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所著的《看不见的观察》本为青年学者夏佑至先生的文化随笔集，重现了摄影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事件和作品，质疑了照片与真实的关联，并且探讨了摄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内在特征。随着数码相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大众传媒与摄影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书试图对这一变化进行观察和总结。

《看不见的观察》是笔者吴强旅居德国时期，以兼具记者和学者的视角对德国的社会与政治所做的多年观察的结晶。此种视角，迥异于一般的政经观察或者国际关系角度，而是从德国基本法同时也是德国知识界主流认知的社会国与法治国的二元划分角度，来理解德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特质。此外，该文集还收录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对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混乱政治和全新挑战所做的访谈、分析，以及相应的书评和笔记。

伟大的二流国家（代序）

辑一 德意志的社会国

 导盲犬的城市空间

 “小就是美”：从简单生活到和谐世界

 雷妮瑞芬斯塔尔：我不是希特勒的女孩

 格拉斯：铁皮鼓手的陷落

 合法化还是去罪化？——一个女性主义的视角

 社会民主是个好东西——德国、瑞典模式新解

 “社会国”的终结？——艰难前进的德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

 德东观察之集中居住

 德国的媒体与政治——《时代周报》的经验

 志愿社会主义、公社和柏林

 九十岁政治老人的箴言——对话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辑二 德意志的法治国

 民主也长牙齿的——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揭秘

 斯塔西档案解密二十周年

 左派党的天空

 革命家、环保分子、欧洲主义者？——关于德国外长菲舍尔的三种文本

 默克尔：让德国回到科尔时代？

 古滕贝格之痛——学术抄袭与政治信誉

 德国大选：多党制的胜利

 选举与革命的对穿

 欧洲军火政治透析

辑三 欧洲的气候政治

 欧洲的气候政治版图

 气候政治年谱

 通向世界政府之路？——气候政治的新国际主义

 谁的责任？——气候债务与气候正义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全球气候政治

 哥本哈根之后：严冬已经来临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民主生活

 全球化的罪与罚——海里根达姆G8峰会观察

辑四 书评手记

 世界开始向左偏转：欧洲手记

 社会团结——一种“社会国”理想

 社会权利的由来——马歇尔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

 英国病人——贝弗里奇模式的吊诡

 民主化和威权主义——奥唐纳的对位

 威权政权的命运：转型还是巩固？——评林兹《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政体》

 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国、英国民主道路的解读

 帝国与自由领——《不列颠自治领》导读

跋：看不见的观察

犬类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用于帮助盲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废墟中一幅大约公元一世纪的壁画。中世纪的欧洲也偶有记录。而导盲犬真正开始进入社会，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一战战场上，化学武器——氯气和光气首次在战争中大量使用，造成数以万计的士兵失明。1916年，德国战地军医格哈德·斯道林在奥登堡创立了第一所现代导盲犬学校，为失明退伍兵培训导盲犬，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导盲犬学校同样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一战后，斯道林的导盲犬学校一度遍地开花，在1926年因故关闭前，每年从该校“毕业”的导盲犬多达六百只。这些导盲犬随后被引入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甚至苏联。

今天，在德国街头，经常能看到一道充满温情的城市风景：一条狗牵引着一个盲人，双双穿行于十字路El……身边尽管车流涌动，它和他(她)却从容淡定。某种意义上，导盲犬是盲人失而复得的“眼睛”。依靠导盲犬的牵引，许多盲人过上了与正常人几无悬殊的社会生活——自行乘坐火车、地铁、公车，上班，去医院、餐馆，探访亲友，等等。在一些文化、宗教场所，导盲犬甚至获得社会更多的偏爱，比如在通常严禁带狗进入的剧院、音乐会、教堂以及动物园(!)，导盲犬却可以雄赳赳、气昂昂领主人人场——当然，狗一定不要辜负了自己恪守职责、宠辱不惊的良好修养。在乘坐公交时，盲人连同导盲犬都会受到其他乘客自觉让座的礼遇。从2002年起，德国铁路局规定导盲犬搭火车可以免票，也无须戴口罩，而通常情况下，人们携狗乘车，必须为被迫戴“口罩”噤声的狗补一张半票。

