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生产线》是白晓红做英国《卫报》记者时，经多年采访在英国的非法中国劳工后，以纪实手法创作的故事。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得到各国知识精英与领袖的认同，几乎成为一种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典范。然而，在白晓红的笔下，我们才知道英国辉煌的经济产业背后，是一群“没有脸”（faceless）的非法劳工。这些廉价的非法劳工，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安全保障，没有人权最基本的保护，完全以赤裸裸的血肉身躯，用自己的命，在寻找生存的所需。白晓红用她的第一手故事，用这一个个血肉生命，揭开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作家 杨渡"

就职于英国《卫报》的华裔记者白晓红，以极大的个人勇气深入英国各个地下产业，暗访不为人知的隐形生产线。《隐形生产线》即是她暗访英国非法劳工生存状况的纪实文学，呈现了在英无证劳工的艰苦经历与种种遭遇。书中以李然、小玲、老张等几位劳工的打工故事为主线，揭露了当下英国“血汗工厂”的真貌。从电子代工厂的装配流水线到农场蔬菜采集，从屠宰生肉到海边拾贝工作，以至按摩院内隐形的性产业，作者以文学的形式描绘了英国社会不为人知的地下产业现状，隐形产业的利益链条及其对无证劳工的种种盘剥。书中人物经历，均是作者暗访所得，故事感人至深。作者以跨越国界的视角客观叙述，真实纪录个人境遇与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同时反思资本世界中利益锁链对人性的扭曲与伤害。

序言

第一章 死城——哈特尔浦

第二章 塞尔西的卡拉湾

第三章 无底黑洞——赛特福德

第四章 莫克姆湾的悲剧

第五章 避风港——伯明翰

第六章 按摩院与中医诊所

第七章 白教堂的危机

第一章死城——哈特尔浦

车窗外飘着阴冷细雨，一栋栋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民房上的烟囱吐着灰烟，漫布在毫无生气的伦敦天空。那灰白相间的云层，好像缓缓下沉似地压迫人心。已经两天找不到说话对象的李然，感觉格外沉重。自前天抵达英国后，唯一对他开口说了话的是来接机的一名中国人。那也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咱们这儿照规矩，接机是收费两百镑。”

来自天津的李然，自知是见过世面的人，人情冷暖什么都尝过。倚着车窗，他默念着，激励自己：“出来，就是要受点磨炼。”他耸耸肩，大丈夫，难道还怕寂寞？再望窗外，却又不禁叹了口气。

这趟路，倒是让他忆起在国内那段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断重复的日子。李然过去是一名铁路服务员，是跑天津到广州那条线的。每回一上了车，就得两天后才能回家。卖命地干活，但多少年来也没见工资涨过。一千多块人民币的月薪是饿不死人，但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家里年迈的父亲身体欠佳，李然连医疗费用都难以负担。二十八岁了，却一无所有，目己感觉真不像个男子汉。

他那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咱是个好老百姓。”好老百姓日复一日地守本分，但心里是日复一日地不满现状。他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满现状，却要守本分呢？守本分不能带来什么前途，就连成家都没本儿。年轻的李然有一天突然觉悟了：他非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可。

在铁路工作期间，李然和同事们总会探讨以后的出路。有些同事谈到合伙做点小生意，但李然没有资金，觉得自己没本钱做生意。“在现在的中国，没本钱，哪里能做生意？”一位同事这么说。但李然此时在盘算的，是比较长远的改变。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有自己的事业。

一天，午休期间，大伙坐在餐厅里用餐。同事老王嚼着馒头，吃着酸菜，又叹道：“唉，这工作我是干不下去了，你们看，物价一直在涨，咱们工资就是涨不上去！这样下去日子还怎么过？”

大伙也都摇头叹息。李然此时已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低头嚼着馒头。他心想，这车上连伙食都不行，还谈什么加薪？他又想，自己是这条线上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看看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职员了。他们有家要养，再怎么样也得撑下去。自己呢？有什么好理由忍受这般待遇呢？想着想着，又是满腹的不服。

“你们有没有想过，”老王出乎大伙意料地说出了他的想法，“出国挣钱？”

“出国？”李然抬起了头，这还是他第一回听到这个说法，“有可能吗？”

“怎么没有可能？”老王答道，“天津的出国中介有的是，我就知道两家。”

