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是一部富于文学性、严肃性的学术著作。作者雒青之本着问史、求实、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大视野多角度地论述了敦煌学发展的来龙去脉，并对涉足于斯的中外著名敦煌学家逐个作了动态评价和褒贬，对长期以来形成定势的某些观点，也试图进行质疑和甄别，从而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敦煌学的某些论点。

《百年敦煌》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历史，以澄怀观道的精神对“盛大辉煌”的敦煌文明，作出了充满人文情怀和思想考量的反思、追寻。

《百年敦煌》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明白无误的确证：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是敦煌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也给那个可怜可悲的渺小的王道士一个公允的评价。

在敦煌这个曾经被判为“学术伤心地”的历史文化高地上．作者雒青之不失理性地认为：有些人，有些事、永远不可轻言忘却。

《百年敦煌》本着问史、求实、求是的治学态度．雒青之在书中较为翔实可靠地披露了上世纪五六十午代发生在敦煌莫高窟的一系列非正常现象．无奈地道出了“大佛脚下无净上”的悲声。

作者雒青之以深沉博大的视野，纵览以敦煌藏经洞为历史坐标的风云流变，向世人展现了敦煌和敦煌学的独到魅力，充分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的人文精神。

第一章

 千秋功过王圆箓

 道士塔与墓志铭

 功过是非王道士

 藏经洞悖论

 王圆箓纪念馆

第二章

 叩问莫高窟

 欲说当年好困惑

 百年恩怨藏经洞

第三章

 旷世大师斯坦因

 一个受洗礼的犹太孩子

 中亚探险与考古

 “强盗”日记

 较量敦煌

 垃圾堆里的博士

 魂断阿富汗与世界的致敬

第四章

 亚洲十字路口的巨人们

 漫话敦煌学

 伯希和——天才的敦煌学家

 法国“接力赛”和日本“军团”

 从六国饭店起步的中国敦煌学

第五章

 大千世界一大千

 敦煌“专列”

 甘肃一桩荒唐案

 “中外声名归把笔”

第六章

 别梦依稀

 穿越凯旋门

 沙墙与陈县长

 莫高窟的“繁漪”

 “细雨骑驴入剑门”

 “四川帮”

 军管莫高窟

 飞天翩翔

 重庆画展费思量

 土地庙里的六朝写经

 错把“敦煌”作“东方”

 抢画风波

 云障雾罩“北京展”

第七章

 走向敦煌

 革命激情

 西行为“饭碗”

 夜宿安西城外

 一块金子

第八章

 神秘的榆林窟

 佚闻水峡口

 何方净土变

 象牙佛的传说

 革命道长郭元亨

第九章

 大佛脚下无净土

 人生无悔却有烦

 沥血岁月

 毕克之死

第十章

 大漠孤烟直

 无话可说

 墩湾两年

 一个可敬的女性——龙时英

 晓声

 峰回路转

 大潮涌起

 窦占彪浅识

第十一章

敦煌的反思

尾声

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后记

太清官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成愿碑记行略，清命绅耆，众皆日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日：“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观，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纶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续，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官徒子赵明玉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此墓志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王圆箓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为其师、师爷百日忌辰而立。这方墓志所说“藏经洞”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廿五日。但经学者考证不确。根据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及王道士本人的《催募给款草册》、敦煌《重修干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等记载，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古历五月二十六日。赵明玉、方至福立墓志时距藏经洞发现已三十年，要么是本人误记，要么是王圆箓晚年由于年迈记忆衰退误传于弟子。再从《墓志》的文字上来看，斧凿平俗，甚至出现了套用《桃花源记》句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等可笑句式，很不严谨。关于王圆箓籍贯出身，墓志则明示为“湖北麻城”，且“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至酒泉”。这可能又是夸张之词。为什么呢？我们请再看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有关内容：“……而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弘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住持王圆禄，徒王明发、赵明裕仝修。”这里，肯定了王圆禄（即为后改名为王圆箓者，体现了道家风貌）是鄂省人，但并没有什么湖北出身的词。而且，这里的“徒赵明裕”，显然即前述《墓志》里的“赵明玉”。以“裕”改为“玉”，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十有八九，又是《墓志》的撰稿人草率而成。据此推测，《墓志》并不是由王圆箓徒子徒孙亲撰，而是请人代笔，且文采平平而已。  那么，王圆策究竟从哪里来？答案是：从甘肃邻省陕西来。这要从当年和王圆箓混得很熟的斯坦因的著作《沙漠废墟寻宝记》中去寻找。斯坦因在其中写道：“作为一个可怜的无计谋生的托钵僧，在我访问之前的8年，从他出生省份的陕西来到这些衰败的寺窟定居下来，此后着手把其恢复到他想象中的昔日繁盛景观……”斯坦因当时为了目睹藏经洞文物典籍和得到这东西，不得不耐心地等待外出的王道士。利用这段时间的记载，除了考古外，他和“蒋师爷”——蒋孝琬一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做王道士“思想工作”的计划，最后果然成功。所以可以认为，斯氏对王圆箓的出生地以及王来到莫高窟的时间的记载，应是第一手材料，应该说是可靠的。美国作家珍尼特·米斯基女士在她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中也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最后只有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是什么引导王离开了他的出生地陕西，从他凉爽、肥沃的山区，一路上有上顿没下顿地沿路乞讨，穿过辽阔的中国，定居在沙漠中的西部绿洲，即后来回族反叛者血洗村庄并亵渎了神灵的地方？”这里，米斯基不但说明了王圆箓出生地在陕西，而且是在陕西的某山区。鉴于米氏这部《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的大作是耗时12年之久，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是目前研究敦煌学和斯坦因王圆箓道士（约1850一1931）的权威新作，她关于王圆箓的出生地的介绍也应该是可信的。至于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王圆篆生于麻城，后随灾民西上，逃荒至甘，或云当兵随军至敦于河西，后又出家，从酒泉到了莫高窟的说法，可能系出张大干《谈敦煌石窟》中“实际王道士并非本地人，先曾在肃州从军”语。而大干所据，恐怕还是上面提到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资料为王道士大略画一个轮廓，有些地方由于缺少确证，只能算是推测。特别是王道士肃州从军，是否系其父曾从军，由鄂至陕，以至以讹传说为王道士从军之说？备考。P3－6