劳动是光荣和值得尊重的，狗也一样。导盲犬的受礼遇，事实上表明了今天犬类的社会价值的提升：它们不再仅为普通的宠物，它们也是有能力分担社会职责的光荣的劳动者。优秀的导盲犬是怎样炼成的

德国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促成了导盲犬学校的建立——至今，导盲犬学校仍然是大规模培养导盲犬的唯一方式。而导盲犬的日常行走空间，则全赖现代城市社会管理和犬类动物本能的和谐匹配。

比如说，导盲犬履行最基本职责——帮助盲人过马路，其必要前提是：一个城市的道路网配备足够的红绿灯、斑马线、人行道等基本的安全交通标识。而且，这些城市设施必须得到及时、完善的保养、维护，红绿灯能亮，人行道、盲道上无障碍，斑马线上车让人。更重要的，普通行人和车辆必须遵守这些基本交规，否则，“宝狗”再聪明，也难敌“宝马”的肆意冲撞。

可笑的是，跟人类相比，狗是天生红绿色盲。导盲犬对红绿灯的辨认，主要依靠对红绿灯不同亮度的识别。在此基础上，它们被训练自觉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走还是不走”的哈姆雷特式判断模式。所以，对被交付了盲人生命重任的导盲犬来说，它们一定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竟可以不守交规，为什么红绿灯居然不亮——这些在人眼里早已麻木了的现象。

有个小幽默，可以供人自我解嘲：即使在交通秩序井然的德国，也不免有巧避车流过马路的急性子行人。不过，“责任感强”的德国人却恪守一条潜规则：在过马路的小孩子和导盲犬面前，决不做闯红灯的“坏榜样”——不让这个世界的复杂，误导了小朋友们单纯的行为逻辑。

当然，人类可能不遵守交通规则，健全人可能不尊重盲人，也并不是所有的狗都适合做导盲犬。除了最早被使用且以忠诚见长的德国牧羊犬，聪明的金色猎犬和温驯的拉布拉多犬是最主要的导盲犬品种。它们都是大型犬类。因为只有体型较大的狗才能持久负荷铝制牵引杆，并有力量牵动盲人，传递给他充分的方向指示。它们当中，又以拉布拉多犬居多，大约占百分之六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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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开始，欧洲就有政客在哀叹，世界似乎被美、中两个大国接管了，欧洲已经沦落为二流国家了。而且，伴随着欧元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感愈加常见了，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小会议上，人们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对欧洲沦为二流国家这个判断，怀疑的人似乎不多。的确，欧洲从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堕落成二流国家，在二次大战的毁灭性结局那一刻就开始了：超过七千万的战争死难者，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屠杀，都令欧洲蒙上了空前的耻辱。战后的欧洲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战败国德国大量的机器设备被苏联红军拆走，还要忍受国内严冬的燃料不足向法国供应煤炭作为战争赔款。战胜国英国也好不到哪里，大批士兵复员几乎立即加入失业大军，庞大的战争债务压得几乎每个家庭都透不过气，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引发许多政治联想。1946年的饥荒则遍及全欧，欧洲人民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没有战争却形同战争一般的困难生活，连可爱的猫也被德国人民私底下唤作“阁楼兔子”充作果腹之物。其后，欧洲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复兴、创造了石油危机到来之前持续二十余年的繁荣，但是作为夹在美苏之间的冷战主战场，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包括欧洲人自己，几乎没有人怀疑战后欧洲的二流国家地位。

直至今日，尽管欧洲的地位通过欧盟、OECD组织、G8峰会、北约以及大量的以欧洲为基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全球性、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国际组织，军事、经济和科技活动及国际援助充分表现出来，但是“二流国家”这个符号似乎始终挥之不去。比如2003年法德轴心被美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讥讽为“老欧洲”，德国多次试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未遂，更糟的表现则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上，一个分裂的、缺乏领导力的欧洲几乎让世人彻底失望，很大程度上需为会议的失败负担责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曾经经历了1997年意大利金融危机考验的欧洲表现还算稳当，一度有意将欧洲的银行监管模式推向世界，无奈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后院火起，仅仅希腊一国的负债就高达整个欧元区GDP总和的百分之二点六。对欧洲的真正考验开始了。

