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著的《文学与快乐》不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而接近于文学随笔，或文学自由谈。作者以“诗可以乐”为出发点，考察五个经典文学人物之乐：土谷祠里的阿Q：论小人之乐，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论贵人之乐，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西天路上的猪八戒：论俗人之乐，桃花岛上的周伯通：论逍遥之乐，笔法生动活泼，可读性强。

中国文学为何罕见“快乐者”形象？文学能否摆脱“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魔咒？张柠著的《文学与快乐》以活泼的笔调，融叙事学、伦理学、社会学诸学科方法，探寻中国文学何以“不快乐”之原因，并以贾宝玉、西门庆、猪八戒等经典文学形象为例，破解中国文化深层隐秘的快乐密码。

引论：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第一章 土谷祠里的阿Q：论小人之乐

 一、快乐的小人阿Q

 二、作为文学形象的阿Q

 三、原始的唯物的快乐

 四、阿Q与快乐的分类学

 五、阿Q的快乐秘诀

 六、小结

第二章 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论贵人之乐

 一、快乐：从小圆满走向大圆满

 二、道教的快乐哲学和修炼实践

 三、贵族公子贾宝玉的快乐标准

 四、正邪之道德与清浊之美学

 五、贾宝玉的快乐之途和方法

 六、小结

第三章 清河县里的西门庆：论恶人之乐

 一、情欲标本：《金瓶梅》和《红楼梦》

 二、肉体快乐和西门庆行乐之法

 三、西门庆稳固的“欲望三角形”

 四、家庭与家族：快乐空间分析

 五、宫廷与妓院：欲望空间镜像

 六、小结

第四章 西天路上的猪八戒：论俗人之乐

 一、与猪八戒相关的文学问题

 二、从天而降的“低模仿人物”

 三、猪的快乐：肉体化和俗世化

 四、对八戒享乐心理的精神分析

 五、猪八戒获取快乐的基本方法

 六、小结

第五章 桃花岛上的周伯通：论逍遥之乐

 一、中国文学快乐表达的艰难

 二、儒家的逃避和道家的张扬

 三、金庸的小说和反常的人物

 四、射雕英雄的五种人生模式

 五、周伯通的孩童式逍遥之乐

 六、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金瓶梅》以明代山东清河县市井日常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以官商西门庆及其众妻妾为核心的欲望故事。前八十回是因，后二十回是果。开局时尽享繁华，认娼作妻；结局时妻离子散，妻入娼门，可谓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中国叙事文学之“双璧”，一者写“情”（贾宝玉为“情圣”），一者写“欲”（西门庆乃“欲郎”）。这里的“情”和“欲”，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忌讳、所逃避、要删除的。因此，《红楼梦》和《金瓶梅》如中国文化中的“飞来峰”，都具“史家笔法”，而不强就儒、释、道既定成说，重在“情”和“欲”二字，试图填补中国叙事文学中“情”与“欲”的空白。

《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活得“不亦乐乎”的人，既没有阿Q那种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困扰，也没有贾宝玉那种因精神问题而生出的不满，西门庆就是一个快乐的大活宝。西门庆的快乐来源与前面两者都有差别。就执着于肉体欲望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阿Q相似；而不同于阿Q欲望经常不能得到满足，西门庆欲望的满足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肉体欲望能轻而易举满足这一点而言，西门庆与贾宝玉相似，不同在于，贾宝玉的目标在“情”这种超越肉体欲望的东西，西门庆没有这些要求，他只对“欲望”本身感兴趣，因此西门庆没有贾宝玉的大苦大悲。

西门庆的快乐秘诀很简单，就是一个“过”字：过分、过度、过失、过犹不及进而一过再过，一直到过世罢休。其一生就是在这个“过”字的控制下“及时行乐”的一生。他在追求金钱财富和女人上贪多求众，他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对贪欲无尽的需求之上。西门庆的快乐，就是肉体的超前支出。为此，他成日需要吃肉饮酒，还要求助于外药之术。由此观之，西门庆实在是一个极端分子，他与中国文化主张节制、中和之美德毫无关系，所以称西门庆为“恶人”一点也不为过。