渺渺宇宙，茫茫星海。当距今460万年前南方古猿一声长啸后，作为太阳系骄子的地球，便在旋转中开始了快速构筑其人类文明的进程。

公元前6世纪，佛教诞生。释迦牟尼的信徒们以自我为烛，照亮了雪峰戈壁。他们穿越荆棘，在吟诵中东进。自此之后，一种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与华夏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元4世纪，前秦苻坚迎天竺鸠摩罗什于龟兹。后秦姚兴复奉罗什为三藏法师于长安，阐经译述，皈依日众，佛教法运由此而盛。降及唐代，玄奘大师取经归自印度，博通经纶，译述愈广，佛教日益弘扬，受封几遍寰宇。佛教大盛于华夏。

公元366年，即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樽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此山，指三危山，由乐樽发愿始建并由后继者相继构建佛窟的这片地域，就是举世闻名、被斯坦因称之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的敦煌。

1994年8月，敦煌莫高窟迎来了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这是继1987年10月第一届敦煌石窟研究会、1990年10月第二届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在敦煌举行的又一次敦煌学盛会。本次学术会议，云集了海内外敦煌学研究的耆宿和新秀，参加者有中国大陆、日本、法国、英国、印度、中国香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敦煌学专家。这是一次高规格的敦煌学国际会议。中国大陆研究人员的论文，给其他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中外学者的掌声如一浪盖过一浪的海潮穿越莫高窟的穹窿上空，穿越广袤的沙漠戈壁，余音犹壮时，当事实宣告敦煌学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时，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敦煌学专家、年近古稀的老人段文杰也不由得激动起来。辉煌的一刻，却是四代人、近百年的脚印与心血铸成的啊！

敦煌学在中国的形成，是在步履维艰中实现的。比之世界主要研究这门显学的国家虽起步较早，但实际上落后了一大截。因此，当国际敦煌学于20世纪30年代确立后，我们仍旧在蹒跚之中。直至8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成立以后，经段文杰和全国敦煌艺术研究人员的苦心经营，以及有志于斯业的眼光广远人士的大力支持，大陆敦煌学的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通过三次在本土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一锤定音，使举世承认了敦煌学回归中国。这也许同大陆经济改革的成就相关联。而仅仅是退回几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在此次会议上述及了发展规划，显示了敦煌学蓬勃发展的势头。例如法国整理出版著名的《伯希和笔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会议主持者、法国著名敦煌文献学者苏运鸣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科学讨论会向国际学术界宣告了敦煌学的存在，并希望得更广泛的合作。然而，难以理解是，中国大陆学者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莫高窟的八月，是一年中最为艳丽炽热之时，天青山白，明亮的阳光使流沙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箔。一阵微风，那层层叠叠的胡杨便婆娑起来。第三届国际研讨会已经结束，段文杰花白的双鬓汗珠犹在，但此刻激荡于他胸臆的激情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如阳光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沙波一样起伏。“敦煌学回归祖国。”他喃喃自语，一遍遍地咀嚼这句话的含意。蓦然，他看到了河岸边那个并不显眼甚至有点土里土气的僧人圆寂塔，也就是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添了一笔，使世界多少人对此评点的道士塔。这不经意的一瞥，却使段文杰的思维如脱缰之马，在百年时空中驰骋起来。敦煌艺术、敦煌学，这些词语，此刻和一幅幅具象的画面联系起来，渐次而出。

《百年敦煌》一书终于脱稿了，如释重负。本书计划两年完成，实际用了整整三年。这主要的原因，在于采访和搜集第一手资料的大工作量。

这三年的时问里，为了掌握翔实的史料，我先后几次自费去敦煌采访和检索。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此外，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我也得到了敦煌文化馆馆长高德祥和省总工会主席王新中的帮助。在敦煌，千余年前形成的博大蓄容的艺术氛围，在今天似乎仍然以新的形式沐浴着人们的心田。

在将近一年多的星期天、节假日，我不断地去叩响迁居省城兰州的那些退休的老敦煌学家们的居室，聆听他们毕其一生于莫高窟的亲身经历，和他们一起激动与嗟叹。史苇湘、欧阳琳、李琪琼、关友惠、霍熙亮、贺世哲、施萍婷、孙儒倜、张学荣等以及胡同庆、张元林这些后来的中青年学者的述说，使我不断增添着自己的信心。当许多个公休假日倏然逝去之后，我忽然发现，在采访过程中，我那自备的录音机和优质录音带，已永远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声音。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学者们的坦诚支持，没有这些难得见到的可靠的极具史料价值的素材，要完成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敦煌、敦煌莫高窟以及教煌前贤们的著述不说是汗牛充栋，也可谓洋洋大观了。《百年敦煌》无意与别人比肩，只希望在荒原上栽下一棵小树，在天地间涤出一片绿意，只有这样，作者才觉得无愧于那些曾经淡出莫高窟的诚挚的眼睛。

雒青之

1996年8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