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镇工作的经历与杂志主编的身份，赋予了郝庆军透析生活本质，揭示人情世相的能力，《我从海德堡来》集中体现的这一特质。在这部以高校、文化科研机构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聚焦对象的小说集中，郝庆军并不止于揭露出当下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弊病和乱象，而是着重表现他们精神领域的焦虑、困顿、挣扎和深深的幻灭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已人到中年，对自身、工作、情感、生活激情不再，急于逃离现有“围城”；而职场的不确定因素，都市生活的多变节奏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和彷徨。对于他们，这是一场艰难的突围。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郝庆军的《我从海德堡来》的追求和潜在使命，内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总序

导读/当代都市生活的多棱镜

锦瑟无端

书香

两个教授的故事

我从海德堡来

迟来的春天

后记

哦，就是在这个院落里，在那个难忘的黄昏，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办公室里，她尊敬的导师钱效甫先生抖动着双手探索了她的身体，她也被幸福的狂潮一次次淹没。她永远记得，在她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全部打开的时候，博学、儒雅、骄傲的钱效甫先生竟激动地跪下来，抱着她热泪滂沱。她隐瞒着同学和师母，听从导师的召唤，一次次来到这里同他幽会。两人发疯般地用古典诗词倾诉着爱情，那一阕阕、一联联的清词丽句啊，寄托着多么炽烈的师生恋情。

当然还有她的那个同门师兄刘士钊，那个倔强沉毅的男生，她的另一位狂热的追求者。据说毕业后去了海南，两年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其实喻茜在心底很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长得帅气，性情刚直，更主要的是他的才华和研究能力。读博期间，他的考证文章已经为学界所注目了。他是多么优秀啊，一等奖学金获得者、全国优秀大学生、校足球队的前锋。虽然后来因打架受到处分，但并不妨碍他吸引众多女孩子。如果没有钱效甫，喻茜肯定跟他恋爱。因为他追求自己，钱效甫很不高兴，就在人前人后说过刘士钊许多不好听的话。毕业时，他在北京一所大学找到了教职，据说也是被钱效甫搅黄的。以钱效甫的地位和影响，把初出茅庐的刘士钊赶出北京学术圈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喻茜认为，钱效甫做得有些过分，但钱效甫在喻茜面前矢口否认此事。喻茜向来对男人们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也就懒得去理会，专心致志经营自己快乐的生活……

推开古代教研室的红漆角门，里面没有钱效甫。喻茜发现，钱效甫的位子上坐着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孩。

“您找谁？”

“我找钱效甫先生。”

“钱先生今天没来上班，请问您是？”

“哦，没什么，我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你是钱先生的学生吧？”

“是的。”

“博士生，还是硕士生？”

“博士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黄鹂。”

“黄鹂？你真年轻啊。”；

“您是？”

“我是来查资料的，顺便看看钱先生，真不巧，算了。”

“留个口信吧，回头我转告钱先生。”

“还是写下来吧。给我拿张纸好吗？”

“好的，您稍等。”

女孩熟练地拉开了钱效甫的抽屉，翻找着纸笔。

喻茜的目光越过女孩的胳膊，瞥到了抽屉里的几个“六味地黄丸”的药瓶，“劲浪”牌口香糖的蓝色包装，还有一把白色的长柄象牙梳子……这些都是她熟悉的。

再往里看，穿过女孩的长发，她瞥见抽屉里名片夹下面“爱乐”牌安全套的粉色小纸盒子。

她明白了，这个叫黄鹂的女孩已经顶替了自己的位置。

喻茜压住火气，没有去翻那个名片夹，只是脸色很难看。

女孩找到了纸和笔，递给了喻茜。

喻茜看都没看，扭转身就出去了。到了院子外面的广场上，才感到自己脸上满是泪水。

她知道那个叫黄鹂的女孩是钱效甫的“新人”了。

从那以后，喻茜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而钱效甫似乎没有觉察出什么，除了到外地出差，每逢周五，他还是照例来找喻茜。

一切照旧。吃饭、散步，随后来到喻茜的住处，看会儿电视，聊聊天，上床做爱，然后打车回家。

喻茜故意不提黄鹂的事。她等待着，想让钱效甫自己说出来，但钱效甫偏偏不说。

不说也罢。你不说，我怎么好问呢？

慢慢地，喻茜的心里便生出了些许芥蒂。

P4-5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这本书收录了我自2008年以来陆续发表的5部中短篇小说。

