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数十位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人生交往录！

再现梁漱溟先生的精神成长历程！

梁漱溟之子亲自审定全文本！

全新视角阅读一代贤哲梁漱溟！

哪些重要人物对一代贤哲梁漱溟产生过重要影响？梁漱溟与哪些高士名人的人生有着密切的交集？

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熊十力、林宰平、伍庸伯、章行严、杨怀中、郭人麟、甄元熙、罗常培、陈亚三、黄艮庸、朱谦之、王显珠、王平叔、张俶知……这些不胜枚举的名士，谁是梁漱溟先生的生命记忆中对他早年启发甚深之人？谁是他心里至为折服之人？谁是他至为亲近的朋友？谁令他衷心尊敬服膺并奉教终身？谁是启发和感召他走上社会政治运动之路的父辈人物？梁漱溟先生如何评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风云人物？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说：“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本书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因此影响了对梁漱溟先生的全面准确的了解。为了帮助一般读者较为全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历、品格，我们编选了“聆听大师·梁漱溟”系列。

《谁从我的世界路过》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代序：自传

第一部分：思亲记

 思亲记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记念先妻黄靖贤

第二部分：朝话前辈

 蔡先生与新中国

 纪念蔡元培先生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纪念梁任公先生

 伍庸伯先生传略

 忆蒋百里先生

 怀念林宰平先生

 怀黄远庸

第三部分：夕拾忆故

 悼王鸿一先生

 追悼王柄程先生

 高践四先生事略

 悼念陶行知先生

 卫西琴先生传略

 记李守常（大钊）先生事

 补记熊十力先生之为人及彼此交游之往事

 忆熊十力先生

 怀念卢作孚先生

第四部分：谈往忆旧

 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

 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续）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忆旧谈往录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梁焕奎事略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梁焕奎五兄弟与华昌炼矿公司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年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以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饷，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做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里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订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迳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子。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详)，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化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后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处，日子多了不免有怄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己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做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没有什么是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事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的意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与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P11-13

代序：自传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维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选自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634—639页；原文录自《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513—518页，并由梁培宽、梁钦东整理。——编者注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种情势下，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更多考虑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后方感到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近则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

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活动，边从事写作。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去，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周恩来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年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在此讲学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毛主席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60年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为最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作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成。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最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