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有一·二九大楼、旭日楼，旭日楼旁边还有个胜利楼（后来拆掉，建了逸夫楼）。一·二九大楼原本是一所日本人的中学，旁边都是农田。现在学校大门进来所见的那些行道树，就是那个时候栽种的。操场是有的，后来学一楼、学二楼、学三楼等学生宿舍也建起来了。我们住过一段时间的胜利楼，后来学一楼造好了，我们就搬进了学一楼。学一楼本来在大礼堂旁边，现在已经被拆掉，建起了海洋楼。
当时虽然办学条件艰苦，但对学生的培养还是十分严格的，同学们的学习也很刻苦。那时读的专业课内容，现在看看是很简要，所开设的课程也都比较简单。没有课本，都是老师自己找一些苏联的教材，再参考一下英美的书，然后编写讲义发给同学们阅读学习。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课的实验条件，基本上全靠老师课堂上讲授。学生可以去机械实习工厂实习，有测量实习，但没有市政工程方面的实习。现在同济给排水专业的实验室，都是我们毕业留校后自己设计、建造起来的。
严格来说，大学阶段给我打下了很好的数理化、力学基础，包括高等数学、物理、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等。因为是土木系，这些都是基础课。作为专业上的事情，是老师们把我领入门。现在来看，那些知识其实还是比较简要的，要想真正学懂、吃透，就要靠自身努力了。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有名望的大学有两个要素至关重要：一是有好的老师，二是有好的校风和严格的人才培养。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当时大学的培养和训练都比较严格、规范，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老师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我觉得太重要了。有幸遇到学养深厚的老师，得其言传、身教，那真是人生之最大幸事，让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比如，当时我们都要上实验课，操作十分严格，有具体明确的实验要求。每个人做完实验后，必须将操作台、实验器具等重归原位，包括清洗玻璃瓶，清洗后还要接受老师的检查，将瓶子倒置，水流得干干净净、不留水渍才算合格。做实验，只有按照严格的规范要求才能做得出来，而且每次做实验，数据肯定不一样，误差要在一定范围内。
交大和同济的老师一直告诫我们：工科是培养工程师的，脑海中必须要有“工程师”的概念，每个数字都有个精确度的问题。因此，工程师与财务人员对数字的理解不一样，工程数字一定要讲有效位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包括工程制图，图不可以乱画，一条线画下去，画错了不仅是钱的问题，可能工程就垮掉了；而且，并非材料用得越多，工程质量就越可靠，如果用得不对，即便材料多，工程也不一定牢靠。
我觉得好的大学、好的老师对我这些基础性的培养和训练，让我很是受用，后来我也是按照这些要求来教育、培养我的学生。我对学生们讲，我们不要轻易称自己是科学家，我们是工程师，把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转变成实际可用的、工程上可以实践的东西，是我们工科学生应该做到的。我看这个也是同济大学培养人才的一个特色。国家需要拔尖的科学家，更需要大量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同济环境工程、给排水专业毕业的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了大量动手实践的锻炼，他们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上手快，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这正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
我在大学期间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最感有幸的是碰到了许多好老师，其中有几位对我的成长和发展影响深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真是受益终身。当时最有名气的老师都要给本科生上课，那时老师们的科研不多，主业就是“授课”。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是教我们理论力学的徐芝纶老师。他曾是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的院长、交大水利系的教授。听好老师的课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听不好的老师的课就像一首催眠曲。上徐老师的课，我们同学都争着、抢着坐在教室前排座位，听得津津有味，思想绝对不会开小差，那绝对是最愉悦的体验。徐老师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听完他的课再去看书，一些概念、知识点就非常明了。所以后来我悟出来，真正有水平的好老师，就是很善于把复杂难懂的问题，用十分简练的语言讲述清楚。现在看起来，要想跟学生讲个透彻明白，自己首先必须真懂，如果不是自己真懂，那就只能是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自然也就激发不了学生的兴致。
对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当助教，助教必须为学生课外答疑。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学生对某个问题不懂，于是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我明明知道他所讲的不对，但就是不知如何去说服他。后来我琢磨出来，这只能说明我自己还没有学透、没有真懂。如果一个老师将某个概念、原理真正吃透、彻底弄懂了，只要对方有一个大学基础，自然就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问题讲解清楚，让学生基本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后来我在这方面一直比较留意，这也是身为人师的基本功。
还有几位各有特色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其中一位是杨钦老师。他的讲课风格是跳跃式的——“拎一拎”，在听他的课之前必须先进行自学。如果自学过了再听他的课，会觉得很有意思，他所讲的内容对学生很有启发。但如果没有自学过，同学们会直接感觉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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