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举编著的《经学视野下的史记与周易春秋》在经学视野下将《史记》与《周易》、《史记》与《春秋》对照分析，提出《史记》“观古今之变”“协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和《周易》“变易”“易简”“不易”三个层次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孔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修《史记》则表现对王道核心的“德”“礼”的推崇，其动机也是为“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一言以蔽之，司马迁修史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史记》以演变的历史和人物的活动为载体记录了太史公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一部特殊形态的经学著作。本书可供经学与史学思想研究者阅读参考。

《经学视野下的史记与周易春秋》由叶文举编著。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论赞中写道：“《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太史公认为《春秋》与《周易》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系。而司马迁本人认为自己撰写的《史记》是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太史公自序》）。从学术思想而言，《史记》与《周易》《春秋》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受到了《周易》《春秋》的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家学渊源，而司马谈受教于注重大谊主旨的杨何易学，在司马迁身上能够看到杨氏易学的影子。《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宗旨，接受了《周易》“通变”思想的影响，其“观古今之变”“协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和《周易》“变易”“易简”“不易”三个层次之间保持着对应的关系。司马迁通过历史事件的记载鲜明地透露历史“长于变”及“其所由来者渐矣”的渐变思想，提出考察历史要“见盛观衰”。司马迁接受《周易》“终则有始”的思想，提出认识历史要“综其终始”，《史记》甚至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受到《易经》卜筮传统的濡染，《史记》记录了诸多的卜筮、相事，而且司马迁都表示了信服的态度。当然在卜筮之外，太史公更相信德性的重要性，也反映司马迁在天命与人事两者关系认识上的矛盾。《太史公自序》提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司马迁在《天官书》中探讨了天运之变与人事变动之间的关系，有“天人感应”的倾向，但同时也强调德性在天人关系上的重要性。在人生观上，《史记》所表现出的“立功名于天下”“见几而作”“谦让”“进退盈缩，与时变化”等人生的诸多品格在《周易》思想中都能找到深刻影响的因素。《外戚世家》所提出的“《易》基《乾》《坤》”观念对司马迁夫妇伦理观影响甚大，从王朝政治的角度来说，夫妇关系处理得当与否是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周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的交换观念对《史记》的经济思想影响甚大，这在《货殖列传》《平准书》等传记中有鲜明的反映，但司马迁在当代功利性非常浓重的情境下，又提出了“以礼义防于利”。《周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又成为《史记》论学、论治、论术的重要方式，同时《史记》运用较为繁富的《易》语来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周易》的忧患意识也渗透在司马迁《史记》的编撰过程之中。司马迁从《周易》中吸收营养，形成自己的独特史观。

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的使命感来要求自己编撰《史记》，其在《太史公自序》中所提出的关于《春秋》的一些观念在《史记》文本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在《史记》中表现为对王道核心的“德”“礼”的推崇，特别是司马迁提出“亲民”“礼让”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表明司马迁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基调。司马迁认为《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史记》继承《春秋》经世致用的思想，其“劝善惩恶”的理念、“刺讥”的精神，都表明《史记》的编撰是“述往事，思来者”，可以成为“百王大法”。司马迁继承《春秋》“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的笔法并加以发展，尤其从“君子日”形式到“太史公日”形式的发展，在传中人物的安排以及篇目的设置上，《史记》表现出子书的鲜明特性。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叙事中有所寄托，但《春秋》叙事较为简单，《史记》在纪事上更为繁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思想主要寄托在纪事之中，形成了“于序事中寓论断”的特点：叙小事，以见大处；实录其言行，以见其人；以事例对比，彰显其旨；重点人物与事件不断关注；“重言”使用；借助传中其他人物的言语来评价人物；等等。这形成其“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多重具体方式。相对于《春秋》而言，司马迁的《史记》个人主体性更强，主要原因是“发愤以抒情”思想的渗透。

从司马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的作史目的来看，《史记》的精神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史记》实际上是一部特殊形态的思想著作（经书）。它秉承先秦的学术传统，整合百家思想，自铸伟辞，以演变的历史和人物的活动为载体，以文学的样式为表现手段，阐明关于治乱规律的认识和对天人之际的反思。

摘要

绪论

上篇 《史记》与《周易》

 第一章 《史记》与正《易传卜兼论司马迁的易学渊源

 第二章 《周易》对《史记》“通古今之变”修史宗旨的影响

一、“变易”与“观古今之变”

二、“易简”与“协古今之变”

三、“不易”与“通古今之变”

四、余论

 第三章 《周易》对《史记》“究天人之际”修史宗旨的影响

一、“盖若遵厌兆祥”——《周易》与《史记》的卜筮

二、“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周易》与《史记》中的星气、天官

 第四章 《周易》对《史记》人事活动记载的影响

一、“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史记》人生观与《周易》

二、“《易》基《乾》《坤》”——《周易》与《史记》夫妇伦理观

三、“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周易》与《史记》经济思想

 第五章 《史记》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所用《周易》法与《周易》语考

下篇 《史记》与《春秋》

 第六章 《史记》与“继《春秋》”——兼论司马迁的《春秋》学思想

 第七章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一、《史记》之前关涉“王道”的学术史考察

二、《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一：非“武”

三、《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二：重“德”

四、《史记》所受《春秋》“王道”思想影响之三：尊“礼”

 第八章 从“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到“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对《春秋》著史动机的继承与发展

一、“劝善”“惩恶”的思想

二、“刺讥”精神的继承

三、“刺讥”之外：美化

 第九章 从“微言大义”到“成一家之言”——《史记》所潜藏的子书特性

一、《史记》对于《春秋》“一字寓褒贬”的继承与发展

二、从“君子日”等形式的沿袭到“太史公日”形式的发展

三、《史记》传中人物的安排带有子书所表现的思想因素

四、《史记》篇目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其思想的内涵

 第十章 从“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到“于序事中寓论断”——《史记》对《春秋》著史方法的传承与发展

一、叙小事，以见大处

二、实录其言行，以见其人

三、以事例对比，彰显其旨

四、重点人物或事件的不断关注，以明太史公之立场

五、“重言”的频繁使用，藉以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六、借助传中其他人物的言语来评价人物

 第十一章 《史记》对《春秋》其他方面的发展

一、“发愤以抒情”的渗透

二、五体架构：修史体例的改变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