交谈了一阵，随后同我们的邻座交谈起来。我的邻座告诉卡特总统：“中美建交时我还在农村劳动，建交后才有机会去美国留学。中美建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注意到卡特总统昕得很认真，然后很高兴地点了点头。其实中美建交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命运。
回顾中美建交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如何，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全局。中美关系自1979年1月1日建交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方面经历了8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美方总统的更迭有时给两国关系带来一些波澜。但不久之后两国关系又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这说明双方的领导层对发展两国关系有共识。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分量，认识到不断推进中美关系的必要性。
毋庸讳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之间的麻烦、摩擦增多起来。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总量会在不太久远的未来超过美国感到忐忑不安，怀疑中国是否想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中国人也怀疑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好像进入了一个矛盾与摩擦的多发期。显然，今天要处理好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远见和智慧。《中美建交亲历记》一书可以使我们重温那段历史，让我们看到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智慧，并从中吸取营养。
是什么力量推动中美两国1979年1月1日建交？那是因为双方都认识到中美之间尽管有很多分歧，但其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建交是两国利益的需要。1979年中美建交时，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今天还是不是这样？1979年中美建交时，中美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联合起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当时双方的经贸关系、人员往来十分有限。今天尽管苏联霸权主义不复存在了，但是中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双边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领域，以及双方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时，比起1979年困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也正是因为如此，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达成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主席重申了这一共识。
当然，要使中美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从中美双方来说都要注意克服现存的障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世界是从冷战时期演变过来的。冷战在世界上持续了40多年，形成了强大的惯性。今天尽管冷战结束了，但是冷战的惯性思维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有没有冷战思维呢？在中国大概不叫冷战思维，叫“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也形成了强大的惯性。“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也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阴谋论”在两国都有很大市场的根本原因。人总是生活在惯性之中，惯性思维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会引导人们不问为什么就按惯性思维去行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对惯性思维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逐步摆脱惯性思维的影响。
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了低谷，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我们按照这个方针不仅使中美关系走出了低谷，而且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比较这两个方针，后者有所发展，但基本精神一致，都强调不对抗，要合作。“阴谋论”是要把中美关系推向对抗，显然是背离上述方针的。
习近平主席说：“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显然，中美关系太重要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要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交往，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往。我特别希望青年人和一切关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人读一读这本书，了解过去就能更好地缔造未来。
吴建民
李菁著的《中美建交亲历记》通过对尼克松首席翻译傅立民、哈佛汉学家傅高义、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等10余位中美建交当事人的追访，钩沉当年所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入展示出三十多年前这段伟大但又充满艰辛的真实历史，重现了那段历史中许多感人的细节，从独特视角回顾中美建交的特殊历程，既是对中美建交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纪念，也是对中美关系风雨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和探索。
中美从打破坚冰到正式建交，堪称20世纪政治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正被全世界越来越深刻地解读与认识——它其实是冷战思维彻底终结的开端，它不仅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在互为尊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对话，和平共处；而且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在互为理解的前提下，可以取长补短，彼此获益。
李菁著的《中美建交亲历记》一书可以使我们重温那段历史，让我们看到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智慧，并从中吸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