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荃有采访、编著的《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一书，书中的架构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经线，串起自20世纪30年代“传主”开始涉足音乐艺术直至21世纪之初的艺术、学术生涯；以音乐艺术的学习、初步为业，到音乐学术的涉足、起步，再到深入学术研究之后对学界、学人、学问、学科诸方面的深入思考，以此不同的史事、学事的范畴为纬线，架起阶段性的叙事平台。由经纬线的交织构建起全书的叙述框架，以便于读者把握文字间的脉络。

陈荃有采访、编著的《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以编著者在2015年上半年对冯文慈先生数月的系列访谈材料为主，兼采由先生提供的部分手书资料、刻印材料，通过专题归类，共分为10章约24万字的篇幅，从冯文慈青少年时代开始音乐的学习，到专业音乐的发展历程及学术之路、学术感悟，其中随文安排约80幅的历史图片。本书适合从事中国音乐史、音乐口述史、现当代音乐发展、音乐教育、现代音乐家研究的学者使用。

第一部分 踏入音乐艺术及学术的门槛

 第一章 从热血青年到音乐学子

一、懵懂的习乐少年和自始至终的热血情怀

二、窘迫之下报考了师大音乐系

 第二章 随院校调整重组而致的丰富经历

一、留校做了一名身兼数职的青年教员

二、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深刻“记忆”

三、“北艺师”“北艺”阶段的经历

四、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的初期

 第三章 特殊年代里难以忘却的记忆

一、学院在动荡之初的教学

二、“军粮城”的特殊时期

三、回城了，大家可以做些音乐的事儿

第二部分 中国音乐史学——我的最终选择

 第四章 涉足音乐学及于史学领域的点滴收获

一、逐步涉足音乐学专业

二、王光祈论著选集及《中华文明史》的推出

 第五章 在“音研所”的两次编史经历

一、第一次进入“音研所”

二、十多年后再入“音研所”

三、两度编史的收获与感悟

 第六章 对朱载堉相关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一、开始涉足朱载堉相关问题研究

二、由此述及对律制问题的看法

三、对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些评价

四、关于点注本的编辑出版问题

五、将朱载堉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六、点注工作带来的其他收获与触动

七、对朱氏律学成就之外成果的认识

八、对所倡导概念的释解

九、对纪念活动所发布《函告》的批评

 第七章 有关中外音乐交流的认识与评说

一、从事“中外音乐交流”研究的缘起

二、对《中外音乐交流史》“结语”的相关说明及观点申述

三、对于音乐交流史研究材料及方法的认识

四、治学所感及对《中外音乐交流史》的自我评价

五、关于音乐史断代的相关问题

六、对后人从事此领域研究的建言及出版问题

第三部分 学术理念与人生情怀

 第八章 在音乐及学术旅程中所遇所感之师友

一、北师大与北艺（师）时期所遇的师长

二、“音研所”编史及中国院初期时的同事

三、在中国音乐史学会成立初期的所历所感

 第九章 如何成了“畏友”

一、朋友间的交往及“和而不同”

二、认为挚友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对杨著《史稿》的“择评”

四、对学界其他人与事的评价

 第十章 对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

一、由己推人：音乐学人才的基础教育

二、共和国初期的音乐学学科及人才培养

三、中国院建院初期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四、恢复招生初期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及科研

五、音乐学专业的人才特点及培养

六、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特点与治学方法

访者余论

 一、关于“冯文慈们”的价值与采录的紧迫性

 二、关于“口述史”与“口述史料”

附录

 附录一 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学术之路述略

一、忧患与激情并存的青少年时代

二、在曲折与磨砺中走向成熟

三、勤奋且“随缘”的学者

四、尤值珍视的宝贵遗产

结语

 附录二 冯文慈年表

后记

一、懵懂的习乐少年和自始至终的热血情怀

陈荃有（以下均简称“陈”）：

这次主要谈一下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学音乐，再到北师大音乐系学习的经历。按今天的话说，您当时上的学校都是“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但这些学校基本是偏重文化课而非艺术教学的，您刚开始是怎样接触音乐进而决定以音乐作为专业的？