大家公认，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写作非常难；对我而言，不敢说废稿三千，但每篇小说都要经过几番挣扎和几次推倒重来的经历，很少有倚马可待、一气呵成的时候。也许我太过愚笨，缺少才华，或者对待写小说这件事太较真，太当回事了，所以，每写一篇小说，都会费尽心思，掏肝掏肺，弄得痛苦不堪。

人常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拜师。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整整四十岁，虽然之前研究小说已经十几年。研究小说和写小说毕竟不是一个路数。你说得头头是道，发表关于小说的研究论文若干，甚至出版了专著几部，但真正拿起笔来写一篇小说，却很难。不是说写小说就更有技术含量，而是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创作需要热情，研究得靠理性，两者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这也是常识了，毋庸多言。

我不记得究竟什么时候迷恋上了写小说，也不清楚写作第一篇小说时的心理状态，但我知道写小说这件事完全因为工作环境的变化使然。从社科院毕业后分配到艺术研究院工作，开始的那几年，坐班时间较多，搞专题研究已经不太可能，因为那需要长期泡在图书馆里，翻阅大量报刊资料，即所谓的坐冷板凳。后来我发现，写散文和小说是不需要泡图书馆的，于是开始试着搞一点创作。

那时候，女儿刚上初中，我负责接送。北京为了错峰出行，上学时间要比上班时间早一两个小时。我常常七点之前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便到了单位，此时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办公室很静，只听到我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音。这个时候，往往是脑子最好使的时间，情绪也饱满，思路很开阔，灵感不断地喷涌，一个个人物在指尖穿梭，清晰可辨。而那些清词丽句也不期然而至，带着情感的火花，在电脑屏幕上闪闪烁烁。等大家都陆续上班，我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两千字的收获了。紧接着便是一天的忙碌，等到晚上回家，我开始修改早晨写下的文字，然后想一想明天早晨要写的大致内容，等待激情和灵感再次降临。

第一篇小说原本想写一个短篇，但是由于小说的情节越来越曲折，人物越来越丰富，主题越来越模糊，于是，篇幅越写越长，最后竟成了一个t五万字的中篇，这便是《锦瑟无端》。写完之后，搁在电脑里放了半年，拿出来再读，觉得还可以，经过几番修改之后，我就开始投稿。幸运的是，我没有经历一些作家备受煎熬的那种多次投稿不中的惶惑期，而是一投即中，上海的《小说界》主编魏心宏老师看上这篇稿子，没怎么修改便发出来了。那时候，《作品与争鸣》还没有卖掉，好友李云雷热情地推荐给了该刊的主编陈合松老师，并写了一篇评论，我又邀请社科院的师妹柴莹博士写了另一篇批评文章，一起刊登在这份著名的选刊杂志上。

这算是一个比较顺利的开始，正是这种顺利激发了我的创作信心和热情。人届不惑之年，始作小说，多少有些迟了；但老天尚属公平，庄稼晚熟，颗粒还算饱满，就像北方的稻米，虽比不上江南的高产，但由于生长期长，养分充足，别有一番风味。

之后，随着工作岗位的调动和工作性质的变化，用在小说创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不太平均，但是小说写作的格局和技术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并没有降低，尤其是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后，那种热忱反而变成了一种耐心和周致，情感和笔力变得更加深沉。

这几年，陆续在《清明》《小说月报·原创版》《鸭绿江》《天津文学》等专业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获得许多朋友的肯定和鼓励。小说发表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可以在发表过程中获得许多宝贵的指导和教诲。收获了作品，也同时收获了友谊。在此要对有缘交往的老师和朋友进行特别鸣谢。除了上述魏心宏、陈合松、李云雷、柴莹诸位师友之外，还要向张竞毅、倪和平、铁菁妤、艾晓波等编辑老师致敬，因为没有他们的热忱和辛劳，便不会有这些小说的问世。

最后，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李宁社长、刘曾文主任和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聪女士，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让我感佩，令人难忘。

郝庆军

李云雷（著名文学评论家）：

郝庆军小说的长处在于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无论是乡镇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无论是知识分子遭遇还是职场故事，他都能驾驭自如，以自己对生活的深入理解，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其中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