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版史(2 1997-2002)》是我国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的私家出版笔记。全书以其在1997-2002年间从业出版的经历为线索，通过其丰富而生动的出版笔记，为我们描摹了该六年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与各种文化名人、作家的往来，也尤为可观。

本书由沈昌文、梁由之作序推荐。

《一个人的出版史》是著名出版人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日知录”。全书通过其丰富而生动的编辑出版笔记，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出版从业者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也从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交织的“各种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王充闾语）。全书另附有珍贵书信往来照片若干。本书为此系列的第二本，自1997年开始，至2002年为止。

序 能量来自辛勤 沈昌文

序 梁由之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后记

4月6日，上海陆灏在网上开了一个《万象》文稿讨论会，讨论的是查建英的文章《糖并不太甜，宝贝倒真是宝贝儿》。陆灏邮件写道：“传上查建英的文章，以及恺蒂、巴宇特的读后感。”

恺蒂：“扎西多的文章看了，我觉得她对棉棉有些太残酷，特别是关于十块钱两条短裤的评论，何必说两次？我没有看过《上海宝贝》，所以不能说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真情比技巧要重要，扎的文章中也说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棉棉要比卫慧可爱，也可贵。棉棉的东西可能有些粗糙，但是是激情之作，很真实。关于棉棉说卫慧抄袭一事，你以前向我提起来过，我想卫慧是抄了棉棉的题目的。棉棉一直用Shanghaibaby作她的E-mail地址，而且我一年多以前就和棉棉谈过想拍一部故事片，题目就叫上海宝贝。结果棉棉是大嘴巴，到处乱说，电影还没有影子呢，题目已经被别人给用了。我觉得题目不重要，但是棉棉很生气。小说被扎西多说得那么好，现在，我现在倒是挺想看《上海宝贝》的了。”

巴宇特：“查建英文章收到。恰好昨天晚上把棉棉的小说读完。我的感觉正一样。卫慧的小说读了一晚上，棉棉的读了两个星期。棉棉的文字不俗，文体上也更有思想，但是不舍得删，让人看得莫名其妙的。卫慧的是典型的商业小说，查建英讲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不批评，只描述，我想这是对的。谁知道现在这种商业小说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商业小说怕滥，十几块钱的CK短裤变成假货，一块钱批发就没什么意思了。现在还不到那地步。我不能肯定卫慧的小说有查建英说的如此精致，我始终觉得上海的sex and shopping都还不够精致，应该更好的。大概我长时间没有在国内生活的缘故，对中国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加上，我不大受得了上海女人特别自我迷恋的那股劲儿，前几天看到李陀说，现在文化界‘摆’得特厉害，好多人都脱光了站在镜子前夸自己脸蛋儿多漂亮，屁股多白，卫慧似乎挺适合这一描述的。不过基本上我同意。查建英英文写了这么久，中文还这样利落，令人羡慕。”

沈昌文：“陆：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组稿和评审活动。希望以后多开展一些。办法是经常把新书寄给有关的评论家。特别是海外的，他们不易见到新书，而他们评大陆作品较少顾虑。先做送书服务，然后再开口组稿。这是扬之水的成功经验。（当然，扬没有我说的这些功利考虑。她只是出于对作者的诚挚的爱，于是功到自然成而已。我在这里把她的做法庸俗化了。请原谅。）恺、巴的意见，也可写文。最好是由此再引出一些话题来，如巴信后面提到的。看来，到海外去开辟我们的作者市场，将是我们的一个独到之处。应当把PANORAMA办成一个统战机构。而且，照传统提法，陆兄那里的工作原则应该是：先统战，后组稿。这就是‘讲政治’。所谓‘三联’精神，莫非在此？陆大可把这做法报告‘三联’老同志，他们保管认为孺子可教也。一个做法，可以是出于政治，也可以出于至情，更可以为了功利。鄙人只属于后者。因为我是商人。”

此时，春风文艺出版社因为出版卫慧的《上海宝贝》，已经受到处罚。所以，《万象》也没敢登查建英的这篇文章。4月9日，沈昌文为此事，给我与王之江发来邮件，他写道：“两位：此信曾抄送。但今天又想到，《上海宝贝》一书是辽宁出的，还给上面点了名，现在评一下，是否可以。查文要放头条，是否有碍。我本来赞成放头条，现在有点想缩回去，但主张发表查文。这里风声挺紧，辽宁怎样？”

