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道》讲述的是一个持续了一年半的旅行故事。

1953年6月，尼古拉·布维耶与朋友蒂埃里·维尔奈开着一辆老菲亚特，从家乡日内瓦出发，穿过南斯拉夫山区、土耳其、马其顿、伊朗，经过阿富汗，最后到达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山口。一路上他们靠教授法语、为报刊撰稿、画画卖画筹措生活费与路费，总是游走在穷困潦倒与达观快乐之间。

在尼古拉到达开伯尔山口，第一次面向印度大陆大口呼吸芬芳的泥土气息时，旅行的故事宣告结束，也预示着新一段旅程的开始。

步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异域风情”的逐渐消失，世界逐步走进了同质化的困局，“旅行的末日”仿佛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看来，世界的这种“同质化”、差异性的缺失导致游记文学也似乎在日渐衰竭。尼古拉·布维耶正是在那个旅行被宣判了“死刑”的年代踏上东方之旅，并且在旅行回来后陆续创作出版了几部游记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品《世界之道》更是被奉为西方游记文学的“经典之作”。《世界之道》是一个持续了17个月的旅行故事。1950年初，作者从家乡出发，穿过南斯拉夫山区、马其顿，经过阿富汗到达印度，然后取道锡兰直抵日本。“亚洲，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他写道，“这里到处都有深厚的历史。在我脚下的这条路上，不知曾有多少执节的使臣、奔波逐利的商队、背井离乡的流民、耀武扬威的入侵者和虔诚的朝圣者走过！”和这种深厚的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当地人朴素至极的生活，沿途收留布维耶过夜的许多家庭，几乎都是家徒四壁。他用不着旅游手册，因为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不是原始的就是蛮荒的。今天，探访原生态已经在背包客里成了气候，但在布维耶的年代，那几乎是“疯子”才干的傻事。

前言

甜瓜的味道

通往安纳托利亚之路

狮子与太阳

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

头巾与柳树

大不里士之二

高速公路

走近萨基酒吧

阿富汗

通往喀布尔之路

喀布尔

兴都库什山脉

通往开伯尔之路

至少，遇到死人这样的事，这座教堂总算还有用武之地，让人不必担心亡者受到损害。死者家属经常会在贝尔格莱德的墓地中和嵌着红五星的游击队员墓碑上摆放一些紫珍珠做成的十字架，或者每逢周日来这里点上几根小蜡烛，蜡烛的火苗烧到根部都不灭。悄无声息的徽章大战一直绵延到了这里。徽章四处泛滥；起码在栅栏上和商店门口就屡见不鲜，就连香料面包上也得按个模子，有时，就连波斯尼亚的偏远村落也不能幸免，而邻村的政府机构则会在清真寺对面竖起一座“合作社员凯旋门”，其实就是用木浆纸板做成的巨大招牌，一开始还光鲜的画面，转眼就斑驳脱落得不成样子。一周之后，农民们就开始把他们的大车拴在“凯旋门”的柱子上，或者悄悄割下一块回去挡在破碎的窗户玻璃上，纸板上的油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逐渐爆裂，这具笨重的图腾就像嫁接以后没能成活的花草一样开始发黄。

有一点确实很让人纳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虽然自诩对人民知根知底，但对他们福祉的关心却如此之少，只是一味依靠标语、符号进行宣传，这些标语和符号出自某种因循守旧的心态，其因循守旧比它们声称要取代的还要愚昧。在百科全书派最才华横溢的智者精心设计下诞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迅速降格为一场对罗马共和国滑稽可笑的幼稚模仿，而且也降格为法兰西共和历中的“雨月”“第十日”，降格为一尊“理性女神”。现在这种降格甚至变成了一种衰败：高音喇叭、军用腰带，以及坐满无赖、在坑洼路面上蹦跳前行的奔驰车——整套装置不仅早已莫名其妙地过了时，而且与那些笨重的舞台机械一样专横，这些舞台机械总是在节目演到最后一幕时，把已死的诸神和逼真的云彩从布景架上拉下来。

在塞米赫特，没有人会提起往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假设，在任何一个地方，从前的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就像得过冠军的赛马一样，凭着对美好时刻的短暂回忆，当地所剩无几的居民在对苦难的忘却中挖掘着重新活下去的勇气。

在贝尔格莱德，位高权重者对于往事总是避而不谈，就像一个逮谁告谁、在被问到证据时却又无言以对的糊涂老头一样。然而，塞尔维亚的辉煌历史、克罗地亚或黑山共和国的丰富史籍、马其顿的丰功伟业不仅确有其事，而且不乏善用权谋的主教君主、诡计多端的文人墨客，以及枪筒打得满是缺口的游击战士；这些人物虽然令人赞叹，但其历史作用却难辨良莠，而且不宜广而告之——就像非得煮上很长时间才能去除腥味的炖肉一样——因为他们无一不曾利用土耳其或奥地利的对手留给他们的喘息片刻而突施偷袭。