要满足肉体快乐的不断支出，必须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为了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要为财富寻找保证，权力就是最好的保证。西门庆通过不断积攒钱财、官位、女人，将“权力—金钱—女人”三个原本不甚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仿佛变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西门神”，在清河县乃至东平府，呼风唤雨、独霸天下。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商人，开着个生药铺和几家绸缎店，搞一些官倒、走私、偷税的伎俩，竟然搅乱了清河县，波及了东平府，惊动了皇帝爷。这个与肉体快乐相关的，由“权力—金钱—女人”所构成的“欲望三角形”，就成为了西门庆满足其恶人之乐的坚固基础。

西门庆之所以能一过再过，没有外在阻力和约束实现他的恶人之乐，是因为他的家庭——他及时行乐的主要场所，实在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家庭。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嗣承关系、同胞关系，姻亲关系更是混乱不堪。按照常理，传统家庭中人伦礼法的实施过程，应该由家族内部家法和舆论监督，但西门庆的家庭，在纵向上看是个孤岛，在整个清河县城，姓西门的独一无二；在横向上看，它并不通往时间上的祖先，而是通向当下的官府和权力，所以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力。为了满足做嫖客能偷和嫖的隐秘心理，西门庆便直接把妓女找到家里来，家里天天花天酒地接待各级官员，酒席上要请歌妓作陪，于是来了一群妓女——李桂姐、李桂卿、吴银儿、郑月儿、韩金钏儿、郑爱香儿等。妓女李桂姐成了吴月娘的干女儿，更能名正言顺进出于西门庆的家门。至此，西门庆的家庭成为一个宫廷和妓院的模仿品，同时具备了皇宫的权威性和妓院的淫乱性，或者说是在金钱支配下的畸形的权力和畸形的自由。

西门庆有了“权力—金钱—女人”稳固的“欲望三角形”做基础，又把自己的家庭改造成为宫廷加妓院的模式，终于“功德圆满”地实现了其恶人之乐的理想，足不出户，尽享皇宫和妓院的双重快乐。然而，“次第明月圆，容易彩云散。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这是第七十八回的话，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就淫欲过度而死。

西门庆的“女人—金钱—权力”这个“欲望三角形”，和当皇帝与当嫖客合二为一的结合体，呈现了世代流传的欲望故事的潜在构型，代表了中国男人最心仪、最隐秘的梦想。能当上皇帝的人毕竟少，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人，而这些占多数的中国男人，不是阿Q，就是西门庆。或者说，穷则阿Q，达则西门庆。至于“情圣”贾宝玉，实在是个稀罕物儿。

P100-103

我一直纳闷：人在诞生的时候，为什么是哭而不是笑?文学家废名，将人诞生的“血地”称为“人生的第一哭处”，①似乎说，除了“血地”这个诞生地之外，人生还有“第二哭处…‘第三哭处”“第N哭处”，好像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哭似的，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这与佛教“人生即苦”的观念相合。面对这个“人生的第一哭”，有一种貌似科学的解释，认为婴儿的哭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表达情绪的哭，而是一种呼吸系统的初次运动，它促使肺泡张开。这种解释也有疑问，为什么要用哭来刺激肺泡张开?笑不是也可以让肺泡张开吗?撇开所谓的科学解释不论，对“人生的第一哭”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可以是这样：哭是婴儿对在娘肚子里憋坏了的处境，特别是对在产道里受压迫的经历的抗议和追加性的控诉，现在来到人世间，觉得舒适快活多了，于是开始学习表达舒适和快乐的感觉，那就是后天习得的笑。还有一种解释可以是这样：“人生的第一哭”，就是对娘肚子里那种没有压迫、没有伤害的天堂般的感受的怀念，进而是对这个脏兮兮的、闹哄哄的人世间的拒绝，同时因拒绝而不得，不由自主地被抛弃到这个人世问来了，所以才要号啕大哭，与生俱来地哭。前面那种解释是先苦后甜，属于乐观主义。后面那种解释是先甜后苦，属于悲观主义。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都从这两个角度来讨论人生快乐与否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尽管其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视角都是偏颇的，但是两者加在一起就互补了。

