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这些纯学术性的论证，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如果从纵向角度看，中国宏观税负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是毫无疑义的。从1994年到2013年，我国税收速度增长有多快，宏观税负增长速度就有多快，这不用做太多理论论证，都能从数字上立刻看出来。
二是中国宏观税负的测度有它的复杂性。其他国家的税收，基本上能涵盖几乎政府全部收人，比如美国税收多少，美国政府收人多少，两者之间几乎可以画约等号；但在中国，讲到税收时，它只是政府收人的一部分，比如2013年税收在全部收入中占52％左右，意味着还有48％左右的政府收入不叫税收。我们讲的宏观税负只算税收。所以，我们要区分两个口径，一个是纯税收负担状况，另一个是广义的税收负担状况。广义的税收就是把全部政府收入都算在内。前不久通过了《新预算法》，明确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项。这四个预算都属于公共性质的政府收入。因此，考虑中国当前宏观税负问题，外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必须把国情搞清楚，我们的国情就是单算税收。另外，我们要看到除税收之外，实际上其他政府收入也是来自于老百姓的口袋，这笔钱也应计算到宏观税负当中来。因此，我觉得要立足国情客观认识中国宏观税负，和国际做有效的比较，而不做无谓的比较。
关于当前中国人均宏观税负的问题，去年中国财政收入12.8万亿元，多说一点就是13万亿元，中国恰好13亿人口，人均近1万元人民币。这1万元当然包括老人和婴儿。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三口之家一年就是3万元。在当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税收的缴纳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果把这个税收转换为直接税，在中国就几乎没法收了。由此，税制结构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税收意识，也要向老百姓宣传税收知识。
我们需要调整税制结构，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变。为什么每年事实上人均l万元的税收，大家普遍感觉不到？因为几乎全部税收都融于价格当中，我们收的是间接税，这是中国税收的一大特征。其实，人们只要消费就会产生税收，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在交税。所以中国人很少有纳税人的意识，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必须加以关注。
当前，中国面临的几件大事都与税制结构有关，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不是一个交易场所，更多的是供求交互作用条件下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让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这个问题在现实中很常见，比如大家现在出国，一般少不了购物，表面上图的是价差，但是有人不理解产自中国的产品为什么比在国内还便宜？其实价差背后是税差。比如我们征100元税，70元左右融入产品价格；但在美国征100元税，20元左右融人产品价格。所以，税差也会导致资源在国家之间的错配。
十八大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与时俱进，让国家治理水平具有现代性。放到税收上，就是税收治理具有现代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现代税收文明。现代税收文明讲的是人类对税收的基本追求。人类税收刚出现的时候，主体是人头税，这是税收的第一阶段，我们称为简单原始的直接税阶段。第二阶段是间接税为主体，就是对商品课税，间接税税收负担分配标准是按人们的消费来分配。比方说要取得100元税收收入，拿卖矿泉水来说，那就变成谁喝水谁交税，谁不喝水谁就不交税；谁喝水多谁多交，谁喝水少谁少交。所以，这100元税是凭喝水多少交的。
恩格尔系数说明，越富的人花在吃喝上的比重越小。把恩格尔系数原理拓展开来，越富的人，花在有形消费品上的支出就越低。所以，就变成这么一种情况，我的收入是你的100倍，但是我的消费可能只是你的1.5倍或2倍左右，税收负担和人们收入水平不成正比。这显然不公平。所以，随着人类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越来越要考虑税收的公正和公平，就必须有直接税的配合。
这次税收制度改革基本线索是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税制结构要优化调整，突出现代税收制度大方向，而现代税收制度要落实在税收负担分配的公平和公正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在税收制度形态上，要在收税的同时考虑到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考虑到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影响，考虑到对国家治理成效的影响。
所以，税收跟大家密切相关，特别是从事政府工作的人。了解税收实际上是了解政府活动成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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