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温州。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重要领导者之一，堪称二十世纪文化大师。

《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是作者抗战期间为抢救我国版本古籍而四处寻访间，致张寿镛、赵景深、张元济、唐弢等诸先生的书信。这些书信很好地保存并见证了抗战间文化学人为抢救我国文化精粹而付出的诸般努力和经历的各种艰辛。

抗战期间，郑振铎蛰居孤岛。他冒着生命危险居留险境，在日寇的魔爪之下，抢救民族珍贵古籍文献。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市面流出大量珍贵文物，郑振铎在“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协助下，抢救流散国宝。闻名遐迩的《伯远帖》和《中秋帖》因此得以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陈福康编著的《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收录了与这些历史有关的郑振铎书信、日记等文献，鲜活呈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战士情怀。

抢救民族文献的珍贵文献(陈福康)

书信

木音致张寿镛(咏霓)

致蒋复璁(慰堂)

致徐文垌(伯郊)

报告

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书

日记

求书日录

抢救民族文献的珍贵文献

陈福康

郑振铎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其中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挺身而出，发起并联合上海几位爱国老学者(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等先生)，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陈立夫、朱家骅先生)、中央图书馆(蒋复璁先生)及文献专家(徐森玉先生)等密切合作，在日本侵略劫火下秘密抢救和保全了一大批民族文献、珍贵古籍。这一“地下工作”本来人们所知不多，所幸在蒋复璁、张寿镛等先生分别精心呵护下，当年郑先生与张寿镛先生，郑先生与有关当局、中央图书馆之间的关于抢救图书的秘密往来的一批信函、报告、书目、账单等原始文件保存了下来(现正珍藏于海峡两岸的图书馆)，而通过对这些原始文件的研读，可以使我们后人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重大史实。毫无疑问，这些珍贵的书信、文件现在也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了。

关于这批文献，此前已经整理公布过一些，主要发表在两本学术刊物上，和出版了两本书：

一、《馆史史料选辑·古籍收购与集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发表于1983年该馆馆刊新十六卷第一期《五十周年馆庆特刊》。其中公布了郑先生起草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九份工作报告等。

二、《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署刘哲民编，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六十九封信(按，数目未必准确)等。

三、《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署刘哲民、陈政文编，1992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七十封信(按，数目未必准确)等。

四、《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沈津整理，连载发表于2001年北京《文献》杂志第三、四期和2002年第一期。收有郑振铎致蒋复璁三十八封信及电文。

既然此前已经有人整理发表过这些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整理出版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三十多年前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刊，一般大陆读者是看不到的；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那两本书，也早已买不到了；十多年前的《文献》杂志，现在也不易寻找。而且，这些已公布的文献如果不汇编在一起，也不利于读者和研究者。二、更重要的原因，是上述这些公布的文本，主要是后三种，存在着大量的整理编辑的错讹，而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都未必看得出来。长期以讹传讹，实在也是对不起郑先生等前辈的。借用刘哲民的话来说，简直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得不举出事实来。这样，持有这些书刊文本的读者和研究者，在使用时也可以提高警惕。

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五十周年馆庆特刊》公布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九份工作报告，由于我们没有原件的复印件，无法重作校对，主要只是在阅读中发现和纠正了一些错别字。例如人名“鲍菜顾”，改正为“鲍菉饮”；“徐勃”，改正为“徐勃”；“吴兔庥”，改正为“吴兔床”。再如书名“南需文定”，改正为“南雷文定”；“钱氏水云集”，改正为“钟氏水云集”；“种氏四钟”，改正为“钟氏四种”；“天经或间”，改正为“天经或问”。等等。

其他三种文本则存在更多的问题。刘哲民，是可以写入现代出版史的人物(刘是建国前后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他对出版郑先生书信做出的贡献应该肯定。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和《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这两本书中，在编辑、系年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又全部被带进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里去了，这对后世研究郑振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误导作用。P1-3