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是是墨西哥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画家，1907年出生，1954年去世，短暂一生的创作让毕加索也自叹弗如。海登·赫雷拉编著的《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是公认的有价值的弗里达传记，也是传记电影《弗里达》的原著。作者是有名的艺术史学家，详细地记叙了弗里达从出生到去世的传奇一生。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弗里达》被选为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影片，在西方影坛引起了轰动。

弗里达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画家。她一生磨难，曾接受过三十多次手术，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但依旧成绩斐然，作品价格更高居全球女画家之首；她信仰共产主义，同时又吸毒、酗酒、双性恋，有着众多的男女情人和风流韵事；她和丈夫相爱，却彼此不忠，过着互相伤害的生活；她渴望重生又迷恋死亡，永远用挑衅的表情，掩盖着孤独而沉重的灵魂；

海登·赫雷拉编著的《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诠释了她支离破碎却又色彩斑斓的传奇一生。

前言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科伊奥坎的童年

国立预科学校

再生草

破裂的脊柱

迭戈：青蛙王子

大象与鸽子

新婚的弗里达

里维拉夫妇在美国

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

财富殿堂里的革命者

开裂的伤口

托洛茨基

水之赋予

小鹿

向弗里达致敬

夜幕降临

01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弗里达·卡罗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从外面看，这幢位于伦德雷斯街和艾伦德街交叉处的房子与科伊奥坎——位于墨西哥城西南郊的一个古老的居民区——的其他房屋非常相似。弗里达的故居是一幢一层楼的灰泥建筑，墙壁是亮丽的蓝色，有许多绿色的窗户，整幢房子掩映在树影之中，显得颇有生气。正门上方刻着“弗里达·卡罗博物馆”几个字。屋内是墨西哥最特别的地方之一，它是女画家的家，陈放着全部的绘画和遗物，现在变成了博物馆。

入口处有两个将近二十英尺高的纸质犹大，彼此打着手势，如同正在说话的模样。再进去就是一个园子，里面种了许多热带植物，还有几眼喷泉，一座小金字塔边上站着几尊前哥伦布时期的神像。

屋内的设置引人注目，让人感到先前主人的存在赋予了所有物品和绘画生命气息。这里，弗里达·卡罗的调色盘和画笔放在她的工作台上，犹如她刚把它们放下一样；那里，床边放着迭戈·里维拉的斯泰森毡帽、工作服和矿工鞋。从卧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伦德雷斯街和艾伦

德街，角落处有一个镶了镜子的衣橱，里面挂着来自特旺特佩克地区的鲜艳服饰。衣橱的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弗里达·卡罗1910年７月７日出生于此”。那是画家死了四年后写上去的，也就在那时她的家变成了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院子里蓝墙上也刻着一行字：“弗里达和迭戈1929─1954年生活于此”。啊！多好的界定呀！观众会这样想。这里见证了弗里达·卡罗一生中的三件最重要的事：出生、结婚、去世。

但是仅有的问题是刻写的内容都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其实，弗里达的出生证显示她生于1907年7月６日。也许弗里达是为了纪念一件更重要的大事而故意将自己的生日定在1910年，因为那是墨西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因为她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充满混乱和流血事件——的孩子，所以她决定和当代墨西哥一起诞生。

在弗里达·卡罗博物馆里，另一条刻写的内容似乎向人们述说着卡罗与里维拉婚姻的美满，但事实却稍有出入。1934年之前，也就是他们在美国居住了四年后回到墨西哥前，弗里达和迭戈只是在科伊奥坎的房子里短暂小住。从1934年至1939年，他们住在附近圣安杰尔的房子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迭戈更愿意一个人住在圣安杰尔的画室里，而不是和弗里达同住，更不要说他们分居、离婚然后复婚的那一年了。

那么，这些刻写的内容可以视作据于事实所做的雕饰，是美丽的花边。就如这博物馆一样，它们是弗里达传奇故事的组成部分。

弗里达出生时，那幢科伊奥坎的房子才刚建了三年。这是她父亲于1904年在一小块土地上盖起来的，是埃尔卡门庄园破产而买的地。房子面街的墙相当厚重，一层结构，平顶，Ｕ型平面，每个房间彼此相通并与中央的天井直接相连，而不靠过道连接，如此看来其风格犹如殖民时代的建筑。它离城里的中心广场和圣约翰浸洗会教堂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弗里达的母亲在那个教堂里有着一张专用的长凳，星期天她就和女儿们一起去做礼拜。从家里出发，弗里达只要穿过几条窄小的鹅卵石街道即可到达科伊奥坎的森林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小河过。