“你怎么知道的？”李然问。  “出国中介又不是什么秘密，怎么不知道？我儿子的一个朋友半年前去了英国，就是在天津市找的中介。他知道的中介有十几家。他说其中有两家名声比较好的，不是每家中介都是正规的。”

“中介给弄出国要多少钱啊？”李然越听越有劲儿。

“我儿子的那个朋友花了七万块办的，”老王答道，“是一大笔钱，但听他说，到了英国很快就能把钱挣回来，那里工作一点不难找，挣的可是英镑啊！”

老王见李然不答话，若有所思，又接着说：“我儿子那朋友在英国一个月就能挣到六百镑，那是将近七千块钱啊！比咱们半年的工资还多啊！你想想看，借钱办个手续，值不值得？”

李然点头同意，心中已开始盘算着要怎么借到这笔钱。同事郭子凑上来说：“不过，我听说，去德国的手续费低一些，而且那里工作满街都是。我看，去德国可能挣钱挣得更快些。”P3－5

　　这本书中的人物和素材，来自两种报道方法：传统的采访和比较非传统的暗访（也就是卧底）报道。由于暗访是比较具争议性的研究方法，我想在这里稍作说明。　　最初激发我去考虑做暗访报道的，是在英国发生的两起震惊社会的悲剧：多佛港和莫克姆湾悲剧。这两次悲剧的主角，都是无证的、不具身份的中国移民（也就是大众媒体通称的所谓“非法移民”） 。　　二〇〇一年的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杂志社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纷纷议论着报上的一则新闻，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是看了昨晚电视上的家庭肥皂剧那般兴奋。“天啊，真吓人！”一位同事嚼着手上拿的三明治，以十分冷静的口吻表示讶异，而同时忍不住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另一位同事不解地接着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英国？”　　我站在那里，好不容易拿到了同事们传递过来的日报，迫不及待地读着头条。顿时，心中涌上一股强烈的悲愤感。在我眼前，是这白纸黑字：　　五十八名中国偷渡客在肯特郡多佛港入境的一辆货柜车里被发现窒息身亡。　　就如货品一般，他们的尸体卧躺在一箱箱的进口西红柿之间。从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港，越渡英吉利海峡，六十名中国男女在三十摄氏度以上的暑热中被一路载运到多佛港。　　离开比利时不久，货柜车上的冷藏装置便被荷籍驾驶员彼得?维克关掉，而他非常清楚货柜车后面藏着六十个人。　　两位生还者精神受创极大。通过翻译，他们描述出同行的五十八位中国人，是如何拉响警铃、高声尖叫并拼命敲打紧锁着的货柜车门。他们在为求生而呼喊，正如他们当初离家远走是为追求崭新的生活一般，这并非太高的要求！　　那一幕景象从那时起就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并不是因为这五十八位遇难者都是华人，而是因为他们就像任何人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权被给予机会与希望的人；然而他们的机会与希望皆被国界残酷地剥夺了，因为他们是没有资本的人。　　当时，英国政府很快地找到了代罪者。如前内政部部长斯特劳（Jack Straw）于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九日表示：“多佛港发现窒息死亡的五十八名非法移民，应能对欲将自身命运交到人贩子手上的那些偷渡者提供一个严重的警惕。”　　将此悲剧当作一项安全议题来看待，对于当时的新工党政府而言，是个很安全的应对方式。所谓人贩子—蛇头—被视为唯一的行恶者。整件悲剧在英国媒体的呈现下，几乎成了华人对华人施行的又一次罪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无须负任何责任。　　这五十八位中国人，每个人都拿出了他们一生的积蓄，加上向亲友的借贷，凑足了大约一万六千英镑，才能让蛇头安排他们辗转来到英国。他们多数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欧亚大陆，路途曲折。他们经常需经水陆各种途径，路上必须更换护照和身份。他们都明白可能付出的代价，也知道远行身负的重担，但仍选择了踏上这条路。　　多佛港悲剧导致九十三位父母亲失去了儿女，三十四名男女失去了伴侣，六十八个孩子失去了父亲或母亲。　　而英国社会对多佛港悲剧的反应，就像当时杂志社办公室里同事的反应一样：漠然的震惊。社会对移民群体的缺乏认识和无知，反映在大众和媒体对多佛港悲剧的充满偏见的分析上。而所谓英国的“华人社区”（一个虚构的概念）展现的，只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和阶级歧视。那些不代表劳工阶级的“华人社区”组织和领导们，纷纷与多佛港悲剧划清界限，好像五十八名中国人的死亡是工人和农民的死亡，与己无关。　　我自此时开始探究中国移民劳工的背景和他们在英的生活。在接下来几年中，我走访了移民劳工的许多工作场所，从加工厂、电子厂到成衣厂、农场等。我发现，移民劳工的生活世界，是英国社会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底层的世界。这个地下世界供应着主流英国的每日所需，是一个庞大的、隐形的生产线。在这里，在主流英国已经成为历史的“血汗工厂时代”仍旧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英国的许多工业部门仍然多依赖血汗工厂——也就是依赖移民劳工——的运作。　　在这个地下世界里，劳工没有身份，没有权利，没有声音。他们多从事本地工人不愿从事的行业：低薪、危险性较高、无前景的工作。