冯文慈（以下均简称“冯”）：

我上南开小学是1932年入学，那时南开小学刚刚开办不久。张伯苓先办南开中学，后来办大学以及女中。在天津所办的南开，小学是连着女中、初中，再过来是高中部，大学离得远一点，就已近乎郊区了。其实南开中学、小学也近乎是在郊区。那时人不多，我们上学时很小，都是自己走，没有家长接。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汽车，富裕的家庭顶多有人力车（接送）。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境还好，我和我两个姐姐有一个固定的人力车来接送，但是只持续了一年就没有了，家境也不行了。就南开的整个系统来说，张伯苓是最重视体育的，他靠着游说、捐钱来办学校，后来听说在新中国时期他没有得到重用，人们分析可能是因为他做过国民政府的参议员，虽然周恩来是南开出来的，但是南开没有怎么宣传。其实抗战前，南开是宣传抗日最得力的，所以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就把南开炸了，南开大学如何不清楚，反正在我上学的地方，南开初中几乎被夷为平地了，女中、高中、小学得以幸免。天津沦陷是到了（1937年）7月29日，月底左右，当时我们家大家族四十来人，上南开的我父亲这一支的是三个：小学我和我姐，还有另外一个姐姐上女中（初中）。还有_个堂兄是高中。当时传说敌伪政府来了，就要检查，谁在南开上学，谁倒霉。当时我们成天在厨房里烧书，烧了大概三天，就把所有和南开有关的教材、笔记本之类的都烧掉了。我好像还在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这件事。我那时候家庭已经比较困难了，好不容易花四毛还是几毛钱买了一顶制帽，也把它烧了，新的帽子，觉得很心疼。后来的情况当然没那么严重，南开学生很多，逮捕也没那么多地方关学生，就是市民的恐慌吧——说明日本鬼子最恨南开。所以天津沦陷以后，南开就停办了，我们后来路过自己的母校，看到有些校园住的日本兵。说到学音乐，张伯苓重视体育，我们小学就有一个400米左右的跑道，旁边还有一些体育设施。我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只要天气允许，都会踢足球，那个时候体育活动主要就是足球。场地合不合规格不知道，跑道里面是足球场，操场的一边是直行的100米跑道。但是到了“七七事变”后南开一停，我上的私立小学就不行了，私立小学就是一个大院子，课间休息只能踢一踢毽子。

P4-5

回想一下，策划、采访并编著此书，初始乃具些许受命之促动。在2015年的1月份，时接中国音乐学院赵为民教授的电话，称冯文慈先生有意合作编写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的著作；随后又接冯文慈先生的夫人俞玉姿教授的电话，谈到了一些冯、陈合著音乐史书的具体想法。抱着嗅重且惶恐的心态，在1月20日左右，我赶往冯先生位于京城朝阳区安翔北路的家中，’具体了解、商讨相关著述的事情。之后是阅读由冯、俞两位先生所提供的初步的书谱资料，思考这种设想下所推出著作的可行性及学术价值。经过了半个多月的阅读、思考，加之对中国音乐史学科已有的关注，我“否决”了两位老人的既定设想，而逐步生发出其他的“合作”思路来。农历乙未年的大年初三，我与夫人登门给两位老人拜年，顺便将这种种设想的根据、缘由与先生促膝沟通。同时，向两位先生提出了新的建议：其一，希望通过一定时段内的持续访谈，编著一部信息比较充分的具“口述史料”意义的著作，名之“访谈录要”；其二，将冯先生编著于1959年和1985年的两部油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古代音乐史的教材初稿做整理、注释，以求正式出版，名之“未刊著述二种”。借此两部书著，为学界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现当代音乐及音乐史学史的资料。

为何会给两位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言呢？

作为我国现当代音乐学术界知名的专家，数十年来，冯文慈先生以自己开阔的视野与睿智始终在思考学术、构建学科、勤耕学苑，为音乐学术领域做出了对于朱载埔及其律学的研究、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研究、学术批评的大胆实践等大量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冯文慈先生是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跨世纪”音乐学人：他一生历经战争年代的激情抗争，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求学与就职，共和国初期短期办学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的全程见证，两度借调“音乐研究所”编撰史著，中国音乐学院的建立与初期活动，乃至于“文革”阶段及恢复高考招生初期高等音乐教育的种种情况，他都作为参与者亲身经历或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在音乐学界不断提出“重写音乐史”，且愈加重视对于20世纪音乐史事资料搜集、整理的情况下，冯先生丰富的人生道路与学术历程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至于由冯先生编写、刻印于1959年9月的《中国近代音乐史》（讲授提纲），由于属最早的一批在“音研所”集体智慧下分化而出的成果，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史学史需要关注的材料；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央音乐学院为音乐学系专业课而选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论著曲谱选》（上册，1980年12月；下册，1982年7月），以及随后调回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时为教师进修班编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初稿），虽然距今已有三十多年时间，但作为学术重建初期推出的理论成果，今日重读仍可感其四溢的智慧。这几册因历史原因、经费原因和作者的低调态度而未能及时出版的著述，对今天的学术建设来说，其价值与意义不可小觑。

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冯、俞两位先生的理解和认可，也得到了赵为民教授的肯定和支持。之后，就是历时半年多的忙碌一阅读相关资料以编制采访提纲、坚持每周一个下午的相约与访谈、记写录音材料并予以信息查核、搜集相关的资料以备书稿之需、按照既定构想编辑混排、对文稿中涉及的各类问题进行标注、撰写衔接书稿不同板块间的按语、编制附录于书末的年表目录、各板块初稿听取两位先生的意见等等。最终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就是在这样一种流程、情形之下形成的书稿。

