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禁欲的年代，曾广贤因为无知和恐惧，错过了向他大胆表白的少女，但活跃异常的欲望煎熬，还是让他蒙着眼睛进入仰慕的女人房间，什么也没有干却被诬告成了强奸犯。狱中十年，他隔着铁窗似乎获得了坚贞的爱情，但出狱之后又成镜花水月……

曾广贤为何后悔了三十年？

华语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东西授奖辞：

出版于2005年度的《后悔录》，书写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并在新的叙事难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的辩护和注释。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和叹息。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后悔录》获北京《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文艺类图书奖，获华语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四十四集电视连续剧《爱你一生》2015年5月湖北卫视黄金时间独家上星播出。

序

第一章 禁欲

第二章 友谊

第三章 冲动

第四章 忠贞

第五章 身体

第六章 放浪

第七章 如果

东西创作年表

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

那时候，我长着一头卷发，嗓音刚刚变粗，嘴边还没长毛。“嘴巴无毛，办事不牢。”我爸曾长风经常这样告诫我。那时不像现在，有许多解闷的玩意，什么电视机，什么网络统统地还没有，茶馆也取消了，街道萧瑟，没有咖啡厅、舞厅，更不可能有什么桑拿按摩，就连门市部都很稀少。我们除了上学，开批斗会，就是搞大合唱，课堂上没有关于性的内容，就连讲话都很少涉及器官。你根本想不到，我性知识的第一课是我们家那两只花狗给上的。

那是个星期天，两只花狗的屁股不幸连在一起。它们站在仓库门前的阳光下吐着舌头，警觉地看着我们。我爸拉过一张席子，把狗拦住。我和于百家拉起另一张席子从后面合围。两只狗就这样被圈定，一个正步走，一个倒退着，在席子圈出的地盘打转，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吟。于百家兴奋地喊：“快来看呀，五分钱一张门票。”紧接着就有人从仓库跑出来，先是于百家的父母于发热和方海棠，其次是赵老实和他的老婆陈白秀，他们来到席子边，张开不同形状的嘴巴，露出白的、黄的、黑的牙齿，个别人笑得口水都流出了嘴角。狗被越来越多的人惊吓，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脚步混乱。公的沿着席子转圈，母的倒退不及在地面拖出爪印，连续拖了几圈，爪印就像田径场上的跑道。

你可能不知道，在那个特别时期，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想找点乐子比找钱还难，所以大家都露出了笑容，好像要把存款在这一天里连利息都花光。不瞒你说，笑得流口水的是我爸，皮笑肉不笑的是于伯伯，捂住嘴角的是方伯妈，赵大爷张开两排黑牙，陈大妈笑出了泪花……就在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赵山河忽然从仓库滚出来，板起脸：“爸，妈，你们被利用了，也不看看糟蹋的是谁家的席子？”

赵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起笑容，但他们的表情却像失灵的刹车，怎么收也收不住，这让赵山河很没面子。赵山河是赵老实的女儿，当时在郊区的兵工厂生产子弹，人长得像个皮球，圆圆的鼓鼓的，特别是那个胸口，撑得在百货大楼都找不到合适的衬衣。我爸厚起脸皮：“山河，大家都快憋死了，就当你搭个舞台，请街坊看戏吧。”

“你干吗不拿你家的席子来搭舞台？”

“难道这狗不是我家的吗？我免费出演员，晚上还得给它们加伙食，最吃亏的我，不是你的席子。”

赵山河伸长脖子，瞥了一眼席子里的狗，“扑哧”一声笑了。她终于放下架子，和大家笑成一片，嘴巴开得比赵大爷的还大，甚至连身材都笑弯了。她的哥哥赵万年这时正好骑着单车回家，看见赵山河笑得那么放肆，脸像刷了黑漆，一手叉腰，一手把各位的脑门点了一遍：“你们太不像话了，这是低级趣味，是要挨批斗的！”

赵万年是第五中学的校长，著名未婚青年，他连“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都讲不清楚却当了校长，不能不说是沾了“工人阶级”的光。他凶狠的口气吓得大家的脸都有些白，扶住席子的手一只只离去，最后席子再也没有支撑，哗地倒在地上，两只狗一览无余。赵万年摊开手掌，大声地：“拿棍子来。”我跑进仓库，拿出一根木棍。赵万年抓过去，朝两只狗的连接处狠狠一劈。狗们发出悲痛的喊叫，瘸腿跑向马路，它们的脚步出现了奇迹，正着走的和倒退着的竟然步调一致，像是有人在给它们喊“一二一”。它们连跑带拖横穿马路，一头撞到迎面驶来的公交车上。车的挡板立即凹陷，那个以肉击铁的声音响了好久。车轮碾过它们的身体，挤出它们的血和肠胃，但是它们的臀部紧紧粘连，就像两张扯不开的薄饼贴在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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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

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