补注：后来，此稿大概又转投了《读书》，网上有“未删节版”。现附此文如下：

在上海不到一周，不同场合里听到谈论棉棉、卫慧的小说。普遍的说法是这些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胆大，肤浅，“用身体思维，用皮肤呼吸”，写来写去都是些性交、吸毒。我想：吸吸毒，睡睡外国人，怎么也成了新鲜事儿？80年代北京沙龙圈子里这种人多啦，还有个著名的“李爽事件”。只是当年倒没人把它写成文学——那时的小说家心思在别处。

离开上海前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书店里买了《糖》《上海宝贝》。有朋友得知说：“不妨带上飞机翻翻，然后就留在飞机上。”言下仍是不屑，倒弄得我越发好奇。接着便有编辑催逼着写评论。

近年中文小说读得少。无论朋友送的还是偶尔听到推荐找来读，少有读得下去的，多是半途而废，或者看了几页就丢开。有时疑惑究竟是谁出了问题：我自己？小说家？还是这个时代？这回先看《上海宝贝》，却看得飞快，连自已也好笑——难道真和在飞机上看有关？

P281－283

能量来自辛勤

关于俞晓群的出版活动，我曾说过，同刘杲老人“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主张十分契合。可以说，俞兄是刘公论说的有力实践者。但是，能做到这些，谈何容易。俞兄毕生，不说空话，贵于践行。他如何辛勤地实践这些高论，细读这本文集，方可知道。在这本书里，他逐年记下自己的重要出版活动。看得出来，一切都是当时的写实，并非事后追忆。这一点，我自愧未能做到。我写的种种，全靠事后追忆，绝少文件依据。因为我是个赖人，稍有空闲，便把时间花在吃喝上。美其名日“业务需要”，其实是天晓得！

例如，他在1997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老领导许力以：

读罢此文，我们赶紧寻觅作者，得到结论后，沈昌文与我们都大为欣慰。第一，经查实，这位“徐雨”正是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许力以。许先生为官中规中矩，为人平静随和，做事不露锋芒却屡建大业，颇受文化界与出版界人士敬重。像他早在1989年开创的海峡两岸图书版权交易会，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胆之举、远见之为；还有他出任主编的“中华文库”（台湾称“锦绣文库”），促成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的合作，也是开先河的作为。现在他出面赞扬我们，我们自然备受鼓舞。第二，文章中提到“王云五”，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表现。因为我们号称追随王云五，一直颇受“左爷”们的攻击；其实商务印书馆也是在王云五的问题上犹犹豫豫，才让我们钻了空子，抢了他们的老品牌。现在许先生如此评价王云五与他的“万有文库”，表达了一种态度，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背景的声音。第三，文章中对沈昌文大加赞赏，虽然没有点破名字，但谁都能看明白。以许先生的身份，他这样说，也起到了为沈先生“正名”的作用。因为在去年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的过程中，各种议论之声是很多的。那时，也有人从不同的渠道告诫我们，不要那样“重用老沈”，否则会惹麻烦的。实言之，我是一个书呆子，又是一个崇尚“文化至上”的人，哪里懂那么多云山雾罩的事情。说破了，现在编了好书、用了好人，也是所谓的“歪打正着”啊！

我对许老，一直崇仰，但是这个故事却早已遗忘。这里讲沈某某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描述了许公的若干业绩，特别如论王云五等事。直到前些时候我在三联书店大肆颂扬王云五时，还一点没记起这位中宣部的老领导。

俞晓群能写下这么多真实故事，并且得以保存和发表，主要出于他的辛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说，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功绩。我当年也不是不写日记，但是，没写多久，就全部销毁了事。那是因为我在“文革”中，为了自保，免受我的副手的攻击，投身造反派。造反派让我当了抄家文物的鉴定人，我于是亲见日记的作者如何因而受迫害。于是在我回家之后，就把自己的日记统统销毁，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写。我很高兴，比我小几十岁的俞晓群没有这种记忆。所以，能让我们读到这些宝贵材料！

2015年5月

早年，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件事情的影响。一是我的父亲，他一生不肯写文章，不在纸上留只言片语。他也一直告诫我们，不要写日记，不要搞文学创作，不要热衷政治，最好学理工科，那样生活会安稳些。父亲到了晚年，每当我们发表文章，拿回家请他看时，他总会说：“不要乱写啊！”但哥哥对我说，我们走后，父亲会将那些文章认真收好，有空暇时间，便拿出来翻看。哥哥还说，在父亲去世前几年，他吃过午饭后，喜欢躺在书架旁的沙发上小憩。此时，经常见到父亲拿起我写的小书《人书情未了》，一遍遍翻阅。

