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仁雍珍印象记
我接到从遥远的边疆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还夹着一朵玫瑰花。藏族小姑娘慈仁雍珍在信上写着：叔叔。你还记得这玫瑰花么？我们曾在它的花丛前照过相哩……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
在金黄色的秋天，我骑马从昌都出发，翻过几座雪山，走过辽阔无限的草原来到巴塘，借宿在藏胞家里。
这家的主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孙女。老太太头发已经斑白，背有点驼，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有事没事，她总喜欢和我摆摆家常。开头一句，总是说：“今天过这样好的日子，全托毛主席的福。”一谈到过去，又总是“唉、唉、唉”的几声叹息，跟着眼泪就刷刷地落下来了！
这里被称为“康藏高原的江南”，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盛产各种水果。家家有果园，户户有花坛。谁能想到雪和草原的家乡，还有这样迷人的地方。
但是景色虽美，藏族人民过去的命运却很悲惨！
十多年前，老太太的儿子被拉去支差，背着一驮驮的货物，翻过重重雪山，走过漫无边际的草原，杳无音讯，不知死活。儿媳妇长得很有姿色，被管家奸污了，然后被用刀子戳死。老太太忍饥受冻地熬着，抚养着孙女。青稞成熟了，一箩箩背进喇嘛庙；苹果成熟了，一筐筐送进喇嘛庙，仅有的一点酥油也拿去点佛灯了。家里吃的只是清水野菜。就这样，她们熬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1952年，解放军没有进驻巴塘之前，小慈仁雍珍得了肿病，命在旦夕。这家人眼看就要断根了！可是救命恩人来了，解放军的医生给慈仁雍珍治病，打了针，病就慢慢好了。老太太给我说到这件事情时，激动得哭了。这时慈仁雍珍嘴里唱着“东方红”放学回来。她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老奶奶说她和妈妈长的一个模样：乌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俊俏的脸。她看到奶奶噙着泪花，就知道奶奶给我讲了什么。也许为了叫奶奶高兴些，她说：“解放军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花坛上的玫瑰枯死了，好几年都没有开花。解放军来到巴塘，突然下了一场大雨，玫瑰也像我们一样得救了。第二年就发出了嫩芽，花越开越艳，越开越旺。”她说：“让我和解放军叔叔在花前照个相吧。”我高兴地答应了。
此后，我很长时间生活在她们中间。老太太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有一次我病了，老太太真像慈母般地照顾我，怕我吃不惯糌粑，特地借了一点米给我煮稀饭吃，天天坐在我床边，念叨着什么。慈仁雍珍小妹妹则天天给我在枕头边放些义红又大的苹果。
月光从门缝里透进来，照在枕头上。晚风送来了玫瑰花的清香。四周是一片静谧，只有亭亭玉立的果树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曳；紫红色的苹果在月下银光闪闪。我想着老太太慈母般的抚爱，想着她们过去痛苦的是生活……
现在，我看着遥远的来信，看着这朵玫瑰花。我像是闻到幽香，看到它鲜艳的色彩。
现在，西藏已经真正新生了，藏族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他们要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枷锁，彻底摆脱农奴制度，和祖国各族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让玫瑰花开遍喜马拉雅山，开遍雅鲁藏布江两岸，开遍辽阔的草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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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有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辽阔的中华大地闪耀着斑斓璀璨的多元文化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成为新中国国家整合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制定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为了正确执行这一政策，推动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组织大批学者和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参与者有诸多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有大批民族学者、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其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的丰富资料，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电影记录手段，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制作完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有《黎族》《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大瑶山瑶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鄂伦春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西藏的农奴制度》《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僜人》等20余部。这些影片系统地记录和复原了我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依据。
这批纪录片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志电影特色的新片种，为后人留下了反映那一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第一手资料，是我国多民族影视文化的宝贵遗产。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佤族》《凉山彝族》和《黎族》等影片后说：“搞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拍这样的片子是对世界的贡献”（《光明日报》，1987年2月25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纪录片的吸引力经久不衰，也深得国外同仁们的肯定与赞赏，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志纪录片是极有价值的，它丰富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影视文化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珍贵的民族志纪录片，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将愈益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前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曾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保存与影片有关的文字档案，应将这批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提纲、分镜头本和影片完成台本选编成册，出版发行，以便于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研究时参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秋浦和民族学研究室主任詹承绪，副主任曹成章、满都尔图，研究员吕光天的积极支持鼓励下，杨光海等前辈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编选出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这项工作，开启了收集整理中国民族志电影文献资料的先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批民族研究机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的文博部门、电视台甚至个人，为了科研、教学、旅游、文化宣传的需要，投入了民族志电影的制作和研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志影像的关注。在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要建设文化强国，我们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在云南省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积极策划了这套“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旨在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和民族志摄影的成果，使之以纸质载体的形式流传于世，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民族纪实影像书系”出版之际，我们深情怀念最早提出编写本丛书想法的已故汪宁生教授和刘达成研究员，并向当年开创民族志影像的先驱者，谨致谢意！
杨光海先生是新中国民族志影像的开创者，有“中国民族志电影第一人”之称。
他15岁从事影像之业，20岁时以勃勃雄心要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留下远去的背影。从1952年到1995年，以摄影师和导演的身份，拍摄了40余部民族志电影纪录片，并为佤族、苗族、白族、傣族、瑶族、畲族、黎族、藏族、彝族、独龙族、纳西族、基诺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苦聪人（拉祜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他40多年走过的地方，有的至今仍是令人魂牵梦萦的处女地：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是为半个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留下永恒的社会记忆。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收录了20多部其拍摄的影像，旨在发掘、收集、整理、研究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和民族志摄影的成果，使之以纸质载体的形式流传于世，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需求，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镜头中的民族记忆》收录了20余部杨光海拍摄的影片。这些影片系统地记录和复原了我国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为当时党和政府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为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提供了形象化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