当吉尔穆造那幢科伊奥坎的房子时，他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摄影师了，墨西哥政府刚刚指定他拍摄国家的建筑遗产。这对于一个十三年前移民到墨西哥的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他的父母，雅各布·海因里希·卡罗和亨丽埃特·考夫曼·卡罗，是来自匈牙利阿拉德（如今在罗马尼亚境内）的犹太人，他们移民到了德意志并在巴登巴登定居下来，威廉就是在1872年出生在那儿的。雅各布·卡罗是一位珠宝商，同时也做一点照相器材生意。他攒够了钱，打算将儿子送往纽伦堡读大学。

大约在1890年左右，威廉·卡罗的大学学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他摔了一跤，脑部受伤，从此开始遭受癫痫的折磨。与此同时，他母亲去世了，父亲与一个威廉并不喜欢的女人结了婚。1891年父亲出钱让十九岁的儿子前往墨西哥，威廉将名字改为吉尔穆，此后再也没有回故乡。

他来到墨西哥时身无分文。依靠另外一些德国移民的帮助，他在一家玻璃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出纳员。后来，在一家叫作“拉珀拉”的珠宝店干活，店主是和他一起从德国来到墨西哥的同胞。

1894年他与一位墨西哥女人结了婚，但四年后妻子在生第二个女儿时死了。然后，他与马蒂尔德·考尔德伦恋爱了，她是店里的同事。弗里达是这样述说这个故事的：“父亲的妻子死的那天夜里，他叫我的外婆伊莎贝尔去，我母亲也一起去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在同一家店里工作。他非常爱她，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不难想象吉尔穆·卡罗为什么会爱上马蒂尔德·考尔德伦。从结婚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丰润的嘴唇、自信的下巴。“她是来自奥克斯卡的小美人，”弗里达曾经说，“她去逛街时，胸前系着漂亮的肚兜，手里提着篮子，一派卖弄风情的样子。”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冈萨雷斯1876年出生于奥克斯卡，是伊莎贝尔·冈萨雷斯的长女，马蒂尔德的外公是一位西班牙将军，外婆是一位来自莫雷利亚的有印第安血统的摄影师。据弗里达说，她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非常聪明，她用虔诚来弥补教育上的匮乏。

但是什么使虔诚的马蒂尔德·考尔德伦爱上吉尔穆·卡罗的呢？这位二十六岁的德国移民从出生来讲是犹太人，从信仰来说是无神论者，并且还患有癫痫病。但从别的方面来看，他那白皙的皮肤和欧洲文明的教养在当时定会有一些吸引力，那时都认为欧洲的总比墨西哥的好。他人聪明，十分勤劳，也相当英俊，尽管耳朵有点招风。他有着一头浓厚的黄头发，一张漂亮灵巧的嘴，一撇往外翘的小胡子，苗条而灵活的身段。弗里达说：“他非常有趣，走起路来相当斯文。”如果撇开他眼神里的那种拘谨和焦虑，他的目光可以说也是浪漫的。

马蒂尔德，当时已经二十四岁，可以说过了正常的结婚年龄，由于先前的一场变故而变得特别脆弱。弗里达记得自己十一岁时母亲给她看过一本皮封面的书，“里边保存着她的第一位男友写给她的信。书的最后一页上记着这样一件事——这些信的作者，一位德国青年，当着她的面自杀了。这个人仍然活在她的记忆里。”所以，弗里达的妈妈很自然会被另一名德国人所吸引，而且即使她不爱他——弗里达说她并不爱他——但她至少也认为是一桩好的婚姻。

马蒂尔德·考尔德伦说服丈夫从事照相业，这也是马蒂尔德父亲的职业。弗里达说她的外祖父借给她父亲一架相机，“尔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他们拍摄了一组本土建筑和殖民建筑的照片，回来后布置了他们的第一间摄影工作室。”P7-10