本“访谈录”的架构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经线，串起自20世纪30年代“传主”开始涉足音乐艺术直至21世纪之初的艺术、学术生涯；以音乐艺术的学习、初步为业，到音乐学术的涉足、起步，再到深入学术研究之后对学界、学人、学问、学科诸方面的深入思考，以此不同的史事、学事的范畴为纬线，架起阶段性的叙事平台。由经纬线的交织构建起全书的叙述框架，以便于读者把握文字间的脉络。

各章节之内的安排则尽力简洁，以各级标题统领内容之外，访者施以“导语”“按语”以交代背景、梳理思路，利于读者的阅读；访谈过程的行文力求不事雕琢，以追寻采访的现场原貌，这样虽然容易出现文字表达上的“病句”，也只能期待读者的大度了；唯遇口语表达容易使读者误读误解之时，方由采访者行以随文夹注、脚注等注释文字，对相关内容做出适当的解释、延伸；若涉及相对专业或较为冷僻的史事、文献时，则尽力查检原典并予以标明；同时，为适应“读图时代”的要求，更为读者提供珍贵图像资料所计，全书从俞玉姿先生提供的一百余幅图片中精选了数十幅历史照片（注“俞玉姿供图”），还有数位学者提供了多幅相关图片，访者则对访谈场景、所查阅的主要文献等进行了拍摄取图（未署名者）；书后的两个附录拟给予读者概览式的有关“传主”人生历程或专业成就的信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冯文慈先生是在长期患病且手不能书、腿难于行的情况下，纯粹凭借记忆与常年养成的缜密思维来接受采访的。访者虽然尽可能对谈话记录中涉及的史事进行核实、注释，但仍会存在不足甚或不确之处，于此只能以“口述资料”自身的特点来“搪塞”大家了。

应该说，对于“口述资料”的采录编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辛不易的科研活动。通过此次对冯文慈先生学术历程、科研成就、治学理念、学科构划的采录、编写，对于我个人和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极有助益的，希望前后历时一年有余方推出的这部“访谈录”也能够对学界同人有所助益，亦诚望学界同道多子批评。  采访/编著者

2015年12月

这部访谈录的推出有着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故事”。

在访者大约两个月的前期准备之后，自2015年4月3日下午开始进入正式的对话采录阶段，之后无论工作多么忙碌，都基本坚持每周前往先生家中进行半天约三个半小时的采录。其中于5月下旬时因冯先生身体不适，应俞玉姿教授提前来电嘱托，假以访者出差的“谎言”使先生推后了一周的采访。这样，待12次采录结束时f合为三个月后的7月3日傍晚。就在采录工作结束后的又一周——7月10日，先生染疾肺炎，因高烧而入住医院治疗。此后，就是二十多天与病魔的抗争，先生再未走出医院的病房，8月4日上午永别于世。

许多了解此般情况的学友都说，这是一次抢救性的“口述史料”的发掘！但这种略显悲壮的“抢救”还同时叠加了另一重让人唏嘘嗟叹的悲戚：由我所指导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大学四年级（2011级）学生蒋晓雨，她在3月至7月初进行的访谈阶段，始终自告奋勇参与采录，除了一次因班级内的必修大课而缺席之外，其他11次的访谈录音、初稿记录均由她来承担。7月3日傍晚结束全部主要的采录工作，10日下午将采录设备交还于我，中旬她便返乡度假，不想18日的深夜因急性脑出血，于19日凌晨宣告不治。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就这样在刚刚开始燃烧发光时骤然熄灭了。

围绕此项“口述史料”的推出于短期内接踵而至的噩耗，使这项原本普通的学术采录、整理工作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并显得沉重、庄重。

在本访谈录的进展中，除了上述事例之外，冯文慈先生的夫人俞玉姿教授在多数情况下参与了采访过程，协助修订每次采录后整理的文字初稿，尤其是在冯文慈先生病重、病逝的情况下，俞玉姿教授支撑着自己刚刚手术后的虚弱身体，强忍内心的悲伤，继续承担最后三次访谈文字、冯文慈年表的审校工作；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陈怡静参与了数次访谈阶段的录像、录音。并协助修订了部分录音文字的整理稿；中国音乐学院的赵为民教授作为此项工作的协调人和项目的支持者，始终关注项目的进行并给予帮助；任方冰博士为书稿的课题申报、出版协商等事宜尽心尽力；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王红编辑在书稿的出版阶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另外，在书稿的汇编校核阶段，音乐学术界的众多专家成为我不断“骚扰”以咨询的人群，为的只是尽可能保证所涉史事的准确。在此，对俞先生、赵为民教授、参与此项工作的几位青年学人以及众多给予帮助的学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陈荃有

2016年1月

补记：在本书出版的最后时刻，传来俞玉姿先生仙逝的不幸消息。据中央音乐学院李淑琴教授告知，俞先生病重期间仍时时关切此书及另一部相关图书的进展情况，本人记下这段补充文字，是为由八宝山送别先生后的当天深夜。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