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科明白为什么鲍勃要疏远自己的家庭：“他父母对他的管教太严，而他又是坚决不服管的那种。记得鲍勃非常讨厌为父亲的小店打扫卫生，我知道鲍勃怕他父亲，即使他从来不说父亲曾经揍过他。他父母根本不懂如何靠写诗就能赚那么多钱，我觉得他父亲从未给过他那么多钱，我感觉我的钱都比他多。没错，他该有的都有了，但就是没有零花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得总给他买热狗吃的原因吧。”
艾科与约翰超喜爱鲍勃的幽默以及他特有的荒唐感。艾科：“他总是能想出些逗乐子的事情。”约翰：“他愚弄别人的能力超群，没人知道什么事儿能相信他。”男孩子们的爱好之一是搭车旅行。他们把鲍勃的车停在艾科家附近，然后沿着73号公路搭车走，看看最终能走多远。艾科则耐心地等候着他们的归来，他们要么搭乘私家轿车，要么搭乘运货的卡车从相反方向返回。鲍勃曾经玩一种叫作“格里森道孚(Glissendorf)”的文字游戏，他们给艾科的表妹表演。艾科的表妹是个淳朴的乡下姑娘，根本听不懂、看不懂，急得差点儿哭出声来。还有一种游戏叫作“电话传心术”，鲍勃会给艾科打电话，告诉她此时自己的意念正集中在家中的某一个物件上，她必须猜出是什么。如果猜对了，他就会说自己相信“传心术”，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念传输到别人的大脑中。
鲍勃还经常假装自己是个音乐早熟的孩子。“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演奏自己录制的唱片，于是他就把鲍比·弗里曼的‘你想跳个舞吗？’演奏了一遍，还说‘那就是我们的乐队’。现在我才知道那根本不可能是鲍勃他们的乐队，因为他总是喜欢天马行空、口无遮拦。”鲍勃的游戏总是以严肃的结尾告终，他常常(找机会)取笑某个巡回演出的歌手，然后便没完没了地发问，问人家工作、路上演出的生活、各种安排、乐队纪律、流行趋势等，完全是偷师学艺的节奏。
和鲍勃一样，艾科也对希宾失去了好感：“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因为希宾有一种可怕的冷漠，这种冷漠是在其他城市里感觉不到的。我觉得铁矿岭的那些小镇如此冷漠，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毕业后，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倒闭了，因而所有的人都被迫远走他乡。”
三个小伙伴对劳工阶层充满同情。海尔斯托勒姆太太记得：“鲍勃似乎比他的家人更加谦卑，艾科与鲍勃两人都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她和女儿艾科都曾回忆起鲍勃是如何喜欢阅读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的。1968年，艾科依然把迪伦读过的小说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我们经常谈论斯坦贝克的小说，鲍勃总是在阅读他的作品——《愤怒的葡萄》《罐头工厂街》…等。”《愤怒的葡萄》使他对大萧条时代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劳苦大众充满了同情。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鲍勃竟然对我心生好感，因为我原来一直认为犹太人压根儿不愿与他人往来。鲍勃从来不说自己是犹太人，而我真的觉得希宾的犹太人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是鲍勃从来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真心喜欢像吉姆·丹狄那样的黑人，即使周围见不着几个黑人居民。每当他从明尼阿波利斯回来，鲍勃总是被黑人的舞蹈与音乐深深地打动。”
在希宾高中的初小毕业舞会上，艾科给自己买了一条浅蓝色的拖地长裙，鲍勃给她买了装饰肩部的小花束，那束装饰花她一直保留着，直到它干枯凋谢。在1958年希宾高中的年鉴上，鲍勃声称：“让我告诉你，你的美貌倾国倾城，但是我想以前我曾经向你表白过。致学校里最美丽的女孩。”他们一起参加了舞会，但是他们根本不入流。艾科：“我们当时太与众不同了，我们本不该去参加那个舞会。我们根本不会跳舞，鲍勃不会领舞，我又不会跟舞。他只会缩小步伐，然后不断跟我抱怨：‘你怎么搞的？你会跳舞吗？’我说：‘我跟你跳不起来。’真是太可怕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俩一直在一起，鲍勃那时还很胖，他有婴儿肥，而且还有那么点儿小肚子。我觉得他看起来很乖巧。他看起来的确是那种干净利索的孩子，粉红色的脸上刮得一干二净。舞会后我们哪儿也没去，坐在鲍勃的车里，后来就睡着了。我们跟学校里其他的孩子截然不同，我无法忍受和其他的女同学一样，我必须与众不同。”
