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婚》是东北作家孙春平的都市小说合集。善写小人物、小小说的孙春平，以细腻圆熟的笔端，状绘了当代都市中的众生态相。在从容舒缓的都市叙事中，他探索人的可能与边界，并以“哀而不伤”的道德实践，自觉观照都市生存中的底层群体。《沽婚》聚焦的，不过是真真假假的都市众生，他们只是时代列车投在玻璃窗上的背影，却成就一暮精彩的“都市传奇”，一部厚重的凡人“世界史”。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孙春平的《沽婚》的追求和潜在使命，内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总序

导读/孙春平：都市经验中的传奇叙事

沽婚

晚霞乘务

邻里公约

学者出行

友情像水又像冰

城里的黎明静悄悄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

出门远行

后记

闻维坚和吕晓雯的婚姻终结是在三年前，鬼子进村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手续办了。哦，不对，是鬼子出村一般。进村应是结婚，进围城嘛，离婚便是出村了。村外有虎视眈眈的八路设伏，村内的地道里又藏着提刀握枪的武工队，鬼子想撤出去，不趁着夜黑风高蛇行鼠窜又怎么行。

闻维坚和吕晓雯的离婚不是因为感情。两个人情投意合相濡以沫，女儿都八岁了，家里既没有拳脚相加的寻常仇怨，也没有眦目以报的冷暴力。更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恋爱时，两人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基本实行的是AA制，婚后，闻维坚将工资往家庭财务总管吕晓雯手里一交，收支不问，甘当甩手自在王。哟，又说错了。当今社会，大到国际上的战事纷争，小到家庭的兄弟反目、婆媳成仇，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哪个脱离得开经济上的原因呢？吕晓雯和闻维坚都是离不开柴米油盐的俗人，比不得梁山伯与祝英台或罗密欧与朱丽叶。古往今来，能破蛹成蝶的夫妇又有几人？多了，也就难称绝唱了。

所以，闻吕二人离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济，但不是因为两个人斤斤计较的小经济，而是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学校分房政策的大经济。大学扩招了，随着扩招而来的是扩建。北口师范大学的校址原来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没扩招时显得规模不小，但大批的学生涌进来，就磕头碰脑地拥挤了，于是，校领导学着其他学校的经验，拿着芝麻饼换煎饼。芝麻饼个头虽小，但含金量大，足可去郊区换下摊展得很开很大的煎饼，而且一块可换两张。北口师大没换两张，只换一张，用另一张的钱在煎饼地上搞校舍建设，再用那校舍作抵押，从银行贷下巨额的票子，继续在新校园里锦上添花。反正都是国家的土地、国家的钱财，这年月，谁胆子够大、谁算计得周密，谁就先张扬起来。

闻维坚有个学兄原来是学城市规划的，学校移址改建的工程开始后，被借调到工程指挥部去。一次，几个老学友相聚，有人问那学兄，说师大眼下也算有些模样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学院教课了？那学兄笑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等还须努力，新的工程项目马上就要开工，我哪里回得去。学友们问是什么新项目，学兄说，教职员工们不能总坐着大客车跑通勤，校领导听说市里的地铁一号线已在规划，而且有个站点离我们校区不远，就下了决心，在学校边上又买下一块地皮，专用来建设教职员工住宅小区。同学哥、同学姐，这可是校领导为大家谋划福利的大手笔，可谓百年大计呀！学友们兴奋起来，齐齐举杯庆贺，追问未来的住宅面积将是多大。学兄略作思忖，伸手将餐桌上大中小三个盘碟移到自己面前，说设计图纸尚在勾画之中，我眼下能透露给诸位的只能是，好比这三种盘碟，有大有中也有小，至于各位到时能吃到哪盘菜，还请自己掂量吧。学友们笑，说大的少，归领导，我们这些刚执教鞭没几年的小字辈，能供嘴就不错了。只是提请学兄注意，在设计时，务必将这小盘勾画得大一些，小人喻于利嘛，搬新家时我们请你喝酒。

那天散席时，闻维坚有意滞后，将那位学兄扯进了洗手间，说在设计前领导不会没有主导性意见，你给我交个实底，那大中小三种盘子，到底都按多大面积设计的？学兄机警地前后看了看，又挨个看过蹲位间，才放低声音说，冬季取暖标准知道吧，基本参照，或加或减，大的可能更大一些，小的也再小一点。这事你心里有数就行了，领导要求保密，惹出事端可了不得。学兄说着，就匆匆跑出去了。

那一夜，闻维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瞪得像夜里的猫头鹰。吕晓雯奇怪，说：“以往你喝酒回家，是头只知贪睡的猪，今儿怎么变成看家护院的狗啦？”

闻维坚说：“你换个比方好不好？”

吕晓雯说：“是不是哪个小狐狸给你打了飞眼？”

闻维坚说：“咱家里卧着一只吊睛白额的母大虫，狐狸们充其量玩玩狐假虎威的把戏，她敢？”