当然，所谓“伟大的二流国家”的提法早已有之。就像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的提法，在国际社会一味强出头、到处煽风点火、输出革命等战略对峙往往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比如苏联的解体命运。躲在美国驻军和核保护伞下的欧洲(西欧国家)，战后借马歇尔计划迅速实现了经济复兴。以德国为例，虽然多家大厂被迫搬迁至西部，但是德国大众公司首先利用1938年建厂时就设计的原型车，大量生产并向美国出口，带动了德国的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甲壳虫”。与“轮胎上的国家”、当之无愧的一流国家美国相比，德国的汽车工业和汽车文化毫不逊色，颇具“德国特色”。大众汽车公司正是建于1938年的纳粹时期，直到上个世纪末仍然保持国有企业性质，最生动地代表了资本与工会合作、国家与资本合作的“莱茵资本主义”的“德国模式”。

无独有偶，北欧的瑞典自1931年社会党执政之后，创造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平等作为经济效率前提”的社会民主模式，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创造性建设了一整套独立的工业体系，几乎每样工业产品或者品牌都在世界享有盛誉。比如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沃尔沃轿车和重型卡车、萨博的喷气客机和狮式战斗机、爱立信公司的手机和雷达、哈苏的照相机，瑞典的工程师们还是最早分别在坦克和量产轿车上使用增压引擎的，著名的宜家家具和H&M服装则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平价家具和服装连锁店。

这些瑞典特色工业品，无一不是民主加社会加工程师的结果，带着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创造，既是瑞典的骄傲，也是欧洲的骄傲。历数其他欧洲国家，不难发现一个个另类的“××模式”，构成一个丰富、多元的欧洲特色。比如，法国的时装设计所代表的高级文化，比利时的卡通设计和产业，英国的音乐文化，德国和北欧的工业设计和机械文化，捷克的爵士乐，等等，让人感叹摆脱了中世纪枷锁后的世俗化的欧洲在怎样发挥着文明的创造力。而且这一创造性是与各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对欧洲的政治认同紧密相关的，就像德国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一直挣扎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最终走上了一条“越德意志越欧洲”的道路。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临，这些单一民族国家的“特色”本身难以自救，沃尔沃和萨博的技术再好也终究被通用汽车所抛弃，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主权债务危机则需要大幅度让渡主权才可能获得援助。但是，欧盟面临如此历史转折关头，却发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欧洲统一的象征和媒介——欧元，却没有真正的货币联盟，没有建立起一个与欧洲货币体系相适应的统一政府。而且更致命的是，2011年8月17日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巴黎的会面，尽管往保卫欧元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却仍然是密室里做出的决定，难以消弭他们身上的“欧洲怀疑主义者”的印记。就在欧洲的社会党人大声呼吁“保卫欧元”、缅怀密特朗和科尔时期的双驾马车带领整个欧洲狂飙突进的美好时光的同时，人们发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太快导致新欧洲与老欧洲裂痕、南欧国家狂借债、绑架德法等问题的出现，而是一体化进程太慢、核心欧洲举足不前。

