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崇著的《在母语中死去》为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散文类）之一，收录了黄少崇的散文共19篇。作者从切身体验着手，述写了在城乡一体化步伐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质化的大背景下，关于壮族原生态的民情风俗的回忆，反映了本民族物资生活与的风貌与丰富内涵。

黄少崇著的《在母语中死去》是一部关于民族文化、民族记忆的散文集，也是黄少崇自写作以来正式结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主要内容涉及的大多数是他的民族——壮族。在城乡一体化步伐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当今，壮民族是一个很尴尬的民族。对于像作者这样的自小以地道的壮语作为母语的人来说，能够在母语中死去，只能是一种奢望……

在母语中死去

捡金记

布伢的春天

丙戌年的黑色之秋

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

熟食时代的茹毛饮血

温柔的毒杀

踮起脚尖也望不到的地方

初夏的野菜和浆果

乡村旧物志

旧码头

遍地瓜果

莫村上空的阳光

天无雨

在水中

早晨从柳来路开始

芳草在沼泽中

野菊花

刀锋下的快感

我是壮族人，是那种土生土长、用自己的母语生活、在壮族的泥巴里滚着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壮族人。而不是那种仅仅为了在各种考试中获得加5分或10分的好处或别的功利性目的而在档案上“民族”一栏里标注“壮族”两个汉字、一句壮语都不会说的壮族人。

我的母语当然就是壮语了，是原生态的母语。

壮族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民族。它是中国第一大少数民族，人口达到1700万。但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基本上不算少数民族。不错，它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是那种原生态的母语。一些地方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一些民族风俗，有些人至今还穿着民族服装。

但是，壮族被汉族同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壮族人在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方面，几乎跟汉族人无异。

除了语言，壮族和汉族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在很多地方，壮族人从服饰、居住环境、生活习性乃至民族心理，几乎已经全部被汉化了——至少在我的家乡这一带是这样的。

那么，壮族之所以还称为壮族，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明显标志大概就只有语言了。

本来，壮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在语言学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它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

虽然壮文古已有之，但所谓的壮文其实主要就是汉字的一些偏旁部首的变形、变体，叫作古壮字。古壮字产生于唐代，是由壮族一些受汉文化教育的文人（也包括巫师）借助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民间普遍使用的古壮字有4800多个。这些土俗字乍看就是一堆缺胳膊少腿的汉字，若不仔细看永远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犹如天书。但古壮字的构造方式，是借、仿、创三者结合，可以通过一些联想、想象揣摩出其大概的意思。所以，作为一个壮族人，只要经过一番点拨，立即就能将那些天书弄懂个八九不离十，基本上就是个识文断字的壮族人了。20世纪50年代壮文开始拉丁化，以前会壮文的那些人，一下就变成了文盲——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那些蚯蚓一样的拉丁字母他们是看不懂的。而专门学习的大门是不可能对所有人开放的。

对于一种语言的学习，在我的经验里觉得委实太难。我学会不标准的汉语是在高中毕业之后，说得磕磕巴巴的，而且还是汉语方言，即所谓的柳州话。我会说正宗的普通话是在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半年之后，说得算是比较流畅，以至于此后我基本上就操着这一口普通话进行所有的语言交际。而现在小学生基本都会说上的那么几句英语，我却十分犯难。英语所有的字母我都认识，但所有的英语句子我基本都听不懂。这样说来，我除了在学习普通话上略有天分，在语言上的才能实在是像我家乡的后山那样，十分贫瘠。

可也难说。我学习壮语的天赋确实是超常的。没有任何人手把手教我，我也自己学会了壮语，而且曾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壮文。

我曾经翻看过民间保存的一些壮欢（相当于山歌）、壮师（师公戏，壮族歌剧）的歌书。这些歌书全是古壮文，开始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但当唱欢、唱师公戏的师傅用壮语读那些文字的时候，我立即就基本弄懂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这些文字还是处于原生态，它的原汁原味实在是一种让喜欢它的人倍加喜欢、不喜欢的人倍加不喜欢的味道。

我说不上是不是喜欢它，但我为自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一种文字惊喜不已。因为这种文字竟然是我的母语。我为自己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自己母语的文字感到兴奋。