他们的薪资标准是本地工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时，他们的基本人身安全完全不受保障。他们的伤亡率比本地工人要高。虽然国立健康安全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在理论上表示，所有劳工，不论国籍和身份，都受到健康安全法规的保护，但事实上，无证移民劳工的死亡，经常是没有记录的。　　首先，我发现了一位中国劳工张国华的不幸过劳死，它竟是一个秘密——不仅是英国社会的秘密，也是“华人社区”的秘密。循着张国华的足迹，我开始探索这剥削的锁链。　　在张国华之死尚未得到社会的响应，而且多佛港遇难者家属尚未得到任何赔偿之前，又一个震惊英国的悲剧发生了。在莫克姆湾，二十三名在海上拾贝的中国劳工因工头罔顾涨潮时间，而溺毙海上。对英国社会大众来说，莫克姆悲剧造成的冲击更直接、更剧烈。二十三名为人父母的中国移民，他们为来英负债累累，在英国的土地上从事廉价劳动，以他们的血汗试图改善生活。他们无法享有任何基本权利，健康安全完全不受保障，在劳动中失去了宝贵生命。而他们一分赔偿也没有得到。英国国家工业伤亡赔偿局表示：“这些劳工是非法移民，因此国家对他们没有责任，无法赔偿。”　　今日，全球化的论述已成为最热门的市场语言，全球资本不需人类的面孔，即可在一触指尖之际周游世界。跨国企业之间金融的流通，从不需受制于国界的管制。然而，全球化仅仅带来了资本的自由，人民，上千万寻求生存、寻求庇护的劳工，也就是没有资本的人， 却从未能拥有这种行动的自由，也从未被给予机会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没有资本的人，甚或连仅仅存活的机会都未被给予。　　莫克姆湾悲剧提出了许许多多尚未被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英国媒体仍将疑问的重点放在人贩子和偷渡犯罪组织上。“华人社区”仍多抱持漠然态度。此时，我更进一步想了解移民劳工二等社会地位的制度性。我在此时走访了各行各业包括餐饮业和建筑业的许多中国劳工。他们之中，许多餐饮业的劳工正因移民管制的紧缩，而被迫进入街头买卖行业以及更为地下的性产业。　　此时，我仍仅是一位观察者，采访时，总是以记者身份被介绍。在被采访人的眼中，我是在做一项工作，有一份任务，而他们在尽力地配合我。作为观察者，我是“外人”。采访总在预定的时间，尽可能理想的地点进行。时间到了，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直到（如果有可能）下回再次进行采访。我发觉，当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观察者的位置时，距离可能造成你失去真实性。　　一次，在采访期间，一位在餐馆厨房打工的中国人这么问我：“你自己如果不曾亲身体验过，怎么能真正了解这种生活是怎么过的？”　　那是我头一次想到暗访的可能。我认识到，我必须循着移民劳工的足迹，走他们踏过的在英寻职路途。我知道，我必须站在他们的社会位置上，才能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和认同，他们真正的处境。我必须成为一名移民劳工，来深入了解这种生活是怎么过的。在两个月的准备后，我开始尝试这个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方法。我询问编辑的意见，也走访了伦敦中国城的中介公司，并向正在打工的几位中国移民寻求证件方面的建议。最后，我从伦敦一名中国建筑工人那里取得了一份IS96档，也就是移民局过去发给特定政治庇护申请者的临时工作许可证（自二〇〇二年，政治庇护申请者已无权在英工作）。这份文件属于一位二〇〇一年入境，名为陈敏的中国人。他／她（性别无记载）的文件，已被许多中介人复印无数次，以每张五十镑的价钱卖给无数的移民劳工。这名建筑工人告诉我，这张纸（俗称难民纸）在许多高度依赖移民劳工的行业里都能使用。　　接下来，通过伦敦的一名中国人，我取得了诺福克郡塞特福德城的一名工头林先生的电话。这名华人告诉我，同郡的金斯利镇有一位同姓的工头，我只要说是他推荐的，塞特福德城的林先生便不会有所怀疑。拿起了话筒，我开始了与林先生的首次交谈。“我是金斯利镇的林先生介绍的，”我自我介绍说，“我来自中国河北省，学生签证已过期，现在急着找工作。”“我们这里有工，供住宿。”他十分自信地说。　　林先生约我在伦敦维多利亚巴士车站与他会面，一同前往塞特福德。这就开始了我的暗访之路。在塞特福德的肉类加工厂之后，我也去了英格兰中部的葱场和书厂做了暗访，然后到伦敦中国餐馆冒充推车服务员，做了一周的暗访，之后去了北伦敦当家庭保姆，最后到了北部、中部和伦敦的数家按摩院，冒充保姆七周，暗访性产业。　　每次暗访工作结束、卸下我的伪身份后，我会告知曾与我同住、并肩工作的中国移民我的真实身份以及暗访的目的。已成为朋友的他们，自然反应强烈。多数人虽讶异，但表示认同暗访的目的，并主动与我保持联系，因此，我们之间能建立长久的友谊。特别是离开塞特福德后，一位同房相处多日的中国天津人特别热心地提供消息，并经常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也在他的工作上尽量提供帮助，后来他到伦敦工地打工期间，我曾为他向工地老板讨回工资。　　不过，暗访作为新闻调查的一种方式，不能不考虑它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毕竟，暗访是以使用伪身份为主，以伪身份进行交流，当然是一种欺骗。这种层次上的欺骗，应只能在正当的最终目的下进行。暗访报道的最终目的，应是揭发社会弊端，以有助于公众利益。就如德国著名的调查记者刚特·瓦尔拉夫（Gunter Wallraff）所说：“我要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