在让这笔“封存”财富重见天日之前，他们已经事先找人开始书写纳粹入侵的正史了。死了两万人的贝尔格莱德大轰炸、游击队、铁托主义、内战、革命、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不睦，以及某种民族主义的确立，在八年时间里接踵而至。所有例证、字眼以及鼓动民族感情所必需的种种神话就是从这些短暂而猛烈的片段中找出来的。无疑，这个时代既不缺少真正的英雄也不缺少殉道的烈士；他们的姓名用来命名全国的大街小巷固然绰绰有余，但没有什么能让一位游击队员与另一位游击队员变得这样难分彼此，而且，到最后，这种一成不变的抵抗者命名法只会让人反感，更何况塞尔维亚人并不是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开始具备那些让我们神往的优秀品质的。

P26－28

日内瓦，一九五三年六月——开伯尔山口，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我离开日内瓦三天了，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走着，到达萨格勒布时，便在邮局的自取窗口发现了蒂埃里的这封信：

今天早上，阳光强烈，很热；我爬到山坡上去画画。满眼都是鲜艳的雏菊和长势喜人的小麦，树荫下面一片宁静。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农民，骑着一匹小马。他翻身下马，为我卷了一支烟，我们一起蹲在路边抽起来。我只会几句塞尔维亚语，但最后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说他正在往家里运面包，说他花一千第纳尔找了个粗胳膊大乳房的姑娘，说他有五个孩子和三头牛，还说打雷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去年，有七个人都被雷劈死了。

随后我去了市场。今天正赶上大集，可以看到整张羊皮做成的皮包、让你直想成公顷地收割黑麦的镰刀、狐狸皮、匈牙利辣椒、哨子、鞋子、奶酪、马口铁首饰，还有用依然青绿的灯芯草做成的筛子，被蓄着大胡子的当地人用仅剩的一只手翻拣着，而在这一切景象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单腿人、独臂人、烂眼人、打着哆嗦的人、拄着拐杖的人。

当晚，我坐在大槐树下喝了一杯，主要是为了听茨冈人如何扯着嗓子飙高音。回来的路上，我还买了一大罐又粉又油的杏仁酱。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东方人！

七月四日于波斯尼亚的特拉夫尼克

我查了地图，发现这是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小城市，位于波斯尼亚的中心地带。他打算从这里北上贝尔格莱德，因为塞尔维亚画家协会邀请他前去举办画展。我得在七月的最后几天带着行李、开着我们刚拾掇好的老菲亚特到那儿和他会合，然后再接着去土耳其、伊朗、印度，也许更远……我们准备花上两年时间四处旅行，尽管手里的钱只够花四个月。计划不是很明确，但在这种事上，最关键的就是先出发再说。

正是十到十三岁时趴在地毯上静静凝视地图册的经历，让我产生了把图上所有地方都标上记号的渴望。想象一下类似巴纳特、里海、克什米尔的地方吧，那里会听到的种种音乐、那里会邂逅的种种目光、那里会见识的种种理念……一旦你的欲望执着于最初涌上心头的意念，你就会为自己寻找种种理由。而我们找到的理由却根本不值一提。实际情况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些促使我们前往异国他乡一探究竟的想法。在你的心里，有一种东西在不断滋长，并且挣脱了所有的羁绊，直到有一天，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你一本正经地踏上了旅程。

旅行是不需要动机的。它很快就会证明，只要上路就已经足够。你以为你会踏上旅程，但随即却是旅程踏上了你，或是把你踏扁。

信封的背面还写道：“别忘了我的手风琴、我的手风琴、我的手风琴！”

开局不错。对他对我都是一样。我不急不忙地坐在萨格勒布郊区的一间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杯插着吸管的白葡萄酒。我看着夜色徐徐降临，外面的工厂人去楼空，送葬的队伍缓缓走过——队伍里的人光着脚，系着黑头巾，举着铜十字架。两只松鸦在一棵椴树的枝叶间聒噪着。我蓬头垢面，右手拿着一根啃了一半的辣椒，在内心深处倾听着这一天如悬崖轰然倒塌般畅快地结束。我伸开四肢，让身体里充盈更多的空气。我想到猫有九条命的流行说法；感觉自己正在开始活第二条命。

旅行是不需要动机的。它很快就会证明，只要上路就已经足够。你以为你会踏上旅程，但随即却是旅程踏上了你，或是把你踏扁。

——尼古拉·布维耶（1929—1998）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间，从日内瓦到开伯尔山口，与画家蒂埃里·维尔奈结伴而行，缓慢而幸福的漂泊为这本书注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浪子情怀，这情怀来自尼古拉·布维耶，“一位世所罕见的旅行家，就像谢阁兰和米肖一样”。

——雅克·莫尼耶（Jacques Meunier，194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