自1950年欧盟之父舒曼提出煤钢联营共同体计划以来，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欧盟，伴随而生的官僚主义并非主要问题，面对危机时一次次表现的治理能力不足和欧洲团结不够才是问题所在。所幸的是，每当危机时刻，外界都能看到欧洲社会的反思，这个建立在对欧洲曾经承受巨大的现代性苦难的反思，在一次次地主导着反危机的进程，直至寻找出一条同时包含问题解决和理想主义的道路，然后不断推进着欧洲的一体化和进步。其中的代表声音，来自哲学家，也来自独立的宪法法院。哲学家首推哈贝马斯，在巴尔干危机和干预的关键决策阶段，在欧洲宪法草案的关键讨论阶段，哈贝马斯不仅都未缺席，而且在这两个重要时刻都表达了极有影响的意见。在保卫欧元的关键时刻，2011年4月6日，哈贝马斯再次发声，呼吁警惕德国的“重新民族国家化”，包括有学者提出“回到德国马克”的民粹主张，德国愈益增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欧洲的统一化进程背道而驰。哈贝马斯对过去两年颇有“危机明星”之名的默克尔发出警告：习惯密室政治，甚至在家中与物理学教授的丈夫商量是否出手拯救希腊的默克尔，她的决策方式是危险的。哈贝马斯指出，欧洲现在欠缺的是欧洲的公民社会及其对欧元危机的广泛讨论。否则，任何欧元拯救计划的合法性都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加剧欧洲公众对政治精英的疏离感，从而背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对公民社会、公共空间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强调，可谓欧洲政治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欧洲民主的双重合法性的基础之一。而这一双重合法性基础，实则建立在德国基本法的原则上，即对社会国和法治国的双重划分。所谓社会国原则，并不只是单纯的来自费希特以来的社会主义者，还综合了包括保守主义者如冯·斯泰因和基督教精神等德国的主流思想源流。在德国宪政和民主中，与法治和民主原则并重，即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所反映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它的核心内涵，包括人的平等、社会团结和人的发展等基本原则。这些社会国原则调节、保障着德国的基本社会秩序、公共生活、再分配比例和社会主体性，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和政治力量，推动着欧洲的一体化，甚至先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从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到1961年《欧洲社会宪章》再到2007年《里斯本条约》签订的历程。因此，如果说这是从德国社会国原则申发出来的欧洲社会团结力量在推动或者主导整个欧洲一体化，并不过分。

以此，我们可以区分所谓二流国家与所谓一流国家。在欧洲，舆论领袖们有百分之四十一更倾向于公民社会组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看重企业界，只有百分之十七更看重政府；而在美国，百分之四十更看重商业，百分之四十六偏向政治机构，只有百分之三十四注重公民社会组织。由此不难看出，即使真的有所谓二流，那也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而他们才是治理的主体、应对危机的根本力量。2009年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加入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性裁决已经指出了问题所在：欧洲议会选举的代表性不足而致合法性不足，不足以代表欧洲的公众和民意。以致在欧盟决策和欧洲公众之间，面临如何拯救欧元的时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合法性真空，妨碍了欧洲各国有效地采取实质性行动。

不过，危机恰恰意味着机会。德国前外长菲舍尔，这个德国也是欧洲绿党的代言人，多年前已经从拒斥欧洲统一转变为极力推动。他在2011年4月6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和美卡托基金会主办的五贤人讨论会上呼吁，只有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才可能解决欧元危机，否则，任何技术性的措施只能意味着不进则退。他完全赞同哈贝马斯的主张，而且希望建立一个欧洲政府的实体，更确切地说，就是“United States of Europe”——欧洲合众国，来执行统一的欧洲经济和货币政策。相比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两年前提出的建立世界经济政府的主张，菲舍尔的欧洲经济政府并不激进，只比争论中的“Federal．Association”(邦协)的主张更进一步，却同样代表着社会进步和欧洲国家的团结。

进步、团结，这些充满社会民主色彩的主张，在那些所谓一流大国的政治舞台上绝少听到，却彰显“二流国家”的伟大。各具特色的欧洲各国需要扩大相互间认识、交流和团结的公共空间，消除法、德公众之间至今仍存的相互误解、东欧新成员国对老欧洲的成见。否则，公众冷漠会助长欧洲国家面对欧元危机的无所作为，任何拯救欧元的行动都会因为远离欧洲公民而失去支持。在欧洲经济政府之前，至少有一项政策可做，并且符合欧洲公民社会和欧洲政府的方向，那就是发行欧元债券，从货币机制和政治机制两方面将每一位公民与欧洲的责任联系起来，为未来的欧洲经济政府打下基础。

2011年9月7日，德国的宪法法院认可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这个诞生于2010年7月欧元危机最严重时刻的金融机构，消除了德国参与拯救欧元的法律障碍。9月8日，意大利政府也提案修宪，在宪法中增加平衡预算的黄金法则条款。经过知识界、媒体和公众的批评、讨论和倡议，欧洲已经行动起来了，尽管在走的快慢问题上还有争论，在未来目标上仍有存疑，但方向是确定的，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梦想，菲舍尔口中的“欧洲合众国”的雏形开始在欧元危机中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