文学界就有些奇怪，它好像全体都倾向后面那种悲观论调，比如：愤怒出诗人(古罗马尤维利斯)；诗人的歌唱就像母鸡下蛋时的啼叫一样，是“痛苦使然”(尼采)；文学是被意识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内容在梦中的释放，所以是“作家的白日梦”(弗洛伊德)；文学是生命力受到压抑的“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命运坎坷者的美文如“蚌病成珠”(刘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韩愈)；传世之诗，穷人之辞，穷而后工(欧阳修)；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还有历数文人悲惨命运的“文章九命”之说：贫困、嫌忌、玷缺、偃蹇、流贬、刑辱、夭折、无终、无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等等。由此，文学成了悲伤、愁苦、不平、愤怒、埋怨的代名词。这种观念想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人生之快乐总是求之不得、快速闪过，“乐”与“快”搭配在一起，可见它是不长久的。人生之悲哀总是不请自来、挥之不去，哀伤悲苦的感觉滞涩而胶着，所以显得缓慢而绵长。但是，作为反映人生的文学，为什么在喜乐和悲哀两种人生态度中，对悲哀情有独钟?为什么写愁苦的悲伤的人生，才能够“句工”?为什么写欢愉的快乐的人生，就难以“句工”呢?看来，这至今是一个理论悬案。

钱锺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①这篇文章，就是在讨论上述那个文学形式史的“套板”，或者文学理论史的“常谈”。因此，钱锺书的文章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文论家的观点，无疑不只是为了论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诗可以怨”)这个“常谈”和“套板”的正确性或合理性，而且是要把它当作一个需要深究的概念来讨论，仔细深究其外延与内涵，进而试图牵扯出“诗可以怨”背后“更大的问题”。(P133)钱锺书还说：“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锋一转又提到韩愈，好像不打算放过这位说“欢愉之辞难工”的人。在《荆潭唱和集诗序》中，韩愈一边为官员的诗作写序，一边又在夸奖“憔悴之士”的“穷苦之言”。韩愈的意思是：快乐也可以作诗，但不会产生好的或者最好的诗。钱锺书说，韩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虽然在质量上‘穷苦之言’的诗未必就比‘欢愉之辞’的诗来的好，但是在数量上‘穷苦之言’的好诗的确比‘欢愉之辞’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P128一129)

第八，最后一个问题，既然只强调“诗可以怨”的思维是偏颇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诗可以乐”呢?钱锺书没有明说。从整篇文章的论证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似乎主张对“诗可以乐”持包容态度。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无论从接受心理史还是文学形式史来看，快乐经验是不好处理的。钱锺书另有《论快乐》《说笑》两文，可以对读，此处不再赘述。《诗可以怨》一文最后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评价问题。对此，钱锺书也没有展开讨论，只是说尽管“悲剧比喜剧伟大”的观点占了优势，但认为“喜剧高于悲剧”的观点也大有人在，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①。20世纪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伯一格里耶，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悲剧“是要不得的东西”。(P133)④这位法国新小说家，尽管没有写出快乐的文学，但他对文学史中的传统悲剧概念的批评，也是20世纪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潮。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和“文本的愉悦”之说，也可视为对快乐经验的网开一面。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将悲剧和喜剧的对立，从文学形式史的角度，转换为“重”与“轻”的风格学之变，也颇有启发性。②