可惜这原生态过于原生态，它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这样的文字只存在于我遥远的乡村里寥寥可数的几户人家的箱底。当那些迷恋它的师公戏的师傅真正远行以后，它的命运就明白无误地摆在了那里。

幸好，这种原生态的存在并不仅仅依靠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文字。它存在的土壤要比文字宽广得多。至少它还在1700万壮族人中的多数人的口头上生生不息，一时还消失不了。P1－3

这是一部关于民族文化、民族记忆的散文集，也是我写作以来正式结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主要内容涉及我的民族——壮族。

说实在话，在城乡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民族文化同质化的现象日趋加剧的当今，对我们这些自小以地道的壮语作为母语的人来说，要在母语中死去，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的出生地是来宾市兴宾区三五乡军屯村。这里的人世代讲着地道的壮语。我自小就只会讲壮语。上学时，一到三年级都在村里的小学读，唯一的老师也是村里的人。除了读课文时老师会用他那带壮语口音的本地官话朗读，讲解时都是用壮语。四、五年级和初中是在离村三里路的分界街上的大队校读。一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能用稍微流利的汉语与人进行交流。只有到高中时，同学中有不少讲客家方言的，没办法再用壮语跟他们交流，只好硬着头皮用本地官话跟他们交流。这样，高中两年，我的汉语总算达到了勉强可以运用的程度。

此后，我在外奔波数十年，用的当然都是汉语。对于我来说，汉语其实已经悄然变成了另一种“母语”。因此，每当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虽然发觉母语依然亲切，但一些词语在我这里竟一时说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说，跟村里人交流时就常常卡壳——我的母语表达开始磕磕巴巴了。我带妻子回家，妻子对家里的侄儿、侄女们说话，开始时用的是来宾本地官话。但很奇怪的是，侄儿、侄女们似乎并不理会她。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他们爱答不理，而是他们根本听不懂本地官话。

我觉得奇怪了，他们是读过初中的，有的甚至是高中生，怎么连官话都听不懂？后来我才弄明白，家乡的学校推广汉语普通话是不遗余力的，那些老师都用普通话进行授课。这样一来，我的侄儿、侄女们在母语的环境之中还学会了普通话，而本地曾经很流行的来宾官话，他们则再也没有机会学习了。

这让我觉得很惊奇。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在我的家乡，会说电视广播里的话——普通话，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倒是本地官话，母语中有一些词跟它们的某些词发音很接近，这样的语言是我母语的近邻，侄儿、侄女们应该是懂的。普通话则是居庙堂之高的真正的官话，处江湖之远的壮语自是高攀不上——可是，侄儿、侄女们偏偏就“高攀”上了，反而将自己的“近邻”抛得远远的了。

这是拙作《在母语中死去》发表若干年之后的事情。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文学了，相对于村上的同龄人，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读书。我父亲为我开蒙很早，所以我很早就识字。还没上学，我就搜罗家里和村上人家的书来看了，磕磕巴巴的，也能将那些书看个大概。后来上学后，字识得多了，就有了自己写一些什么的冲动。其实不知道写什么，就盼着作文课，等老师的题目。常常是，老师作文题一布置下来，我立即笔走龙蛇，一堂课就写完了。由于我的识字量和词汇量比同学们要大，我的作文几乎都是班上的范文。写作文对我来说一点困难也没有。我的作文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在班上甚至在全校都得到老师的肯定，但在那个阶段，我也就是仅仅爱好写作而已，只是将自己从书本中拣来的一些美词好句硬塞进那些文章中，使那些文章显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样子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在我们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可以说是我们心中的最高殿堂。谁能在文学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那就是人人仰慕的“才子”，得到世人极大的尊重。骨子里的喜好加上这种氛围的熏陶，使我也有了当一名作家的想法。1981年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接触的面广了，也能看到一些文学刊物了，就开始试着进行一些创作。这样，我1982年就开始在当时柳州地区的文学刊物《百花》上发表作品了。1983年，我的散文就已经在《广西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这些作品的发表，改变了我的命运。厂里的有关领导因此将我从子弟学校调到宣传部门工作。工作的变动让我的创作更加积极了，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作品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越来越多地登上了一些省级报刊。

