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新：对，13岁的时候恰恰是人格成长中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我性格当中有一些女性的敏感，这跟我后来考戏剧学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缺乏一些男性的粗线条，这是直到我结了婚生了孩子，经过社会的艰苦磨炼，才给磨炼出来的。
星期日：父亲早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骆新：我知道什么叫贫困。跟同龄的孩子相比，我的家庭状况是最糟糕的，也几乎不穿新衣服，我母亲当时在机关里工资比较低，我父亲的比较高，他死了之后马上就家道中落，和鲁迅所说的特别像。
星期日：这个前后比较是非常明显的。
骆新：非常明显。还有一点明显的就是，我从小为什么对很多情感比较敏感，因为我那时发现寡妇门前真是是非多。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年纪不大，40岁不到，所以会有一些男人上门来骚扰，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没有能力去反抗。
星期日：但是你內心很愤怒?
骆新：我的内心非常气愤，我有时候会自个儿在一个小屋里拿把木头刀，说谁要再来捣乱我就拿刀去砍他。这种不平之气从小就特别明显。
星期日：这些不平之气都在心里?
骆新：都在心里，没有人诉说。
星期日：母亲会跟你表达她的委屈吗?
骆新：不太会，经过“文革”的人都比较坚强，他们都不太说，好多事就自个儿一个人忍了。我母亲偶尔会跟我说起，但是大部分时候，为了让我们兄弟俩好好去上学，不太愿意跟我提这些事。
星期日：你在家里是老大，父亲去世了，你是否要承担很多家庭责任?
骆新：当然了，为了挣点钱我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那时我想挣点钱贴补家用，可不知道干什么。邻居中有一个姓赵的师傅，在我们院门口修自行车，手艺很好，他对我说：“寒暑假没事的话你来跟我学修自行车。”我听他的话，假期里都抽时间去。我家住在北京二环一个拐角的地方，那边总有坏的自行车，我在那里看着，心想这修车生意还真好。可是真干起来就不行了，经常被客户臭骂一通。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有人喊：“老赵你找了个什么人，这个是你徒弟啊?”“滚蛋，叫你师父来!”我老是被他们轰来轰去的，觉得脸都红了，其实我想跟他们说我不是修自行车的，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呢，可我不好意思说。
星期日：这些感受是很细腻的。
骆新：是的，受到了社会上各种白眼和嘲讽。我修得不好，稍微慢一点，补胎的时候要把外胎弄下来，手上没劲是不行的，我当时确实是没劲，那人就特别生气，在那儿骂。我心里可难受了，我想我怎么那么笨。之后我回到家里就开始练铁砂掌，希望手劲能大一点。还真别说，修自行车使得我手的力量比一般人都要大。补了一段时间，也挣了点钱，我发现赵师傅并不是让我帮他去挣钱，他是想用这种方式给我家钱，到今天我都特别感谢他。
星期曰：自尊感是很强的，如果直接给你钱，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
骆新：那肯定是，我们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后来家里条件到我高中时稍微改善了一点，因为母亲再婚。
星期曰：家里有一个男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他能承担父亲的角色吗?
骆新：我不太愿意跟继父去要钱，我还是愿意自己去挣点钱。我觉得和他有点生疏。继父是北京旗人的后代，所以生活习惯上和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跟他隔着一层。我对人群的疏离感是我从家庭內部就开始的。
星期曰：那少年时期在家庭里面，是不是觉得很孤独?
骆新：很孤独。我到今天都还存活在孤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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