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能查证的，我的家世最远只能追溯到我的祖父辈们，他们是罗德岛的奴隶，属于一个叫诺瑟普的家族，他们中的一支搬到了纽约州，在伦斯勒县的一个叫胡西克的地方定居了下来，我的父亲明图斯·诺瑟普也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这家的主人去世时，他在他的遗嘱里给了我父亲自由，那大概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亨利。诺瑟普先生，是桑迪希尔著名的律师，多亏了他，我才重获自由并和亲人团聚，他是诺瑟普家族的人，我的父辈们从前是那个家族的奴隶，我们的家姓也是由此得来。因为有这个渊源，他才为我的事情奔波效力。
我父亲获得自由后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我们住了若干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之后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靠近一个叫斯来伯勒的地方，他在克拉克·诺瑟普农场里干了几年，那是他前主人的亲戚。之后他在莫斯街的阿尔登农场干活，那里离桑迪希尔村不远。再后来他搬到另一个农场，它现在的主人是罗素·普莱特，农场坐落在通往爱德华堡和阿格尔的路上，在那里他一直住到他去世，那是1829年11月22日。他去世时留下了我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哥哥约瑟夫和我。我哥哥现在还住在奥斯维格县，靠近那个同名城市。我母亲在我为奴期间去世了。
我父亲虽生为奴隶，大半辈子辛劳工作，承受许多我们这个不幸的种族要承受的艰难，但他勤奋诚实，许多熟悉他的同辈都这么评价他。他一生务农，与世无争，除此之外j没干过其他非裔人常干的苦役。他想办法给了我们良好的教育，这是平常我们这种情形的人享受不到的。通过勤奋和节俭，他积攒了一些财产，让他有资格获得选举权。他常向我们讲述他的过去，虽然怀念为奴时主人对他的温情善意，甚至对他们抱有好感，但他无法理解奴隶制的存在，为自己的种族被贬低感到悲伤。他努力以道德来教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坚信上帝，相信上帝平等地对待自己的造物，无论出身高贵或低贱。在那遥远病态的路易斯安那州，多少次当我躺在奴隶窝棚里，身上承受着残酷主人无来由鞭打的疼痛时，我想起了父亲的教诲，我多渴望能死去，躺在他的墓穴里，让它庇护我不再受到压迫者的鞭打。我的父亲度过了他卑贱的一生，认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如今躺在桑迪希尔的教堂墓地里，只有一块简朴的墓碑标示出他的所在。
在我父亲去世前，我一直跟他一起在农场干活。闲暇时间，我要么读书，要么拉小提琴。拉琴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乐趣，也是我后来最大的安慰，不但给那些跟我有相同不幸命运的人带来快乐，也让我得到消遣，不至于让自己沉浸在痛苦的命运中不能自拔。
在1829年圣诞节，我跟安妮·汉普顿结了婚，她是个住在我们家附近的混血女孩。我们的结婚仪式由提摩西－艾迪主持，他是爱德华堡镇的地方法官，现在还是那里的知名人士。安妮在桑迪希尔住了很长时间，曾给老鹰酒馆的老板拜德先生干过活，也在塞勒姆镇的普鲁迪特牧师家里干过。那个绅士多年来一直主持塞勒姆镇的长老会，其学识和虔诚远近闻名。安妮还时常感激地怀念那位老先生对她的善意和忠告。安妮讲不清楚她的家世来历，但她身上有黑人、白人、印第安人的血统，也说不清哪种血统更突出。这三种血统的混杂给了她一种独特、讨人喜欢的面容，很不多见。她看起来有点儿像那种带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人，但又不完全是，我还忘了说明一点，我母亲就是那类人。
结婚时我刚过法定的成年年龄，几个月前的7月刚满二十一岁。没有了父亲的帮助，要养活妻子，我决定勤奋工作，尽管有肤色障碍，自知身份低微，我仍然憧憬美好日子的来临，到时我将会拥有某个小小的居所，几英亩的土地，作为对我劳作的回报，这些将给我带来幸福安乐。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对我妻子的爱一直是真诚的，从没减弱；只有那些对孩子的爱有增无减的父亲才能体会到我对自己孩子的感情。我觉得这点有必要让读者了解，以便他们在读到我后来的经历时能理解我的痛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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