1953年4月，弗里达·卡罗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四十六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的终结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但晚上八点，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美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画家穿着她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四根帐柱的床上。这张床是那天下午放置在美术馆里的，并按她的意图作了布置，挂上了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一位杰出的壁画家——的照片。还有政治偶像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照片。纸做的骷髅摇摇晃晃地从帐顶垂下来，一面床镜照出了画家憔悴但欢愉的脸。两百多位朋友和仰慕者逐一向弗里达·卡罗致意，然后将她的床围成圈，与她一起唱起了墨西哥民歌，一直欢闹到深夜。

这一幕是这位非凡女性一生的浓缩，也将其一生推向顶点。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恰好证明了卡罗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尊严的面具的嗜好。总之，画展开幕的场景绝妙地诠注了弗里达．卡罗的中心主题——自我。她在短暂的生命中所创作的两百多幅绘画，绝大多数是自画像。

卡罗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眉毛在前额连成一线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杏仁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外睥睨。认识弗里达的人都说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还说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她的目光锐利，让人觉得无从掩饰，犹如被一只豹猫注视一样。

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的认命。她的嗓音很响亮，略带嘶哑，说起话来总是急促而有力度，伴随着迅速而优雅的手势。她的笑是一种充分的、开怀的笑，偶尔是感情的尖叫。弗里达的英语说写都很流利，而且喜欢使用俚语。在今天看她写的信，一定会为她英语里使用的土语的“粗俗”而感到惊讶，好像她是从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那里学来的英语。至于西班牙语，她喜欢说脏话——例如pendejo(白痴)和hijo de su chingada madre(婊子养的)。在说这两种语言时她都喜欢人们对这些土语粗话的反应，而且这些脏话是从一位如此有女人味的女人口中说出来的——弗里达总是将她竖在长脖子上的头高高仰起，像一位高贵的皇后——这更加强了人们的反应。

她总是穿着鲜艳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长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位纽约人曾记得孩子们常常在大街上跟随她。他们会说“哪里有马戏？”，可弗里达一点也不在乎。

1929年，弗里达·卡罗成了迭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可真是绝配的一对！卡罗，纤小而热烈，犹如马奎斯小说中的人物；里维拉，肥胖而奢侈，简直出自拉伯雷的作品。他们的交际看来似乎很广。托洛茨基是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还有亨利·福特和尼尔逊·洛克菲勒、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及波利特·戈达德。里维拉夫妇在墨西哥城的家是国际知识界渴望去的麦加圣地，帕布罗·聂鲁达、安德烈·布勒东和塞奇·艾森斯坦等人都曾去过。弗里达曾在巴黎去过马塞尔·杜桑家做客，伊桑姆·诺古奇是她的情人，而弥罗、康定斯基、坦圭则是她的慕拜者。在纽约，她见到过施蒂格利茨和佐治亚·奥基夫；在旧金山，爱德华·韦斯顿和伊莫金·坎宁安曾为她拍照。

由于里维拉嗜好虚荣，他们的婚姻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他们的每一次冒险，他们的爱、争吵及离婚，都曾被一家报纸作过详尽而细致的描述。人们对他们都是直呼其名，人人都知道谁是弗里达谁是迭戈：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她是他这座庙宇的祭司，有时却也叛逆。鲜活、聪明、性感，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的情人。至于女人，有迹象表明她也曾有过同性恋情。对后者里维拉似乎并不在乎，但对前者却是强烈地不满。“我不想与别的男人共用一把牙刷。”他这样说。他还曾威胁说要用手枪去枪杀一位第三者。

如果有机会和认识她的人说上几句，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是怎样深深地爱着弗里达·卡罗的。他们承认弗里达是尖刻的、冲动的，但当人们回忆起她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对她的鲜活记忆使她的人生听起来就像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一样——充满乐趣和魅力，直到以悲剧收尾。但弗里达的故事实际上更凄惨。1925年9月17日，正值十八岁花季的弗里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和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被一根金属棒刺穿，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还有一只脚骨折。从那天起直至生命结束，这以后的二十九年里，弗里达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曾这样说。她还一直渴望着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要一个孩子，但那碎裂过的骨盆常常引发流产，以及至少三次人工流产。弗里达也因此饱受了被所爱的男人欺骗甚至抛弃的痛苦。她像孔雀一样展示其美丽的羽毛，但内心深处却藏着无奈的悲哀和自弃。

