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代表作》《张一弓小说自选集》《流泪的红蜡烛》《死恋》《火神》《死恋》《野美人与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等。其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一等奖，

作者受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不担心这会妨碍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视而且非常喜欢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远去的驿站》中，他写了父亲、大舅和姨父三个知识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

请看由张一弓所著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远去的驿站（精）/典藏文库》。

张一弓所著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远去的驿站（精）/典藏文库》是典藏文库之一，是最重要的作品《李铜钟》和他唯一的长篇《驿站》的合集，也是个一弓先生的纪念版。前者是把“伤痕文学”引向深入的“反思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驿站》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是他创作后期的重要代表作品。

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张一弓）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远去的驿站

附一 张一弓主要作品年表（1956-2012）

附二 告别与寻找——关于张一弓小说的话语转变（李遇春）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做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做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疾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1960年春天。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嗳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要饭篮，嗳嗳嗳嗳……”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地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部书记。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晴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1958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人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象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晴总是眯细着，眨动、闪烁着诡秘的光亮，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到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炉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耍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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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

张一弓

一

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新崛起，她的根植于当代生活土壤中的强大生命力，她对当代重大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和思考，曾是那样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使我对文学长期害着的“单相思”变得不可忍耐了。我不争气地流下那么多的眼泪，把一段严酷的历史留给我的一个不可消灭的记忆推上笔端，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希望它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一些认识的作用——我便这样地把自己交给了文学。感激《收获》的编者，他们从“自流”来稿中拣出了这篇习作，把它交给了读者；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新的时代，它成全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在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

我不是一个好“秘书”。三年多来，我只写了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好。但我总在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如果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记录了我对我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那么，《赵镢头的遗嘱》则试图记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表现出来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历史主动性，他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道路的发现，以及他们为了肯定自己的发现而进行的斗争；《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瓜园里的风波》则是农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历史命运，而又负载着旧有的历史忧伤的亦喜亦惧的心理状态的纪实；《黑娃照相》仅仅是一个即兴的“人物速写”，写下了“过去在他身上留下的穷乏所形成的心理的和外表的印痕与被生活唤醒的对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流泪的红蜡烛》是迅速变动着的农村现实生活传递给我的一个使我喜悦而怅惘的新的讯息，这是一幅富裕和愚昧掺杂在一起的色彩极不协调的图画，它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以及农村青年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的高尚、美好的追求。我还应当提一提《最后一票》，这个短篇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记录了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被唤醒的、此后都被遗忘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出来的民主要求的一声呐喊。

当我回顾自己怎样追随农村变革的脚步，试图做一做“同时代人的秘书”的时候。常常感到我是在自讨苦吃。我发现，我是那样郑重而傻气地把自己推到重大的社会矛盾面前而毫无回避的余地了。因此，在我的文学习作道路上，必须对政治与艺术、歌颂与暴露以及吸收外来技法与表现民族的、时代的内容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否则我将寸步难行。

二

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说，我的习作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触及当前农村变革中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使我深感惶惑的问题。

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在“艺术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下，出现过一批图解政策、为一时的中心工作效劳的作品，产生了实用主义的“运动文学”。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不仅仅是由于政治和政策的失误“株连”了“从属”于它的文学，而且由于图解政策——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违背了文学来源于客观生活而不是来源于既定概念的根本规律，在哲学思想上也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背道而驰的。当我重新开始小说习作的时候，我是幸运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崛起，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强加给文学的沉重枷锁，使我有可能十分警惕地提醒自己，让我的习作行走在生活的轨道上，避免重蹈图解政策的覆辙。