还有另一段故事，也对我颇有影响。我的岳父祖籍山东，祖辈迁居北方，世代行伍出身。他早年在家乡务农，高高大大的身材，用铁锹劈死一个日本兵，只好离开家乡，只身从军。他作战勇猛，打残了一条胳膊，职务做到营长。解放后，随王震去北大荒军垦农场当场长，当时丁玲就在那个农场劳动改造。岳父说，王震曾经去看过丁玲；还嘱咐他，要适当照顾好丁玲的生活。

可能是出于与生俱在的基因作用，我大学读完数学系后，最终还是投身于人文编辑工作。随着“文革”后社会环境的好转，我从1991年开始，打破父亲的戒律，写起了生活日记。但落笔时依然心有余悸，只记一些简单的事情，不写思想动态。就这样，一记就是二十多年。除此之外，我还为自己设立一个计划，即把日常工作中写的文章、来往信件、所见资料、审读意见和重要日记等，按照时间排序，有目的地汇集起来，作为日常记事的另一条主线，期待日后有闲暇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日记，做进一步的整理。

2003年，我离开辽教社，离开出版一线，被调到出版集团工作。日常事务不那么忙了，因此在2006年的某一天，我下决心，开始整理自己的那些资料。我按照年代排序，从1982年开始，到2002年截止，共21年。经过1年多的时间，总算理出一个眉目，汇拢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大约有50多万字。我最初称之为《我的编辑日志》，后来曾经改称为《为书二十年》，最后确定为《一个人的出版史》。

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两个问题，其一，从1982年到1986年，我从事理科编辑工作，接触到许多科学家，与他们的信件往来不少，但在一次办公室搬迁中，大部分丢掉了。那时还没有电脑，信件都是纸制品，遗失后就找不到了，所以这部分内容整理，只有靠其他资料填充。其二，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办公电脑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有复印机、传真机等设备的出现，人们逐渐不邮寄信件了，而是大量发传真。这样做提升了办公效率，但我在整理材料时发现，传真件的留存时间极不持久，过一段时间，字迹就会自动消失。后来网络逐渐开始流行，传统信件越来越少，传真件也越来越少，它们统统被电子邮件所替代。但是与纸质书信相比，人们书写邮件，多数不大注重言辞，随手表达，说清楚事情就好，因此失去了传统书信文化的许多情趣。尤其是电子邮件容易丢失，邮箱换来换去，病毒四处流窜，邮箱容量有限，种种新问题的出现，都会改变我的资料构成。值得强调的是，电子邮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双向来往的信件，都可以存储下来。

另外有一点说明。在整理这些日志之初，我还未确定出版方式，只想将逐年文字尽量收全，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愈发难以见到，因此也愈发让我舍不得删除。更为有趣的是，这样按时间排序整理资料，许多文字翻阅起来，会让人产生一种极为独特的感觉，完全不同于通常独立文章的阅读。

在这些文字整理过程中，我曾经请几位老师和朋友翻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指导和鼓励。

首先是沈昌文先生。他见到此稿时，正在应郝明义先生之邀，为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写个人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我的记录之中涉及沈公晚年的事情不少，他一面翻读，一面赞不绝口，还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说过自己的感受。他说：“看了晓群的年代记录，深深感到回忆要趁早，写作要趁早。现在我老了，才想写，许多资料都散失了，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他还说：“俞晓群是有心人，工作之余做那么详细的笔记，看来他做出很多优异的事情，也不是偶然！”另外，按照惯例，本书成稿后，我要请沈公写序。他没有推脱，只是说：“稿子太长，我会读完再写，要慢些。”现在序写好了，依然非常好看。一位八十五岁的人，思想常葆青春，思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实在让人敬佩。由此我想到半年前，沈公为我的另一部小书《精细集》作序，其中谈到一次活动，他说我在场，是记错了。我后来与上海王为松说过此事，为松说：“别改了，那是沈公的错啊！你将来写文章时，再讲一讲这段故事，不是很好么？”

