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用了三种不同的叙事。
第一章初稿于1990年代，借“伯父”“伯母”写了我的父母。2013年我父亲去世，改为“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生活月刊》。
李小林老师看到此文，希望我继续这个题材，“肯定有内容写，即使稿子长也没关系”。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2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终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2015年第五期专栏“说吧，记忆”）。这次付梓，添加父亲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成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不大愿意出门，去任何的地方，她都会想起我父亲，情绪很差。这段时期我常常问及往事，陪她翻看那些老相册（她不能再看父亲的近照），旧影纷繁，总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直至有一天，我请她以这些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90岁的老人，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摆在眼前的图文，记录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也使得本书的前两章，出现了“未完成”状态，显露了更复杂的对照。我几次提议是否可整理成书，她一直犹豫说，是给自家孩子们看的，是个人的私事……这部分以“口述实录”整理的文字，是本书第三章。
开头写到父亲与“堂兄”关系、提篮桥细节，到了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就是另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共同被捕的，“堂兄”也不瘐死于监房，而是在宪兵医院跳楼就义，关押父亲的地点，不在提篮桥，是北四川路宪兵监狱（大桥公寓）。1940-1950年代，父亲数度入狱转狱，在母亲回忆的1950年代初，竟然他也在这座著名监狱短暂工作，因此前篇我笔误“提篮桥”，仿佛就是“言说与记忆”的某一种梦魇。包括母亲登上火车，被大舅拉回去关在家里一个月，也只有进入到她老人家的叙事范围里，才有更生动的演绎……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但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我备感震惊的细节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近期，看他1942年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有所了悟——我当年强调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这些内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亲在她的青年时代，曾也和我当年那样，早起晚归，终日劳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
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意味深长的词语重合。比如“浙西”，他们先后见到来自这特殊地方的人员；先后在不同时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流连；在1938年杭州“国军”军训，或1950年华东军政治大学期间“打绑腿”——那些遥远的黎明时刻，天刚蒙蒙亮，他们先后在催促声中匆忙起身……我则是要延续到更晚的1970年，一般是半夜一两点钟，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紧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队报数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时闪动信号弹的蓝光——这都是苏联特务潜入边境所为吗，但我们始终扑空，后据说终于有人找到了一种（空投？）定时发射装置……在无数黎明前那些难忘黑幕里，我们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绸一样的热气……
P341-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