但我产生了新的困惑。一个作者对生活做出的形象和哲理的发现，以及他不可遏止地试图表达他的发现的创作冲动，总是离不开他正生活在其中的客观环境和他的社会实践的制约。作为一个同农民一起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驻队干部，我在关注着农民的历史命运、注视着现实农村中各种人物情态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历史变革时期的政策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排除不了在农村现实变革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政策的因素。文学是人学，要写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我的社会实践，总是使我情不自禁地从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变更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观察不同人物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的各个不同的表演，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上所产生的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在试行“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这在当时并未见诸正式文件的倡导，而是出于农民的智慧的创造，围绕着这种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以及由此而来的“超产是否归己”、“奖罚是否兑现”这样一些是否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常识性问题，发生了何等激烈而尖锐的论争啊！在我蹲点的大队里，几乎每一户社员都在焦灼地期待着历史的一次新的裁决。四位女社员向我哭诉，要我在承包合同上“再咬个牙印”。一位中年汉子气恼地向我宣告：他要加高院墙，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打场，谁敢拿走他的超产粮，他就跟谁拼命！在坚持政策兑现之后，一个新的权威——劳动的权威，在农村出现了。一位历来不被人们注意的“实受货”，由于超产吨粮而使人们发现了他的存在，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一位习惯于不劳而获的大队干部去菜园私摘青菜的时候，却受到了菜园承包户的抵制和揶揄……来自一场深刻变革的连续、密集、令人激动不已的生活讯息，使我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并提醒我，应当干一干一个业余作者的活计了。

……

但对特异事件和外部情节结构的偏爱，也无疑是我习作中的一个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选取素材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使我对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直接的透视，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就损害了人物的丰满性和生动性。因此，在《黑娃照相》、《寻找》等习作中，我试图在生活中选取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吸收西方小说中心理结构的方法，以打破这种局限。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地充当着我的人物的叙述者，即使在《寻找》中表现马套的潜意识的时候，也唯恐读者不知所云而要由我对它做出叙述和解释。我也没有勇气离开外部的情节结构而致力于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因为我唯恐使我的人物离开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而变成无所依附的“游魂”。我在提醒自己，要把外部结构与内部心理结构结合起来，以外部的情节结构为基础，而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作为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激起的波澜和回声。即使像《黑娃照相》这篇不是按照传统的情节结构的要求而主要表现人物心态的习作，也要把黑娃的心态附丽在黑娃赶会的情节之上，让黑娃赶会的外部情节，载负着黑娃的心理活动的流程。

农村现实生活中新旧杂陈的斑驳色彩和繁杂音响，也使我感到需要对叙述农村现实生活的语言作一些调整。我在人物语言中，采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豫西乡土语言；而在叙述语言中则吸收了一些欧化的成分。如在《流泪的红蜡烛》的开头，用了六个“在……之后”组成的介词结构的并列状语；《黑娃照相》的第一句，也是欧化的倒装句、复合句。我希望这样的句式能够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和“讯息量”，造成跳荡的感觉和奔腾的气势。

把情节结构与心理结构织在一起，把乡土语言与欧化句式糅在一起，都属于对外来的表现手段的吸收。对此，我也曾有过踌躇和疑虑，唯恐失去我所表现的中原农村的“红薯味”。当我在一个农学院受了短期训练以后，才知道红薯是菲律宾的舶来品，而在中原农村广为种植的玉米，则是从拉丁美洲引进的。既然红薯和玉米可以被我们民族的土壤和肠胃所接受，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一些外来的文学表现手段，也应当是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村生活的文学可以消化的。

然而，诚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在艺术形式上，他却常常表现出平庸，缺乏创造性。”当我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一些“土洋结合”的尝试时，也常常感到一个乡下大闺女用不好现代化妆品的懊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广阔庞杂的内容与比较窄狭拘谨的形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懊恼。我将不断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艺术途径。

当我就要结束这篇哕唆文章的时候，好像重新沿着我的短短的习作道路做了一次艰难的跋涉。我不是在叙说自己已经达到的，而是在说明我所追求的，其中可能包含着许多谬误。为了使自己能够在一条不那么好走的道路上走得好一些，我期待着检验和批评。

1983年2月27日凌晨于郑州

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为世人创造几个鲜明、难忘的文学形象实属不易。张一弓做到了。他的率真、诚朴、对人生胸无块垒的微笑，将伴随他的那些人物，长久地活在读者心中！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弓老师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永载史册。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弓先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员骁将，又是中原文化的弘扬者。一弓的文品与人品应为当代文坛的楷模。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一弓的创作成就非常大，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可以说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他的文学道路可谓坎坷却不改初心，直到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创作，这种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李佩甫（茅盾文学奖得主、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