“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说，“我只知道绘画是我的一种需要，我总是画那些从脑海里闪过的东西，而没有其他的考虑。”那些在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她万分真诚地将痛苦转化为艺术，并用幽默和幻想来调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12×15英寸是经常的事。这种小尺寸正好与绘画主题的亲密性相适合。她小心翼翼地用纤细的貂毛画笔画每一笔色彩，将形画得相当精确，让想象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

这种效果令超现实主义画家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将弗里达划入他们的行列。弗里达的画还吸引了一小部分有鉴赏力的收藏家，如爱德华．鲁滨逊、埃德加·考夫曼、小康格·古德伊尔、雅克·格尔曼，但她的画大多数长期委屈地被冷落，默默无闻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直至最近才大放光彩。

1977年秋，墨西哥政府将美术宫里最大最著名的画廊用来举办一个弗里达．卡罗的回顾展。这是一种奇特的礼赞，因为展览似乎赞美画家奇异的个性和她的故事，甚于她的艺术。那些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各种生活照片，而且都是放大了的照片，这使那些钻石般微小的绘画看上去就像是标点符号一样。

不管怎样，弗里达的艺术——她自己创造的传奇——终于获得了成功。由于她的画相比于照片及画廊的空间显得那样小，观众必须站得很近方能欣赏。这种近距离的观赏反而增加了画作奇特的吸引力。这些画创作于弗里达生前的各个重要时刻，每一幅都如同一声沉闷的呼喊，画中蕴含着稠密的情感，似乎要爆发出来。这些画使那些照片的框架升格为一种建筑结构，在房间的中央显得很不稳定，零碎得像是卡片做的房子。

1978年11月2日，为了庆祝亡灵节——墨西哥最喜庆的节日之一，旧金山的弥撒教区的拉扎画廊举办了一个“向弗里达致敬”的画展。展出的作品是由大约五十多位画家(大部分是奇卡诺人)用不同艺术手段创作的作品，但都要求是在“弗里达的象征主义精神”下创作出来的。在画廊的后墙上放置了一个祭坛，点满了蜡烛，还有糖骷髅、草秆做的十字架。“死者的面包”形如人骨，一具棺材里放着糖鸟，里面的一张玩具大小的床上躺着一尊弗里达的微型塑像。其他几面墙壁则挂满了画家们的作品，有许多画家将自己的画像和弗里达的并放在一起，好像要表达对她的认同。弗里达被描绘成一位政治英雄和革命战士、一位受尽磨难的女性、一位被错待的妻子、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个墨西哥的“奥菲利亚”。许多人把她看作是一个饱受折磨但又敢于向死亡挑战的人。一位画家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弗里达的尊敬：“弗里达诠释了奇卡诺妇女全部的文化含义。她激励着我们，她的作品不是自叹自怨，它们充满着力量。”

从此，弗里达．卡罗的观众日渐增多：1978--1979年问，弗里达作品回顾展相继在美国的六个美术馆展出，1982年在伦敦的白教堂美术馆组织了一次名为“弗里达·卡罗和蒂娜·莫多蒂”的画展，后来还在德国和纽约展出。对于女人们来说，卡罗那特别具有个性的形象和特有的女人气质，以及艺术上的独立性，已经变得十分有意义了。在艺术上。她既不与里维拉竞争，也不效仿他，而且有不少敏锐的评论家认为她甚至比里维拉更好。实际上，迭戈自己也常常夸耀一封毕加索写给他的信，信中是这样说到弗里达的：“不管是德朗、你还是我，都不能圆出像弗里达·卡罗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应当会为她身后赢得了那样丰富多彩的怀念而感到欣慰。事实上，她是她自己传奇故事的创造者，而且由于她十分复杂，且有着微妙的自我意识，关于她的神话是多切面的、含糊不明的、充满矛盾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愿意去揭开其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恐会破坏她自己创造的形象。然而，事实并不会驱散神话，在仔细审阅后，弗里达·卡罗的故事依旧和她的神话一样传奇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