以上为我读钱锺书先生的《诗可以怨》一文的“读后感”。这篇文章涉及“诗可以怨”这个文论史上著名概念的诸多方面。这些问题与我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文学史上“快乐者”形象，都有直接或者问接的关联。但问题依然存在，“快乐者”形象与快乐的缘由不是一回事；快乐的哲学与快乐的美学也有差异；快乐的人生与快乐的文本之间，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我将这篇“读后感”作为本书的引论，似有狐假虎威之虞。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非本人所能驾驭，故借钱锺书先生之智慧来助威，算是对“文学与快乐”这个话题背后的理论问题一个梳理和交代。

讨论文学中的“快乐者”形象，这一想法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而已。几年前，读初中的儿子迷上了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房间里传来阵阵笑声。他不时地拿着书跑到我身边念给我听，一边念，一边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他还邀我一起欣赏捷克著名画家拉达笔下的帅克之尊荣：婴儿肥的笑脸、滑稽的小翘鼻子、若隐若现的麻子点般的胡须茬。上等兵帅克，的确是文学形象史上一位罕见的快乐形象。这位整天泡酒馆逗乐子的胖子，这位专门给杂种狗伪造纯血统证明的狗贩子，面对战争他无所畏惧，勇敢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拄着拐杖、拖着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双腿，坐上由保姆推着的轮椅，高喊“打到贝尔格莱德去！”面对被密探揭发的危险，面对被扔进监狱的遭遇，他温柔顺从、不卑不亢，总在杞人忧天。他无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快乐不已、笑点迭出。在疯人院里，他严谨的逻辑推论，让所有的医生都怀疑自己有病。他让战争的逻辑、法理的逻辑，在他无辜的笑脸面前，在他发傻的天真面前，统统变成了笑话。

我当时就想，这样一部优秀的、篇幅不小的世界名著，竟然能够让一位初中生爱不释手、乐不可支，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时我就萌发了要写一写那些文学史上著名的“快乐者”形象的念头，比如好兵帅克，堂吉诃德和桑丘·潘萨，庞大固埃（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等等。

当我动笔写《文学与快乐》的时候，我想把上述西方文学中的“快乐者”形象暂时搁置一下，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学。我随即检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巨著，发现似乎很难找到像好兵帅克那样的“快乐者”形象，也很难找到能够将阅读快感与文学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尽管如此，但也不能说“快乐者”形象完全找不到。我首先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是一位令人发笑的喜剧人物。猪八戒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快乐者”形象。但接下来我就犯难了，很难找到与此论题相关的合适的研究对象。我一度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快乐者，应该是农人，遗憾的是，农人不仅没有变成快乐的文学形象，反而成了悲惨的、哀伤的、痛苦的代名词。女性就更不用提了，除非她变成了精怪、鬼魂或者狐狸。至于其他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也不能说他们不快乐，只是快乐得不利索，他们要么苦中作乐，要么苦乐参半，要么乐极生悲，快乐的螳螂后面总是跟随着黄雀，甚至还不止一只，这令人沮丧。

如果硬要在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群中寻找“快乐者”形象，我也只能说，费尽心机找到的不过是一些“快乐的碎片”。那么好吧，将这些“快乐的碎片”拼贴在一起，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于是，我便开始了整整一年的艰难的寻找和拼贴，结果就这样，拼成了这本小书。最大的遗憾是，这本书和写作本身，似乎有悖于写作的初衷，它的写作过程本身并不快乐，甚至伴随着诸多苦恼。是不是因为寻找的难度太大，拼贴的工艺太复杂，发掘的工具太沉重，以至于将快乐压抑住了呢？我猜想，“快乐者”形象塑造，属于美学范畴；“快乐”主题本身，则属于伦理学范畴。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转换关系的理论，是有迹可循的，但在“快乐”层面上进行转换，则会遇到很多障碍，正如本书“引论”中所讨论的那样。我将这两者扯在一起，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部小书终于要出版了。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的亲人、朋友和学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这部小书以出版的机会。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