但由于才气、积累的不足和毅力的欠缺，加之生活的诸多不如意和文学吸引力的消退，1994年之后至2l世纪初，我竟然再没写过一个字！

时间进入21世纪初，我的生活、工作终于稳定下来，尤其是从柳州南迁至来宾之后，人近中年的我觉得自己生活层面上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毕竟温饱问题解决了嘛。那么，就需要解决精神层面上的问题了。这样，我重新拿起笔。开始是写小说，写了几篇小说之后，觉得脑子里有一些东西不是小说能够表达的，这样，我就宕开一笔，将长期萦绕在脑子里的一些想法记下来。我是地道的壮族人，我对自己的母语虽然没有刻意观察，但多年游离于母语之外的我却对母语在新时代中的遭遇有了很多不自觉的思考，这些不自觉的思考让我记录了下来。作为一个写作者，一旦进入写作状态，那些平日的不自觉就变成了自觉的行为。在记录的过程中，我在对壮语的思考过程中产生的那些独特感受就渐渐被梳理出来了。这就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在母语中死去》。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正由于这个“宕开一笔”，促成了后来的民族文化系列散文的写作。

由于有了《在母语中死去》的写作经验，我学会了在生活的沉淀中寻找可以激发写作灵感的东西。这样，我才发觉自己生活的沉淀竟然是一个富矿。多年来盘桓在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原来就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文学素材。这样，通过挖掘自己的记忆，我竟然写出了《喑哑时光里的枯涩吟唱》《花婆的春天》《捡金记》等篇章。

回想起来，其实这些文字，都是来源于我对母语的记忆。民族记忆和人生阅历是我的散文题材的主要来源，在挖掘、把握和表述民族文化血脉方面，我进行了一些独特的探索。之所以写出这一系列散文，完全是由我骨子里流淌的壮民族的血液决定的。我出生、成长的地区是桂中壮族聚居区，自小受壮民族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不是外力的驱使，而是从里到外的一种浸润。这种浸润，让我直到初中毕业还不怎么会说壮语以外的语言——这种状况对我后天改用汉语写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但它也为我在今后的写作中提供了很多养分。因此，这种影响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挪移也无法置换的。当我在非母语环境中疲于奔命、经常徒劳而返的时候，能够救赎我的，就是骨子里的血脉。这是一种宿命。因此，当我人到中年，开始进入散文写作年龄的时候，我的笔不由自主地会转向我的胞衣之地——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和沉静，才能找到我写作的丰饶沃土。我以为，一个人的故乡（不是那种名义上的，是那种你在这里出生、成长的意义上的）是你的宿命，决定了你骨子里当初流淌的血液的成分，是后天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的。命既如此，那么，派生出来的写作又怎么可能摆脱她的影响？因此，壮族文化对我的影响是先天的、理所当然的、无可改变的，是从骨子里到外表的一种浸透。

而如今，母语于我，已经有些疏离了。幸而我的父亲现在跟我一起生活，他虽然会说本地官话，也会说普通话，但我跟他的交流，只用母语。这样，我的母语在前些年跟我若即若离之后，重新回归了。我的母语在我这里，重新得到了焕发。

但我知道，我在《在母语中死去》中所憧憬的能够在母语的包围中死去的那种情景，只能是一种理想罢了。我的侄儿、侄女们现在已经离开故土，开始介入城市生活了。侄儿、侄女们在城市里，除了小部分时间跟家人、跟同乡用母语交流，大部分的时间是必须用普通话的。而我的儿子，自小就跟我的母语不搭界。他宁愿去学外语，也不愿学壮语——其实我也没心思教他，就是教，没有了语境，他又怎么能学得会？

所以，当若干年之后，我将死之时，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在母语中死去的。

因此，我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在母语中死去。《在母语中死去》其实是我的一种自我安慰，是对自己某种人生愿望的婉转表达。

这本书有幸被列入广西2014—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这种扶持，对于一个三心二意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在这样的压力兼动力的推动下，这本书终于得以杀青。

本书的主要篇什大都在《广西文学》上刊出过。在此十分感谢广西文学编辑部诸位老师以及第一个对我的散文给予了充分肯定的罗传洲先生。尤其要感谢的是韦露女士，我在该刊发表的散文几乎都是她精心编辑的，可以说她是我在《广西文学》的“御用编辑”，同时还要感谢众多对我提供了许多帮助的老师、朋友、兄弟姐妹。谢谢你们一路上给予我的关照和支持，谢谢你们一路上的相陪！

2015年11月于红水河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