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博斯的目光穿过狭长的过道，望着他搭档的小隔间，看着他例行公事地收拾桌子——把一堆文件夹竖起来排放在桌角，又把中间抽屉里的文件清理出来，最后还把清洗干净的咖啡杯放进一个抽屉里。博斯看了一下手表，才三点四十分。好像每天伊格纳西奥。费拉斯进行例行收拾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早一两分钟。今天才星期二，周末刚过了劳动节，这周本来就短，他已经准备要早走了。这种固定模式总是被他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启动，那边是一个妻子带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一对刚出世的双胞胎等着他。她看时钟的方式就像一个糖果店的老板盯着店里那些胖乎乎的孩子一样。她需要休息，需要她的丈夫回家接替她一下。即使是和他的搭档隔着个过道，隔着新分队办公室小隔间四英尺厚的隔音墙，博斯都能听到他俩的对话。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这整个过程的最后程序就是，费拉斯望着博斯。
“哈里，我走了，”他说，“赶在堵车之前。今天有很多找我的电话，但他们都有我的手机号码，不需要在这儿等。”
费拉斯边说话边揉着自己的左肩。这也是一个固定模式，是他在无言地提醒博斯几年前他中了一枪，理应早点儿走的。
博斯只是点点头。问题并不真的在于他的搭档是否早下班或者理应得到什么，而是在于对侦破凶杀案这一使命的承担，在于当他们最终收到下一个出勤命令的时候他是否还能承担。在回到中队报到之前，费拉斯经过了九个月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然而从那一年开始，他办案子便开始有些不太情愿，这让博斯慢慢失去了耐心。他不积极参与，博斯也厌倦了对他的等待。
他也厌倦了等待一起新的谋杀案。从他们结束上一个案子起已经有四个星期了，天气正好进入了夏末的佘热中。就像确信圣安娜季风。会从山口吹进来一样，博斯知道一起新的谋杀案也将要临近了。
费拉斯站起身来锁上办公桌抽屉，从椅背上取下自己的外套。这时博斯看到拉里·甘德尔从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朝他俩走来。一个月前，抢劫凶案部开始从破旧不堪的帕克中心搬到警察局新行政大楼。作为中队里的老资格成员，博斯被赋予了第一个选办公室隔间的权利。大部分的三级警探都选了面对窗户、朝向市政厅的隔间，而博斯却选了相反的一个。他让他的搭档选了靠窗的一间，而自己则选了能够观察到整个中队办公室的一间。现在，他看到队长走过来，本能地知道他的搭档不能早回家了。
甘德尔手里拿着一张从便签簿上撕下来的纸，脚步里流露出急促的情绪。博斯知道等待结束，出勤通知来了。他站了起来。
“博斯和费拉斯，你们俩有事情做了，”甘德尔走近他们，说道，“需要你们处理一件从南局来的案子。”
博斯看到他搭档的肩膀一下耷拉下来。他假装没看到，伸手去拿甘德尔手里的那张纸。他看看纸上的地址，南诺曼底。他以前去过。
“是一家卖酒的商店，”甘德尔说，“一名男子倒在柜台后面，巡警找到一名证人。我就知道这些。你们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博斯抢在他的搭档开始抱怨之前说道。
但这话并没有起作用。
“队长，我们是特别重案组，”费拉斯边说边转过身指着中队办公室门上嵌着的野猪头，“干吗要我们去处理发生在酒品店的抢劫案？这就是一个寻常的案子，在午夜之前，南区的人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或者至少他们会找到枪手是谁。”
费拉斯说得基本正确。特别重案组是专门处理复杂难解案子的。这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中队，他们追踪棘手案子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劲头，就像野猪在烂泥地里翻找松露一样。一起发生在黑社会团伙出没地区的酒品店持枪抢劫案，根本不够资格交给特别重案组。
甘德尔摊开双手表示他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他的秃顶和寡言让他成为一个绝好的行政长官。
“上周的员工会议上我告诉过你们，这周南区要归属到我们这里。他们现在只剩下几个骨干人员，十四号以前其他人都去刑案学校培训了。周末他们手头有三个案子，今天早上又有一个。他们的骨干人员都不在。你们得上，这件抢劫案是你们的了。就这样。还有问题吗？巡警还带着一名证人守在那里呢。”
“我们没问题，头儿。”博斯说着，结束了对话。
“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