P108-110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诗人兼音乐家生与再生、循环往复的故事，他曾经“死去”过多次，但他依然活着。这是一个人们爱戴的英雄的故事，但是这个英雄人物却否认他的英雄气概；这是一个叛逆者的故事，但是这个叛逆者却雄辩地挑战那个培育了“反文化(countercuIture)”的主流文化；并且带头反对自己叛逆导致的肆意妄为。这是一个对变革的记录，对不容置疑的传统挑战的记录，也是变革自身传统的记录。这是一个给创造神话、接受神话与打破神话叙述者讲述真相的尝试。假如迷思是公众的梦境，那么梦境则是小众的梦境，那么本书的故事将试图解释一个词曲作者如何成为公众眼里的梦想家，他使一代人的梦想与梦魇变成神话。
鲍勃·迪伦的追求充满了讽刺与矛盾，笼罩在七种模糊的表象之下，忍受着舞台灯光的刺眼煎熬，由于粗俗的幽默而变得充满张力，由于我们和他的痛苦而变得黑暗。迪伦佩戴的面具无数，人格更是四分五裂，胡编乱造出的人物一箩筐，有些是我们的朋友，有些则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迪伦是个多面体，他是圆的，”一个曾经居住在伍德斯托克的友人曾经如是说。“他有多重人格，”克里斯·克里斯多福逊(Kris Kristofferson)。“就让我做我自己吧，”迪伦1964年写道：“一个温情的我／无情的我／温柔的我／各式各样的我。”1966年，他说“我住的地方非常孤独，”但是10年后，他说为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孤独的地方是舞台。
迪伦的演唱生涯是个上下求索的故事，是一个人沿着没有穷尽的精神大路逃遁的故事，而这条大路荆棘丛生，与他人的冲突与碰撞让他遍体鳞伤，丑陋的排行榜成了他的保护墙，只有那宁静的田野风光才使他得到短暂的舒缓。偶尔，他会唱出自己“沿着时光的废墟……远离疯狂悲哀的扭曲”而出走。如同每一个艺术家，他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会像狂想曲般的光滑／这时我就可以绘画我的杰作。”
鲍勃·迪伦5岁时第一次登台演出，12岁时就会写诗，青春期承受过死亡阴影的威胁，19岁时获得新生，22岁给自己写了墓志铭，24岁时就已是腰缠万贯的国际大明星了，25岁时隐退“桃花源”直至获得艺术与精神生活上的重生：“我们死去但是还会重生／冥冥中我们得到神的拯救。”。离开舞台中央长达7年之久，他重新登台再次站到聚光灯下，开始了一轮爆发式的演出、影视拍摄与歌曲录制活动。与其说这是复兴，还不如说是一次巨大的再生。
迪伦的作品导引了我们的时代：《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随风飘荡》(Blowin in the Wind)、《痴人风向标》(Idiot Wind)、《敲击天堂之门》(Knockin’on Heaven’s Door)、《鼓手曼先生》(Mr Tambourine Man)、《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没事，妈妈》(it’s All Right，Ma)、《沿着嘹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飓风》(Hurricane)、《一切都已结束，蓝色宝贝》(It's All Over，Baby Blue)、《纠缠布鲁斯》(Tangled up in Blue)、《风暴避难所》(Shelter·from theStorm)、《自由的钟声》(Chimes ofFreedom)、《伊甸园之门》(GatesDf Eden)、《地下思乡布鲁斯》(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这些不过是上百首当中为迪伦歌曲爱好者、研究者、模仿者、阐释者、粉丝、怪客以及追随者深深喜爱的一小部分。在他们中间有两位都叫卡特(Carter)的人：一个叫“飓风”·卡特(Hurricane Carter)，曾经身陷囹圄；另一个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曾经家住白宫。那位曾经身陷囹圄的“罪犯”称迪伦为“一个为生命与生存而不是为死亡与死去而生活的人”。即将当选为总统的卡特在接受本党提名时，告诫美国人民要倾听迪伦的教诲：“不为生存而奔陀者行将死亡。”’
无论迪伦卷入演艺界多深，他的炫酷、冷酷与虚伪只是他生命图景中的一小部分。他已经成为经典美国民谣、流行乐坛以及神话中的一部分(我使用“神话”一词绝非是指“虚假的信仰”，而是指代那些可以表达文化梦想、态度与价值观的典型象征与叙事)。在迪伦遇到或读到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之前，他就已经遵循这位老诗人的谆谆教诲，即一个诗人必须能够与神对话，以理性思考。
所谓迪伦“学”讲述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外加“让他成为好孩子”的搅局者：12岁的他还在学习希伯来语，也是一个开车极易出事的驾驶员，之后不久便开着摩托摔断了自己的脖子，一个电器推销员学徒，一家杂志的专栏作家与“编辑”，一个小说家与编年史作者，一个刚刚起步的剧作家、电影明星、画家、研读《圣经》的小学生，一个废寝忘食的读者、布道者、大家的孩子，然后再是父亲、许多人的梦中情人，最后还是许多人的“敌人”。