不仅是道德正当性的问题，暗访工作也牵涉到如何平衡客观目标与主观投入的问题。最近的一次暗访，让我特别体验到调适自己的必要。在性产业里伪装成一名无证无身份的、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保姆“小云”，与移民性工作者日夜相处，在感情上的投入自然特别多。当自己扮成为单亲妈妈小云，为子女出国打工，同时面对最弱势的女性移民劳工，眼见她们在性产业里的拼搏，自然地会付出感情，就像真正一位同事和友人一样，内化了周遭的一切，成为她们的一员。此时，我不再是位观察者，而已成为参与者。

同时，在性产业环境中，人身安全的危险性要比其他行业高。暗访期间，我经常受到业主的压力，要求“帮忙接客”，拒绝这种要求致使我成为老板的欺压对象。这种每日的煎熬，每分钟对自己情绪的压抑，造成我在暗访期间精神消沉；但我未能去面对自己情绪上的改变，在工作日记里，仍习惯去记录性工作者的劳动生活和周围的点点滴滴，而未能记录下自己的情感。

由于未能得到适当的舒解，情绪更加低落，特别是到了第三周，感觉自己难以克制情绪低潮，需要个人的空问，来逃避业主的精神虐待和工作场所里压迫的气息。经常，我锁上浴室的门，好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而老板总会在五分钟之内用力敲门，喊我出来，要求我回到工作岗位。

此时，我发觉我成了“小云”。当然，因为我戴上了小云的身份，被当作“小云”来对待，一位非法移民，没有资本，没有选择行业的余地。我深深体会到制度施加在“小云”身上的一切。我承受“小云”的痛苦，而且已无法将自己和“小云”分开。

尽管如此，我知道在最后一刻，也就是我走出这工作场所的那一刻，我可以永不回头地离开，离开“小云”。“小云”不像我这么幸运，正如德国调查记者刚特·瓦尔拉夫暗访期间使用的伪身份“阿力”。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劳工阿力就不像刚特．瓦尔拉夫那么幸运，他无法逃脱他作为“二等人”的命运，必须在那地下世界拼搏下去。在阿力身上，刚特·瓦尔拉夫看到了德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它的虚伪和统治阶级意识的残酷。他说，他看到了民主制度之中的种族隔离。而在“小云”身上，我见到了成千上万名移民劳工的奋斗和牺牲，也见到了这个制度里默许的、被剥夺了尊严的次等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