吕晓雯笑起来，说：“咱家咋还成了动物园？”闻维坚便把酒桌上听来的学校盖住宅的事说了。吕晓雯说：“领导切蛋糕，分你分我也分他，大家都有份，可落一村但不会落一邻，你何苦为这事睡不着觉嘛。”

闻维坚翻身坐起，按亮了灯，说：“如果确实参照取暖标准，厅局级140平，处级105，科级往下就是80，如果大的和小的再分别加上10和减5，新房设计标准就出来了：150、105和75。咱俩眼下还都是讲师，估计只能享受75平的待遇。现在我问你，如果咱俩分得的新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两室一厅一卫的75平一套；再一种，同样是75平的，两套，你愿意接受哪种？”

吕晓雯说：“我当然要两套，那合在一起就是150平，相当于校领导的待遇啦。可咱俩都在师大，一家想分两套房子，你不是瞪着眼睛做梦吧？”

闻维坚激动了，跳到地心去：“怎么是做梦，这叫事在人为，关键是提前算计，未雨绸缪。据我估计，尚未出笼的分房标准除了级别因素，也不能排除婚姻状况，正因为咱俩同在一校，已存在破解这道难题的前提条件，这事才有了可能。”

吕晓雯眨眨眼，似乎明白了丈夫的算计，她瞪眼说：“你什么意思你？摆弄数学公式摆弄魔怔了，还想玩假离婚呀？”

闻维坚嘻嘻坏笑，说：“娘娘果然圣明，一针见血，直指核心。”

吕晓雯抬手按下墙壁上的开关，说：“你愿睡不睡，我困了。我没你的脸皮厚。我怕丢人。”

P1-3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这本小说集收入的5个中篇，都是我退休后写的，而3个短篇则是我在职时的作品。这好像就是为了印证一句话：人老话多(一笑)。退休后的这几年，我的短篇确是不多，而中篇却越写越长，有的已达六七万字。我控制，控制，再控制，还是没控制住。不时有朋友出主意，说不如干脆放开笔墨，写成长篇多好。但我不想写长篇，还是努力把篇幅控制在中篇范畴。眼下的文学生态不能容人乐观，写长篇的不少，读长篇的却寥寥。据说国内一年出版的长篇已达数千，印数过万的却屈指可数。长篇写出来没人读，还凑那个热闹干什么。而中短篇却似乎正适应时下这个快餐阅读的年代，咱老衲既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那就随波逐流吧。

写小说的人大名叫作家，可到了老百姓的嘴里，就成了“编瞎话的”。一个“编”字，很准确，很生动，也很传神，常常弄得我们这些写手在尴尬过后又生出些得意。创作靠想象，靠构织，岂不就是个编？那个“瞎话”也一语中的，“本篇纯属虚构，切莫对号入座”，小说嘛。

《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编”字的注释，有一层与写作风马牛不相及，我却觉得正符合写小说的深层意蕴。词典上是这样写的：“把细长条状的东西交叉组织起来：编筐，编辫子，编草帽。”乡间农人编筐编篓，多是取坡岭上的荆条。我觉得写作者与编匠可视为“同行”，两者的笔或手不论多巧，都离不得荆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编匠的荆条来自山野，手勤刀快，割下就是；写作者的“荆条”则来自生活，无所不在，无时没有。收集得多，笔下便多了鲜活生动的细节；缺了素材的积累，则难免下笔枯燥。这种“荆条”生于山野的土壤，是想象不出来的；换成作家的经验之谈，就是故事可编，而细节和感受是编造不出来的。正是为了收集“荆条”，那些年我曾两次挂职深入生活，在县里整整工作了八年，创作题材也因这深入生活而逐步拓展，由当初的单一写铁路到写工厂，写农村，写机关，写校园……

没有哪位写作者不重视自己的生活积累，积累的厚重与否直接影响着创作的质量。所谓生活积累，就是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的总和。有了这两点，写作者才可以发挥才智，构织故事，演绎事件，设置人物，并在筐篓中装入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发现与感悟。仅装大白菜、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不行，那太普通，价值也不高，若能采些灵芝之类的稀有名贵中草药装进去，这个筐就有价值了。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此言不谬，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深信不疑。

天下编匠都希望出自自家手下的筐篓结实、好看、花样翻新，这也跟我们写作者的心愿相通。我一直坚守着一点，就是小说故事性强、好看，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不可讥之为手法陈旧。时下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原因多多，但一度被批评家热捧的“三无”(无主题、无冲突、无人物)倾向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我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辽宁文艺》(《鸭绿江》)上是1975年，距今已逾四十年。有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发行，我深感荣幸，并视为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纪念。在此，孙老汉再一次对策划、编辑这套丛书的各位同仁表达深切的谢忱与敬意！

孙春平

《人民文学》卷首语：

孙春平在小说中探索人的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可以在他的道德实践中向善，人的形象有可能不是庸俗的，而是高贵的；不是阴暗的，而是明亮的；不是蝇营狗苟、随波逐流，而是决意做出英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