其次是王充间先生。王先生一面从政，一面写作，对人生之路的认识最为深刻，让我敬佩。我在辽宁工作时，几乎每个月都要拜见王先生，请他信马由缰，谈一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王先生对人情世事，悟得极为深透，因此我始终将他奉为人生导师，每遇问题，总会请教。他最初对我了解，源于我的一本小书《数与数术札记》，我请他写序，他首先考问我：“你知道《易经》与《易传》的区别么？”读过此稿后，王先生说：“依你的才华，真不该去做出版。”我知道，王先生对出版的认识，类似于胡适的观点，自己能做学问，为什么要替别人做“嫁衣裳”呢？所以他几次劝我，不要陷于出版界的钩心斗角之中，到头来会得到什么呢？但是，当王先生看过我的这部《一个人的出版史》部分章节后，他恍然大悟，惊讶在这一行当中，接触各类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当然，王先生是站在作家的角度，看待我的编辑职业，他看出了出版的情趣，看出了文化的价值，看出了写作的噱头！

再有是柳青松。此君是我的小兄弟，大学历史系毕业，跟着我做出版有二十多年。他基础好，有思想，做事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用沈公的话说，小柳也属于好人家的孩子。当年他在辽教社，从编辑室主任、发行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一直做到副总编辑，三十几岁已经是正高级职称。他最大的优势是审读书稿，极为认真又有水平，主持过《吕叔湘全集》《顾毓琇全集》和《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等项目的编辑工作，还担任过《万象》杂志执行主编。他看稿子我最放心，当年沈公与陆灏编《万象》，也曾经开玩笑说，首先要过小柳这一关啊。此次出版《一个人的出版史》，我虽然已经离开辽宁，还是想到让小柳帮助我看一遍，其中的许多内容，他都十分熟悉。小柳接过书稿，一看就是半年，发现很多错字，提出很多修改意见。读完书稿后，小柳也很感慨，他说自己也没想到，我们这些年的出版经历，回顾起来，竟然如此丰富，真是难得了！

促成此稿出版，首推的人物是梁由之。初识梁兄，大约是在2008年，那时他已经在网上呼风唤雨，我还只是一只菜鸟。说来还是我主动与他打招呼，约谈他在网上的文章《大汉开国谋士群》和《百年五牛图》，后来在辽宁出版了《大汉开国谋士群》；《百年五牛图》却落户广西师大出版社。此一段接触，面上是在出版往来，实则在内心中，我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感到此君言行举止，颇有大将风度，未来很有成就一番文化事业的潜质。《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正是我与梁兄最初结交的深意。我的《一个人的出版史》初稿，梁兄久已知道，阅到部分章节后，大为赞赏，三番五次希望早日出版。他帮助我联系出版社，确定合同，细阅书稿；还约老六（张立宪）在《读库》上发表部分章节，可谓无微不至。时至今日，我时常感叹，我与梁兄关系，起于网络萍水之间，我从文字而知其豪放，他从做事而知我宽厚。另外梁兄说，他从未给别人写过序言，此番却答应为《一个人的出版史》动笔，说来也是第一遭。拜谢！

李忠孝、吴光前和郭明追随我来京，为了这部稿子的整理出版，他们都费了不少心思。还有杨小洲、张万文、曾德明、杨云辉、商务的阿紫、刘忆斯、朱立利、于浩杰、张国际、曹振中、郝付云、慕君黎、张镛……都曾经为此稿出版、传播和修改，投放精力与关注，深致谢意。

最后要感谢周青丰。我初次认识他，是在到京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在《万象》时的旧部董曦阳来看我，青丰与他同来，是我们第一次结识；后来知道，青丰也是梁由之的小兄弟，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兄的《梦想与路径》，就显示出超群的魄力和勇气。近些年他在几家大公司做事，编了许多好书，名气渐长。更兼青丰做事稳稳当当，谈话不紧不慢，满身儒雅气质，这些都是做独立出版人的本色。一个人立足于社会靠什么？诚信，水平，能力。这些青丰都有了。因此把稿子交给他，我很放心。

谢过诸位，还有一点说明。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最初设定为1982年至2002年，共21年。此次周青丰接受出版，梁由之与青丰商定，希望我从2003年始，接着再写出最近十余年的事情。三十几年出版时光，分三册陆续推出，应该更好。实言之，最近十年的“编辑日志”，我确实已经有了资料，只是尚未整理出来。现在只好再努力一下，以求完成梁周二位仁兄美意。不过我想，这样一来，篇幅太大，一定会给青丰带来更多压力，让我颇感不安，在此深深致意！

201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