如果记者问到是谁、干什么的，他们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不过是一个空中飞人，”他会回答说，或者是个“抓兔子的、给狗修毛的”或者“误入歧途的酗酒者”。记者常常也会遭到迪伦的嘲讽，如一个澳大利亚记者曾经斗胆问他：“能把头发梳得像你那样得费很大劲吧？”“不用，你躺在上边睡个20年就行了，”迪伦回应道。“你对毒品的看法如何？”一个法国记者又问他。“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是一种不错的毒品，”迪伦嘲笑着回答说：“我只是像你一样，你把问题问好，我尽力把问题回答好。”……
关于1960年的时代跨度，我们可以如此概括：始于乔·麦卡锡(．JoeMcCarthy)下台，终于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上台；始于垮掉的一代(the Beats)末尾，终于嬉皮士(hippies)风潮之初；始于老左派的衰落，终于新左派的兴起；始于现实意义的金宝汤罐头(Campbell’sSoup)，终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笔下的金宝汤罐头；始于达达主义(Dada)的末期，终于坎普主义(camp)的开端；始于老版本《蝙蝠侠》(Barman)退出舞台，终于新版本《蝙蝠侠》面向观众；始于《村声》杂志出版，终于《东村逸事》(East Village other)发行；始于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的时代，终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时代；始于托洛茨基(Trotsky)主义淡出视野，终于易比派(Yippie)横空出世。
同样，这一年将后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olfe)时代过渡到了汤姆·伍尔夫(Tom Woolfe)的时代；既属于后猫王时代，也是前披头士时代；告别了熟悉的比尔·莫尔丁(Bill Mauldin)画作，迎来了朱尔斯·费佛(Jules Feiffer)的崭新作品；告别了茶饮，迎来了茶壶(即大麻)(Aftertea，before pot)；林迪舞(Lindy)的风潮已过，扭摆舞的天下即将到来；冷漠的社会风气逐渐消散，一股时髦新潮的气息即将蔓延开来；一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已成过去式，抗议歌手即将登上舞台；红十字组织(Red Cross)就要被红卫兵(Red Guard)组织取代，比利·格拉汉姆(Billy Graham)随即被比尔·格拉汉姆(Bill Graham)超越，宣扬母亲崇拜(momism)的社会将被波普主义(popism)的浪潮席卷，而固有的社会建制马上就会受到来自街头市井的猛烈冲击。
1960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基于多种因素，全世界的青年人都渴望呼吸自由的气息，躁动的因子积聚爆发，将20世纪50年代社会的沉默与冷漠击得粉碎。就连罗马教皇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也开始寻求教会改革，努力使之适应20世纪的人类社会；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也致力扭转革命的形势，给高度官僚化、气氛压抑的革命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肯尼迪的“卡米洛特(Camelot)”中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和新鲜的文化思想，在沉闷古板的华盛顿掀起一阵青春潮流。
一年之后，年轻的鲍勃·迪伦来到了纽约。
由罗伯特·谢尔顿所著的《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是知名乐评人罗伯特.谢尔顿唯一著作。罗伯特.谢尔顿是将迪伦推向成功的最大功臣，他为迪伦写的这部传记是迪伦唯一认可的传记作品，其价值甚至远超迪伦的自传。他将迪伦每个时期的创作和生活梳理得非常仔细顺畅，故事性很强。该书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美国音乐文化和摇滚文化。北京外语国语大学副教授滕继萌看过30多本迪伦传记，他推荐了这本，也是他让学生必读的作品，同时也是音乐业内人士最认可的迪伦传记。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鲍勃·迪伦的传记；鲍勃·迪伦音乐的幕后推手；鲍勃·迪伦唯一认可的传记作家。《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在迪伦众多的传记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书中，罗伯特·谢尔顿以严肃的田野工作者的态度，以独到的方式展现了迪伦非凡人生的各个阶段，将迪伦那些隐遁自我的手法层层剥开，真实地呈现了迪伦在创造伟大音乐和自我放逐之间的人生起伏，成为六十年代美国民谣复兴运动、乃至后续的摇滚乐崛起的记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